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论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持续关注、思考和争论的极为重大的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课题，又是当代中国始终绕不开的基本现实政治经济问题，而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认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最关根本重大决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全面、完整、准确地学习、研究和理解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分析探讨其资本主义论的形成和演进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总结吸取“和平演变”以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经验教训，坚持推进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资本主义论的形成和演进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研究是至关长远大局的重要问题，经历了从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彻底否定，亦即从主张消灭到主张“广大的发展”，再到主张彻底消灭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可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来逐步认识和理解。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英国国情的基础上研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旧中国，建党初期，陈独秀、王明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解，导致对中国革命目的、对象、革命性质以及发展阶段认识的模糊、混乱、甚至错误，以致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主张 。这种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把中国整个资产阶级当成革命对象，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纲领，没有从当时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没有科学区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直到党的二大时才有了改变，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极具创造性地科学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而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民主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既有参与的积极性，又有对内外强敌的妥协性，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就退出了革命阵营，致使党内许多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阻力，“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左”倾错误不仅主张反帝反封建，还要反资本主义，甚至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工厂”的激进政策。 这一政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疑虑和高度重视，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理论和政策：“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此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和抗战策略的转变，鼓励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得到切实执行，而且在政治上承认工商业资本家享有公民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这个问题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反复深入地阐明了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长期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广大的发展”的理论。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批评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已经开始较多地强调“节制”和“限制”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他还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 绝对不容许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中国继续存在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基本上延续了40年代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与此同时，随着政权的稳固、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和政治经济形势的逐步发展，我国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特别是资本家行贿、拉拢、腐化党和国家干部、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恶意竞争，甚至蓄意破坏等反革命罪恶行径，毛泽东随之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相应改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戒备和警惕，也必然逐渐增强。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的草稿上批示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可以视为毛泽东改进对新民主主义方针和对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信号。1953年，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批评那些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不主张立即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三大改造。

　　由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急过于彻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很快出现了吃饭难、穿衣难、行路难等问题。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对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不有所顾及和反思。1956年底，根据我国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竞争)，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从这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我国在资本主义未曾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后，市场和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肯定它一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二可以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三可以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这是毛泽东对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一种理性思考，也是对我国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搞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重要探索。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资本主义论

　　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针对这一新情况，1957年7月，毛泽东在南京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新形势，研究部署反右派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由于党内新出现“左”倾错误和人为破坏等情况，使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了平反。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在反右斗争的过程中，中断了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思考，使“新经济政策”未能在中国继续推行。但总的来说，由于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重大变化，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得不改变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策。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明确纠正了中共八大报告中所谓我国主要矛盾是社会需要增长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的论断。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再次出现“左”倾错误和人为破坏，使关于人民公社的规定中，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一两年后也变为公有，使生产关系继续发生变革，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趋于消灭。这个时期，党内进行了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探讨，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除。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还没有解决，人的改造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革命还任重而道远……考虑到适当的时候取消等级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等问题。实践中出现城乡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视为这种设想的尝试，试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加快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利尽快“过渡”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随后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领导干部瞎指挥、高指标和急于求成的新情况，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并且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三年困难的严酷现实。这对毛泽东的触动是很大的，他认识到党内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大问题。

　　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纠正“左”倾错误和人为破坏上。针对党内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错误理解以及工作中出现的诸多“左”的错误和人为破坏，1961年9月底，毛泽东亲自经过深入郑州、上海、武汉、成都等地调查研究和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并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要领导同志，建议人民公社继续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为生产队的基本政策。他说：“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7年应该醒过来了吧。”接着领导全党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和改进管理的措施，开辟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健康发展的正确路子。

　　其次，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正确认识和纠正“左”倾错误和人为破坏。1959年下半年毛泽东建议中央和全党领导干部，并带头组织小组，开展了一次认真读书活动，联系苏联经验教训和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系统研读了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修订版)，努力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由此，毛泽东全面系统地创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此后，随着国民经济管理和外交工作的广泛开展，国际国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和理论斗争复杂化和尖锐化，出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等 党内意见分歧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因反对“和平演变”与反修防修斗争而恶化，毛泽东头脑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弦紧绷了起来，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和恶感也日益强烈。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也逐步升级，提出“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理论，直至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一切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沾边的事物都要进行继续革命。

　　二、对资本主义论的丰富和发展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轨迹的梳理和考察，可知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斗争形势出发对资本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毛泽东资本主义论基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资本主义论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再从肯定到否定的演进，有着深厚的我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原因，并且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建党之初对资本主义的完全否定，到40年代的基本肯定并主张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其间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艰难曲折，在党内也经历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的失败和王明“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理论根源，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抱本本主义态度，忽视和脱离本国国情，没有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是坚持“二次革命论”者，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从而纵容和鼓励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共反革命气焰，导致了大革命的惨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则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做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时期，急于社会主义革命，既反帝反封建，又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一系列打击工商业的“左”的经济政策，实行“关门主义”，白白丧失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几乎断送了中共、红军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正是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在总结“左”的和右的错误及其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并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有一个“广大的发展”;注意团结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间阶层，同他们合作共事，一起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极具特点、极有创造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对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又如，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毛泽东逐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主张。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毛泽东的理论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其实不然。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毛泽东资本主义论已经从原来主张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到“一定的发展”，再到“限制、利用、改造”的发展变化。他重申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问题，并侧重强调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和“赎买”。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道：“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说明这时随着国内阶级斗争、革命阶段和任务完成情况，毛泽东已经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来看待，考虑积极转化的政策措施了。建国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随着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奇迹的创造，毛泽东产生了趁热打铁，创造更大奇迹、争取更大胜利、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封锁中国，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我国实行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于我国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苏联是不赞同的，并且讥讽我们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的调情政策”。加上50年代初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许多不法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五毒”行为和抵抗性、攻击性、破坏性罪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领导全党和国家提前采取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步骤。1955年，毛泽东进一步及时提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瓦解”，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于是就有了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在合作化高潮推动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发展。

　　(二)毛泽东资本主义论基于我国国情的发展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主张，鼓励、发展、利用的理论，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为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基础。对于毛泽东肯定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统战策略上的考虑;也有的论者认为那不过是毛泽东采取的一种暂时的、为了进攻而临时退却的缓兵之计。其实，以上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和有失偏颇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依据，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当时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估计是，现代性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提出要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政治经济政策。毛泽东在阐述他的这一理论时，反复强调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曾经批评那种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反复强调：“要发展中国的落后经济，必须利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如果没有广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废墟上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能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毛泽东正是从中国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提出在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课题，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建立国际国内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废止国民党一党专制，从政治上也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以便孤立和最后战胜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蒋介石反动政府。但决不能由此认定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政治权宜之计。

　　三、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

　　考察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走过的历程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发展轨迹，使我们认识到，当按照毛泽东的正确理论，认识和看待资本主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就能够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反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和损害。例如四十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奇迹的创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实现，都与依据毛泽东资本主义论，能够制定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始终坚持与“左”的和右的错误作不调和的斗争，密切相关。而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左”的和右的的偏差和失误，都是由于在认识和政策上出现了错误。这些“左”的和右的错误和偏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危害，这一经验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随着我国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根据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明确提出，标志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行，标志着我国史无前例的有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个从前者转入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在过渡时期，要使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建立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具体过程。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提出了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虽然明确规定了任务，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不够明确的。

　　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历史的发展也把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到了我们党的面前。这就是：第一，从生产力方面分析，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但是我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比当时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而且许多重工业部门，也没有建立起来。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从生产关系方面分析，在建国头三年，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政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十分尖锐，在斗争中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后、阻碍和反动的一面。这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历史地必然地提到该着手解决的日程上来了。

　　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设想。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条总路线。后经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和党内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由党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宣传热潮。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改造，可以用剥夺的办法把它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而剥夺的方法又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没收，像原苏联那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无偿地没收;另一种是赎买，采取有偿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赎买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情况，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

　　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表示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有十个大城市的中共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会上，毛泽东指定李维汉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李维汉的报告起草出来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定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这样，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明确起来了，而且从理论和政策的结合上，有力地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较短的时期内全面完成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注：本文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