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连载之四

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连载之四

第二章 家庭沧伤

　　玉兰的祖上来自何方？曾做过什么事？我采访的答案是：她的祖上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连续12代都是农民，可谓世代务农。

　　我在整理玉兰保存的照片时，发现一张背面有她亲笔写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的远景照片。只见在一片高低不平的山村中，有棵三四房高的大槐树，周围圈着栏杆。据有关资料介绍，这棵树坐落在洪洞县城以北，因树干粗大，枝繁叶茂，老鸹即乌鸦多在此树上垒窝，又称老鸹窝。这里的人们，只要提及大槐树或老鸹窝，童叟皆知。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朝廷多次“皇诏”山西“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的民众，移徙于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尔时，洪地殷繁，每有移其民必舆而实，以大槐树处为荟萃之所”。这样，临西县先民，多称其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东留善固的吕氏家族先人，也是如此。早就知道这一情况的玉兰，便把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

　　年近七旬的东留善固吕氏长辈吕天斌，向我详细介绍了吕氏祖上的往事。这个村现有470余户，吕姓是第二大姓，约百余户。吕氏先祖在明朝从山西迁来后，先是在村东三里地的张三寨村居住，后来又分出一支到这里。他拿出家谱给我看。只见这张名为“吕氏宗亲排列表”上，第一代祖先叫吕才桂，玉兰的祖父吕泽福为第十一代，父亲吕天聪为第十二代。

　　“玉兰家的祖上，都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当官的？经商的？”我问。“这十二代人，没有一个为官的，也没有一个经商的，都是本村农民，而且老实巴交。”吕天斌肯定地说。

　　据了解，玉兰的祖上前几代都是贫苦农民。到祖父吕泽福这代，由于单传，家庭负担较轻，渐渐殷实起来。但不久由于战乱和家庭成员变故，主要是大伯父被国民党军队杀害，祖父吕泽福和三伯父也被一些人报私仇杀害，二伯父病死，家道又衰落下来。1948年土改时，玉兰祖母的成份被划为富农，玉兰父亲的成份则被划为中农。

　　关于玉兰的祖母王爱劳，村上的老人告诉我，她娘家是西留善固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她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为人仁慈厚道，从来没有同街坊邻居们红过脸。晚年，她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多年，1970年病逝，享年89岁。

　　玉兰的父亲吕天聪1923年生，因排行老四，辈份又大，村上人就称他为“四哥”、“四叔”或“四爷”。他大高个、宽肩膀、硬腰板，一双眼睛又大又亮，为人厚道，性格耿直，做事爽快，爱说爱笑。好多地方，从长相、个头到性格脾气，玉兰都挺像她的父亲。

　　玉兰曾这样同我说起她父亲坚定而又乐观的性格，以及所遭受的生活磨难：“别看俺爹腰板那么直，整天还有说有笑的，其实他这一辈子，遇到过多少天灾人祸，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早先，还在爹十几岁的光景，爷爷和几个大爷，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在荒乱年月被人用枪打死或得病而死。一大家子20多口人，只剩下他一个男子汉，你说惨不惨！几十年来，他上有老，下有小，奶奶和娘又常年有病，都是裹着小脚的家庭妇女，孩子中又没有男的，家里家外，全凭他一个人撑持，日子过得真难呀！要不是他性格开朗，啥事还想得开，恐怕早顶不住了。

　　凡是同玉兰父亲熟悉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就拿在抗战中来说，他一直是村里的民兵，总是主动交公粮、抬担架，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保护八路军战士。

　　1939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在冀南邱县香城固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一个范例。那天傍晚，玉兰父亲和乡亲吕天佩从香城固战场上，秘密抬回一名八路军伤员，放在了自己家里的土坑上。

　　玉兰母亲赶忙端来一碗开水，一边吹气，一边用小勺细心地喂着。父亲又端来一盆热水，用毛巾为战士擦洗身上的血迹和泥土。他们发现，战士右手指上还套着九根手榴弹的弦，不禁啧啧赞叹：“这小兄弟打仗真勇敢！”“听说他才20岁，是南方人。”

　　玉兰父亲又对母亲说：“他一天没吃东西了，快去做点饭。”母亲赶忙向邻居借了两个鸡蛋，卧在锅里。

　　村干部杨宗振、吕廷伟闻讯赶来，进屋就问：“战士的伤咋样？”“伤的太厉害了，抬来就昏迷不醒，肚子一个劲地往外流血！” 玉兰父亲心情沉痛地说，“小兄弟怕不行了，快想想办法吧！”“唉！”杨宗振长长地叹了口气，抱头蹲在地上，“咱们村没医生，也没药，有啥办法？”

　　玉兰母亲端着卧鸡蛋，走进来喂伤员。他只喝了两口汤水，一口鸡蛋咬在嘴里，始终没咽下去。

　　这位战士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任凭呼唤，一直没有睁开眼睛。黎明时分，终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大家默默地流着泪水，趁着黎明前的夜幕，悄悄地把战士埋在了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里。

　　后来，每到清明节，玉兰父亲和乡亲们都要到这位战士的坟上，培土烧纸，寄托哀思。1966年春，村党支部又把这位无名烈士的遗骨，从村中移到村北树林里。用玉兰的话来说就是：“在村北那片景色最美好、空气最新鲜、环境最安静、林木最茂盛的果园里，让他春天看花、夏天乘凉、秋天吃果、冬天安息，看着荒滩变绿洲，看着沙岗变良田。”

　　在合作化运动中，玉兰父亲总是主动把家里的牛和农具，给集体使用。他为人大方，手里有点余钱，第一个用处就是制买新式农具，不仅为了自己使用方便，而且乐意地借给乡亲们使用。由于他会饲养牲口，工作又认真，合作社和生产队先后让他当了20多年的饲养员。他没有辜负大伙儿的期望，常年睡在牲口棚里，精心喂养集体的牛、马、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他好几回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去喂集体的牲口，始终把它们养得膘肥体壮。为这，他当过好几次“五好社员”呢！

　　玉兰父亲生活极其俭朴。即使是丰收的季节，他赶集走了十几里甚至更多的路，也从来舍不得到饭馆里吃顿饭，总是身边带着干粮，饿了就啃一口。他常年穿一身粗布衣裤，头上扎着白毛巾，不论走到哪儿，都是这一身北方农民的打扮。他会抽烟，可总把好烟留着招待客人，自己抽次烟。后来，他干脆买了根水烟袋，专抽那种从农村自由市场上买来的、价钱极为便宜的粗烟叶，一直用到去世。　　玉兰父亲很孝顺老人。玉兰的堂嫂孙素华告诉我：“四叔是个大孝子，一直很孝顺他的娘，经常给奶奶喂饭，吃奶奶剩下的饭。奶奶大肠干燥，大便不下来，四叔就给奶奶从肛门里往外掏大便，从不嫌脏。”

　　玉兰父亲对子女很关心。还在玉兰很小的时候，他就给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女英雄的故事，经常教育玉兰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大后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

　　玉兰的母亲叫谈庆田。玉兰告诉我，母亲原来叫吕谈氏，没有名字，据说1948年土改时，为庆祝“打土豪、分田地”，父亲为她取了此名。她娘家在临西县西马鸣堂村。原来，这家的境况比较好，但到父亲谈万令、叔叔谈万朋这一代，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土改时他们兄弟俩的成份，都被划为富农下降，谈万朋的两个儿子，则被划贫农。谈万令、谈万朋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土秀才”，一个写得一手好字，一个算得一笔好帐。他们俩人，都终生务农，由于有文化，也做过几天本村的私塾先生。谈万令为人老实，处事谨慎，人缘颇好，1960年去世，享年60多岁，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玉兰的母亲谈庆田。

　　说起玉兰母亲的诞生，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1914年10月的一天，谈万令的妻子谈李氏生下玉兰母亲后，因为极度害臊，竟然谁也不说，自己割断了脐带，把孩子撂在木盆里，藏在桌子底下，照样干着家务活。谈李氏的婆婆——孩子的奶奶，听到屋里有婴儿的啼哭声，才知道儿媳妇生了孩子，急忙把孩子抱起来，用布包了包，放在炕上，对儿媳妇说：“让孩子跟你睡在一块儿吧！”

　　到这时候，谈李氏竟然还说：“俺不要，怪脏的。”

　　婆婆见她这个样子，嗔怪道：“孩子再脏，也是你身上的肉，怕啥！”说完，就赶紧去给儿媳妇做饭吃。

　　这时，谈李氏又来到灶边，要给烧火。婆婆着急地说：“你来干啥，还不赶快给俺歇着！”这时，她已大汗淋漓，身体虚弱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只得慢慢地爬上炕去。

　　从此，谈李氏患了产后风，一病不起，不到七天就去世了。

　　由于谈万令的妻子谈李氏过早去世，玉兰母亲没有吃上娘的一口奶，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后来，谈万令又续了后妻，把玉兰母亲送到邻近的一个奶妈家喂养。玉兰母亲断奶后，就跟着奶奶过日子，同谈万朋的孩子们在一块儿吃住，一起长大。

　　关于玉兰父母的婚姻，他们1937年结婚时，一个23，一个14，玉兰母亲比玉兰父亲大9岁。当地多年来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十八大姐九岁郎，错配姻缘怨爹娘。说他是郎年纪小，说他是儿不叫娘。”

　　“俺娘为人可真好！”玉兰曾多次向我谈起母亲的品行，“娘从小没有娘，养成了委曲求全、温良恭俭让的性格。娘对老人非常孝敬，伺候俺奶奶好几十年。她对孩子要求既严又宽。严，要求做人要诚实，要勤劳，要讲团结；宽，对子女从来不着急，不骂不打。娘对街坊邻居，也很宽厚。在俺们村的那一趟街上，谁家有红白喜事，谁家有病人，娘都是热心帮助。俺家两棵桃树结的桃子，地里种的西瓜，娘都叫送人。家里有什么稀罕的好东西，自己总是舍不得吃，非要送给别人尝尝，自己吃赖的。俺从小就吸收了娘的优点，待人要好心眼，什么事不要存坏心，要注意团结友爱。娘还热爱劳动，少说多做，省吃俭用。娘比爹大，主要是来干家务活的。当时，俺爷爷、大爷们还都没分家，父兄几个20多口人，人多负担重，灾害又多，生活十分困难。平时吃糠咽菜，没灾的年头，才吃顿白面饺子。后来，俺家不断遭到天灾人祸的打击，搞得家破人亡。到1944年，一大家子只剩下8口人。爹因为家里老出事，经常向娘发脾气，而娘总是任劳任怨。别看她是个小脚女人，可在年轻的时候，家里家外，啥活都干，后来终于累了一身的病。”

　　“俺爹和娘性格刚强、勤劳节俭、待人和善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对俺怎么做人教育最大。”玉兰在谈起世代为农的家庭，对她的人生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