梁长江：敬重女性是回归人性的必由之路

　　作者按：今天是国际妇女节，我再次推送这篇文章，献给广大的女性同胞！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是人类最优秀的女性，她们是中华文明的肇始者和呵护者。而中华文明又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她历经五千多年从未中断，她既然能从远古走到现在，那么她也必将从现在走向永远的未来！

　　关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但在学理上，关于女性的价值和尊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几个世纪里，也没有几个人正真搞懂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就此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学说。但是我认为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最深、做得最好，那就是毛泽东主席!

　　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亲自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不调戏妇女”，这在中外军队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他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把“调戏妇女”作为一条明确的禁令，有些甚至把妇女当成军队的“慰问品”，如“劳军”、“慰安妇”、“军妓”等等。建国后，还没有来得及社会主义改造，就立即取缔妓院，收容妓女，对她们进行教育、培训、安排工作，使她们很快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有了光明正大的工作，使她们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这整个过程在当时是那样的迅速、彻底，仿佛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反观今天没完没了的扫黄行动，不断的扫黄场景，将“涉黄女子”当成“坏人”抓捕、曝光。两相对比，完全是两重天地，两重境界!稍有人性关怀的人，不得不敬佩毛主席尊重妇女、关爱妇女的伟大情怀!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一再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明确指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毛主席的思维是非常缜密的，这段话是一个整体，拆开了说就会产生歧义。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对这段话掐头去尾，就说“男女都一样”这一句，这样给人一个错觉，以为那个时代无视性别、缺乏人情味。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叫“照相”什么的相声，就属于这种无理取闹。无视性别的差异怎么会有男女平等的问题呢?毛主席的这段话意谓声长，它表明那是一个移风易俗的伟大时代，是中国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时代!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主席写于1957年、1958年正式发表的一首词，当代的年轻人应该好好地读一读这首词，她是表达爱情的巅峰之作。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少不了爱情故事，但很少有接近爱情的本质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一个版本(就是公主和王子相继跳下悬崖的那个)比较接近爱情本质。这个剧表明真正的爱情在彼岸，现实中很难得到，要想得到，可以，必须用生命去换！但它相对于主席的这首词相差极远。“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寄托啊！惟有最伟大的孤行者才有这样的情感体验，也惟有这种情感，才能支撑一位孤行者走完最后的里程！因为爱，能够献出生命；而因为爱，能够忍受世间的一切苦难，想一想，哪一个更加接近爱情的本质?

　　据说章士钊读完这首词后，曾当面问毛主席，一般赞美女子取“娇”字而非“骄”字，毛主席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娇”和“骄”用在女人身上体现着完全不同的女性观，用“娇”字，就是将女人看成是被宠爱、被呵护的对象，用莎士比亚的话就是“女人啊!你名字为什么叫脆弱?”这显然是男权思想的观念；用“骄”字形容女子则是另一重境界，女子是傲然挺立、令人敬重的对象！这里显示出毛主席深刻的人文思想、女性观念。

　　为什么要尊重妇女?或者说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细究起来，还真有点困难，它远不是文化修养、道德修养那么简单。

　　女性的价值和尊严是与人性相关的，女性的价值和尊严也就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次高杨人性、崇尚自由的启蒙运动，但是启蒙不等于解放，人性的觉醒不等于自由。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尽管人们将自己自诩为万物的灵长、上帝的杰作，但现实中的人们还是为着基本的生存忙碌着，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在人与人之间依然是适用的，人过着几乎和动物一样的生活，仅仅是高级动物而已。理想中的人性与现实是冲突的。人性中美妙的光环被金钱剥离得干干净净，高于神性的人性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对金钱的欲望，用莎士比亚的话就是“金子!闪闪发亮的金子!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就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人的价值被金钱所判定，人性被现实的物质关系所钳制，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是空想。所以文艺复兴以后的文艺作品在表现女性时往往是悲凄的情节、伤感的情怀、抑郁的表情，人们反而对蒙娜丽莎的微笑难以理解。因为现实是冷酷的，很难找到微笑的客观普遍的依据，所以对蒙娜丽莎的微笑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蒙娜丽莎的微笑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理想。但现实中的人性是被扭曲的，女性不仅没有悠然的微笑，而且她们的价值和尊严也受到摧残和践踏，这在毛泽东时代的前后两个时期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诠释，因为它涉及到根本的人性，而对于人性，至今还没有一个有巍立不倒的阐明。

　　康德是对人的理解较为深刻的思想家，他把人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将人归结为自由的道德本体。在他看来人不像自然物那样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他只服从自己给自己颁布的道德律，而自然物和自然规律只是人利用的对象和手段，所以人是自由的本体。关于自由，康德说“我把自由从宇宙论上理解为从自身肇始一种状态的能力”。这就是说自由是整个宇宙的终极原因，自由能开启一个因果链条，但它本身没有原因。人是自由的本体，意味着人相对于自然物质具有独立性，他不受自物质条件的制约，只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自律，自然的物质条件只是利用的手段，而不能规定人的意志。人是世界的主宰并不是说他比世界万物高级，而是说他不受自然规律的驱使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作为世界的最高存在关键在于他是道德自律的本体。康德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它直接捍卫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我们研究人尤其是探寻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必经之地。但是康德不能回答人作为本体是如何形成的，他认为这个本体和物自体一样是不可认识的。但是不可认识不等于不可思维，康德也没有进一步思考人这个本体。物自体作为世界的本体没有开始和终结，是不能把握的，但人作为本体是有开始的，康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没有进一步考察人作为本体是如何可能的。而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是一句空话。

　　康德之后，黑格尔将人性归结为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将人抽象地规定为具有类本质的感性实体，其实他们的思想深度反倒不如康德。

　　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和人的产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人的价值和尊严，以至于人们对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思想做了片面的理解，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实践中的能动主体。于是把人看成是现实中的人，各种关系中具体的人。从现实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这样理解人是对的，但是人不是一般自然物，他是区别于一切自然物的本体性存在。人是后来的产生物，但人一旦产生就有自己的必然性，有着不为自然规律所左右的必然性，因此，人也不是一种“事物”，他是在一切事物中能够显示自己本质的东西。所以人应该有自己的绝对本质。如果人没有绝对本质，整个人类的历史拿什么去做参照?人如何能够判定哪些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腐朽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人类历史，但这是现实的物质规律，属于科学的范畴。人不局限于此，现实中的人遇到矛盾时总会问：人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人性的绝对参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很难理解和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就必须有人性这个前提。否则人们就会问，人类为什么要追求解放?回答自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问题是受物质规律制约的人们能否找到或者确立正义的人性，从而达到追求解放的自觉。如果正义的人性不能确立为绝对的参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未必能够达到人类解放。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始终是一个物质的运动规律，物质规律本身并不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有当它被人们利用时，人的价值和尊严才显现出来。如果像生物界一样，将人规定为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系列，无疑是 “最科学”的，是最符合物质规律的，但这就彻底否弃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有一个人性的绝对坐标，这一矛盾运动才会朝着人类解放的方向发展。

　　那么人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单靠分析是得不出结论的，必须追溯人的起源，即从人如何成为了人的过程中找出人的最深刻的本质。

　　毫无疑问，是劳动创造了人，关键是如何理解劳动。首先必须将人劳动与动物性的活动区别开来。狩猎或采集果实是纯粹动物性的活动，类人猿是动物中的最高等级，这时它们能够使用简单的工具，如果它们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猎杀动物或者采集果实，那它们依然是动物性的活动而不能称其为劳动，这时候的类人猿还是动物，而不是人。因为他们猎杀的动物或采集的果实是纯粹的自然物，与动物猎食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如果它们将果实的内核或者籽埋在土里，经过一段时间后长出更多的果实，或者将掳来的小动物养大了再宰杀，甚至让它们生出小崽圈养起来，这样的活动就是人的劳动了，因为这样的活动(劳动)所获得的东西更多，这里的“更多”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得到的东西比纯粹自然提供的多得多。比如采来一粒果子，它就是一粒果子，如果把它吃掉，这就是简单的动物行为。如果将它埋在土里，让它生根发芽，长出苗，结成果，所得到的果子就不是一粒了，而是要多出很多倍。这样的种植果实的活动相对于单纯的采集果实来说，发生了重大的质变，它开启了人类的纪元。因为这样的活动标志着人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利用自然规律的主体，而动物始终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客体。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规律，能够生产出比自然提供高出很多的生活资料，于是人就不再受自然的约束了，成为自然中自由的存在者，成为面对自然的主体。这就是人作为人尊严之所在。

　　“更多”另一层含义就是，生产的东西超出了劳动者本人的必需，能够满足更多人的生存需要。这一点可以用剩余产品来理解，但与剩余价值完全不同。剩余价值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失去了自由创造的可能，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者被迫生产出来的。而这里的更多的生活资料(或剩余产品)是人们自由地生产出来的。从必要的生存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不做这样的生产，而从事这样的生产纯粹出于非功利性的自由创造，可以说是一种娱乐活动。因而最初的人们在社会中也是自由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由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本人的生存必需，而是能够满足别人的生存必需，这就是说人类的本质一开始就是利他的。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质之所在，这就是人的绝对本质。纯粹利己的活动属于动物性的活动，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使动物变成人，只有劳动才使动物变成了人，而劳动一开始就是利他的自由创造性的活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动使动物变成了人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尽管原始人利用自然规律的水平十分低下，但这种生存方式在人类历史中具有绝对的意义，无论人类走多么远，它总是最有效的。因为这种方式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物质，完全是以自然的方式生长出来的;它也没有消耗自然物质，因为“更多”的东西是利用自然规律产生出来的。按照这样的方式，人类具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从纵向来说，这种方式具有无限的可重复性，横向来看，自然规律的数量、层次是无限多样的，可以无限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未必比原始人更聪明。现代科技很多只是利用了自然物质的一些属性，消耗自然物质的构成，并没有从原理上利用自然规律，这就使得自然物质用一点就少一点。虽然是能量守恒、物质不灭，但人类生存的空间总是有限，这就决定人类可利用的物质是有限的，由此决定了现代科技是不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使动物变成了人的劳动虽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它的产生是极其偶然的。不能把它看成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从自然的角度，无论怎么看，都找不到产生人类劳动的必然性，它恰恰是由于一些非自然的偶然事件所导致的;也不能从人生存的需要去考察，不能说因为自然物质不能满足生存需要了，才产生了人类的劳动，劳动的产生是“非必需”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人类产生之前的“生活”情景。

　　在类人猿时期，它们主要以猎杀动物或采集果实为生，除了自身的生存之外，必然就有一个繁衍后代的问题。弱小的生命体不可能随“父母”不停地奔袭，总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因居住地周围的动物和果实被猎杀和采集而逐渐减少，它们就不得不扩大狩猎和采集的范围。于是身强力壮的猿每天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和采集果实，留下体弱的猿照看幼小的猿，防止它们被其它的动物吃掉。照看幼小猿的最有可能的是刚生了小猿的雌性猿，这就必须有一个或者几个与这个雌性猿相对“亲近”的雄性猿，每天负责给它们带回食物。

　　雄性的猿回到居住地时，除了带来作为食物的东西之外，偶尔带回来一两只特别幼小的活的动物，因为太小不能作为食物，只是带回来“玩耍”。于是雌性猿就将它们喂养起来，便从周围采集一些嫩苗小心翼翼的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大多数活不了几天就死掉了，但也有少量的小动物竟然活了下来，这自然让雌性猿非常高兴，小动物长得很大也舍不得杀掉，一直养着。更让雌性猿高兴的是，小动物长大后居然产出了卵或生出小崽!卵又孵出了小动物，小崽长大后又生了小崽，这样雌性猿喂养的动物就越来越多，这些被喂养的小动物有的跑掉了，有的被当成了食物。但从此雌性猿产生了喂养小动物的“爱好”，一些雄性猿为了满足雌性猿的这种“爱好”，狩猎时便有意地抓捕一些小动物，经常带回来让雌性猿喂养。

　　用来喂养小动物的嫩苗有些是原本就有的，有些是吃掉的果实中果仁掉在地里长出来的。为了让小动物有更多的嫩苗吃，雌性猿便将那些吃剩下果实的核撒到更大的土地里，于是长处很多嫩苗供小动物吃。这些小苗总有吃不完剩下的，剩下的小苗长到最后居然结出了果实，这些果实和采集来的果实一样可作食物。这样的过程重复若干次后，雌性猿便养成习惯，将那些吃剩下的果子的核或籽埋在地里，过一段时间便收获果实。如此这样，不断重复，不断扩大，收获的果实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原本是猎杀动物和采集果实为生的。但动物越杀越少，自然生长的果实又十分有限。于是逐渐地以种植的果实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一些无猎可狩的雄性猿便跟着雌性猿学习种植。狩猎和采集果实是由一些单纯的动作完成的，而种植是一个一个过程，雌性猿要想教会雄性猿种植，它首先要作经验的反思才能把种植的过程表述出来，才能教会雄性猿怎么做。这样语言和思维就产生了，猿已经完全成为人了，雄性猿成了男人，雌性猿成了女人，这时女人的思维能力和语言的丰富性远远超过男人。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母系社会就这样诞生了!这时候男人们从女人那里得到的不是果实，而是如何种植果实的方法，从狩猎到种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善于动物性搏击到对自然物生长规律的认识，这实际上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跨越。这时候的社会没有权力，母系社会中女人不是权力的执掌者，而是理性的启蒙者，男人对女人的服从不是权力上的服从，而是对于理性的膜拜和敬仰。

　　这种种植果实的劳动不仅产生了人类理性，同时也产生了人类情感。当人们看到自己种下的种子长出了苗、结出了果实的时候，在欣喜的同时，必定是对这种劳动的发明者——女人充满敬重的;另一方面，由于男人也参与了种植的劳动，种植的规模必然不断扩大，男人在力气上毕竟要比女人大得多，他们在开垦土地上能力又令女人们惊赞、敬佩。由于种植是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利用自然物质，它具有无限的可重复性。依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认为这样生存方式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持续下去。因此人们对于自然，对于自身的自由创造充满了愉快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原始社会里没有权力、没有功利，联结人与人间关系的只有情感。

　　决定人的本质的劳动就这样产生了，尽管它是偶然地产生的，但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这就是人之所以被视作本体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本体出发，人的一切问题诸如理性、情感、道德、价值、尊严都很好解释了。

　　在这个人类的起源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可以说，女性是人类文明的肇始者，只要从人性出发，就可以对女性充满敬意。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人们的剩余产品被剥夺，将人们又倒逼回到了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劳动的动物状态，人性被扭曲，女性的价值和尊严被摧毁了。但尽管如此，女性还是与男性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男性一般追求博弈的生存方式，这实际上是动物习性的残留，女性一般希望一种无害于他人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和平的生存方式。因此，现实中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敬重女性。敬重女性不是说被女性同化、把男人变成女人，而是敬重女性肇始的人类文明和无害于他人的生存理念，逐步清除自己身上的兽性残留，向着人性复归，追求和平。

　　和平是所有人的愿望，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政党、哪个国家，都不能与此背离，同时有了和平这个人性的绝对参照，谁是代表先进的，谁是代表落后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就很好判断了。社会体制的优劣最终是由人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