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早期讲工业，就讲工业化，后来讲工业现代化，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内涵在不断创新丰富而已。所以，我们党一开始就主张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现代工业。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21—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碍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模式，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为基础，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时期，通过高积累和集中有限财力，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作为第一、二两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工业化理论，或者说工业现代化理论，处于主导地位，是党制定工业现代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一、中国现代化复兴主题的认识

　　现代化成为中国复兴主题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实现现代化以摆脱被侵略、屈辱和苦难的困境，就成为一百多年近代史上先进中国人持续反复求索的首要问题。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运动，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力图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这一切的努力终归失败。中国因现代化努力的失败而倍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和屈辱的惨痛历史，使现代化这一复兴主题得到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充分表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开始认同现代化的复兴主题，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探索而深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认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在这里，毛泽东经过多年努力探索，实际上已经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复兴纲领。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的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问题开始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系统地提出并得以实施。1953年，毛泽东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把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主题。1954年，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化和机械化，理解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内涵。 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把中国能否搞成现代化与在世界上的生存权问题联系起来。同年11月，他又进一步强调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 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伟大任务，始终热情关注，高度重视，并且为之持续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从上述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复兴主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的现代化理论有着深广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他在充分认同现代化复兴主题的同时，又推进了现代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把现代化问题置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史必然之中，来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坚定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从而解决了鸦片战争以来，几代先进中国人殚精竭虑，不断奋斗，力图将中国引上现代化道路，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的问题，使现代化在中国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二、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这一根本任务，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

　　(一)实现工业现代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这一任务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本是近代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阻碍，加之其自身软弱而动摇的阶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同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一样，同样也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繁重任务。这样以来，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毛泽东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他的伟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无巩固的国防，就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就无人民的幸福，就无国家的富强。旧中国用血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要使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据此，1949 年3月5日，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关于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理论，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不懈追求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基础差、起点低而且被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起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现代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也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0万吨，发电量只有43亿度。虽然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工业生产已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但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工农业总产值仅827亿元，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钢产量仅135万吨，棉布每人平均仅约9米，至于汽车、飞机、拖拉机、机车车辆、重型和精密机械工业，以及国防工业，则完全没有。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与我们实际上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面对上述状况，不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仅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广大劳动人民不能摆脱贫困状态，而且也无法巩固人民政权、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此，毛泽东于1952年下半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要将社会主义中国建成具有高度现代化工业的国家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之后，1954年9月，毛泽东及时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任务。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四个现代化理论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讲到要全面实现这一任务，需要100多年时间，并且要分两步进行。毛泽东关于要用长时期，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理论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趋向的，是他的中国工业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最高水平。毛泽东这一宝贵理论，至今也不失其指导作用。

　　(四)借鉴苏联经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坚持了他一贯倡导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这一理论，在借鉴苏联有益经验的同时，开创本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供参考：一是欧美式(即传统型)。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无例外的在资本私有制的基础上，靠国际剥削和掠夺积累雄厚资本，并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段时间，重工业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代替了轻工业的主导地位;二是苏联式(即追赶型)。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依靠公有制和集中计划体制具有的高资金和资源全国动员能力，而且长期牺牲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实行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基本上都采取了苏式追赶型的发展战略。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学习苏联的经验，一开始沿用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理由：从国内环境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它集中了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同时又是为其他工业和经济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而我国重工业面临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可见，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改造和发展的技术装备，从而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创造条件。从国际环境看，我们的工业化环境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环境差不多。新中国建立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包围和侵略威胁。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强大的国防，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必然要重视发展重工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期间，总的看，执行情况是良好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曾一度出现忽视国情、盲目完全照搬的不良倾向，因此，也暴露了苏联那样的弊病。毛泽东及时发觉，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更忽视农业;片面强调增加积累，忽视群众消费和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忽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毛泽东正是在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问题和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科学的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特做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地论述了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1959 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理论。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本质的内在联系。这些正确的建设理论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独特的创新，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三、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综合来看，毛泽东的工业现代化理论有四个来源，一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工业史料，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士、农、工、商四民分工分业，并有相应的《管子》等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创立，毛泽东是深谙中国史书典籍的，是十分了解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工业学说的;二是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以及世界工业发展史和有关西方工业经济的学说;三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苏联工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四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自己创办工业经济的实践经验。前两个来源是工业经济现代化的启蒙，后两个来源是继承和创新而创立中国特点工业现代化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地点和时代，正是工业化最早的诞生地和最早显示其伟大力量的时代，与此相伴，则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张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无产阶级命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无论是他们的实证研究，还是逻辑推理，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经济途径;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的高度社会化而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诞生而取而代之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就建立在已经工业化的基础上，所以，工业化已经不是面临的问题了。显然，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工业化的论述，正是揭示工业化中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业化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途径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产生的分析，当时称之为工业革命或大工业发展的分析，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二是对工业化的客观描述和实证研究，指出工业化使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并引起经济结构、生产关系、阶级社会以及阶级斗争的巨大变化;三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尖锐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贫富两级分化及其矛盾斗争尖锐化的深刻分析，推导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尤其如此，因为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就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发展工业化，造福于人民，繁荣于社会。以列宁主义特别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工业化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争取工业高速度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手段为保障;四是农业先期以税收和价格“剪刀差”做贡献，为工业化积累发展资金。

　　总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科学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规律和前途，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工业化任务，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但是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小农经济仍似汪洋大海而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

　　怎样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还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1944年7月1日，他同英国记者斯坦英的谈话中进而谈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强调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同时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以及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不仅有明确的认识，而且深思熟虑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道路的问题，即努力完成民主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使国家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毛泽东及时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他一方面为“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必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 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当时我国还缺乏经验，毛泽东基本采纳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

　　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上，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这条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标志着总路线的最终形成。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同年9月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该《宣传提纲》于1953年12月公开出版，广为发行，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权威解释。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信心百倍地提出“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同年6月，在谈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他对国家工业化的认识作了这样的表述：“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或者达到60%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70%。”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赶超美国”的设想：“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今后，“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现状，是同他记忆深处旧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悲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目睹和感受旧中国的屈辱惨状。他曾有这样的回顾：“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究其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要为发展经济技术创造政治前提，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如今，新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了，重要任务自然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为此，他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到1959年，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则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估计，我们国家1959年工业总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会超过70%。但我们不宣布实现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宣布实现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由此可能产生松劲的情绪。 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感到仅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不足以衡量工业化的。

　　毛泽东所思考的工业化，并不只局限在工业领域。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他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应与之同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指出：“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我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即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精辟地论述了中国的农业问题，更加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的深刻教训，也促使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有了新的更加全面的认识。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3年8月，经他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指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所确定的“四个现代化”很快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起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经过连续8年“文化大革命”后，1975年1月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并指出：“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还指出：今后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周恩来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审核同意的。

　　关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和步骤，既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几年来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也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一穷二弱”面貌的奋斗成果和宝贵经验。在这期间也有在“大跃进”运动中遭遇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左”倾错误那样的教训。总之，新中国前30年终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工业化”目标，进而为后来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此，我们不能不感念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当年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及艰苦卓绝的奋斗。

　　四、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的特点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毛泽东，其工业现代化理论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3～1956年)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76年)四个阶段。在上述四个阶段里，不同的历史环境和严酷条件，对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的工业现代化理论也是逐步创新而发展的。但是，总的来说，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与中外前后的工业现代化理论相比较，仍然具有显明的特点。

　　第一、毛泽东为了实现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目标，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工业现代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原理，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出发，提出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体制下，基本实现工业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致设想。这种设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都体现出来。毛泽东的工业现代化理论也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到一致的贯彻。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下半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例如政权的稳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国营经济的日益壮大、农业合作化、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探索等，毛泽东发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以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这也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估计是与党对我国工业化速度的看法分不开的。受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巨大经济成就的鼓舞，党对我国实现工业化所需时间的估计，比建国之初更为乐观。参考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表，中共中央准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3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当时中国共产党将上述两项工作同时进行，是出于如下的逻辑推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必须以实现工业化为前提。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能不能也同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当工业化实现之日，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

　　1953年2月27日，毛泽东外出视察13天回到了北京，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讲了他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有关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扳手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1953年的粮食供应紧张、1955年的农业拖了工业建设的后腿(1954年农业未完成计划导致1955年工业原料不足)导致毛泽东重新回到苏联的经验：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改造来为快速工业化提供保障，即以农业集体化来加快农业发展和提供更多农业剩余。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两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即表达了这个理论。1955年8月的《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年底与私营工商业家的谈话，更是进一步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先于工业化实现，以此来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于是，从1952年到1953年，毛泽东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先工业化再消灭私有制)向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甚至先行完成)的转变。

　　当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先于工业化的理论，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出于对社会公平和人民利益的考虑。因为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往往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旧中国的农民失去土地后并未能转为工人和享受工业化的成果，而往往是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同时，由于中国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工人的待遇也被压得很低。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不仅可以加快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还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也可以避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毛泽东在1955年论述广大农民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时就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等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此外，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所揭露出来的问题，也使毛泽东看到了私营工商业的不少弊病，认为私营工商业无论在效率、公平还是高积累方面都不如公有制经济。

　　第二、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尽快复兴，实行了“赶超”型的工业现代化发展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后面，也吸取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同时也是基于列宁对时代的判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侵略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此，毛泽东加快工业化速度置于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生死存亡的最重要位置。

　　建国以后，我国不仅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业尤其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我们党同这6亿人口结成了血肉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

　　1960年1月，毛泽东在研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说到工业化速度时，又说到：“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建设赶超战略的设想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战略模式上的从“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理论;战略步骤上的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的理论;战略布局上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理论。

　　一是从“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还缺乏经验。毛泽东指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尽管如此，对照搬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自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的“全面批评”事件，使人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毛泽东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的建设思路。1956年4月4日，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二是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 1957年4月，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时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强调，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963年八九月间经毛泽东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指出：“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15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15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战略进一步表述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三是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我们在因循苏联工业化道路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不能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应走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的道路。1958年，在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时，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一理论完善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至此，毛泽东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随着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理论。1957年春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都讲到要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3年8月，经他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也指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起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应对未来战争，毛泽东将“备战”列入工业现代化战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其实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队和加强经济力量作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两件大事，及时提出了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早在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就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奋斗方向。

　　1960年5月，根据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威胁很大。” 1961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按照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打世界大战的，但是按照帝国主义的意见，是要打世界大战的。“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使大家认为是共产党说不会打了，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

　　因此，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结束后，在1964年制订“三五”计划草案时，毛泽东即调整60年代初期提出的按农轻重秩序的方针，提出“两个拳头”和“一个屁股”的投资政策。 毛泽东还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又指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农轻重次序要颠倒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1965年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又提出将备战作为第一因素与农业机械化联系起来。

　　1965年以后，以备战为第一考虑，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这一著名的“三线建设”，最能够反映出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中的“备战”理念。

　　五、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的创新

　　由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努力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创新理论，非常值得结合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际来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亦即工业现代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中共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估计和苏联经验的借鉴，认为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加上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毛泽东对经济发展高速度过于乐观(当然，这也与我国的信息体系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一度忽视敌对势力的干挠破坏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的持续强调，以致党内一度出现追求经济“过高”速度，并在“大跃进”中出现急于求成、弄虚作假、瞎指挥、“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左”倾错误和人为破坏，虽然毛泽东调查研究及时发觉，动员全党努力纠正，但毕竟已造成了相当的损失。1961年以后，毛泽东又总结了过去十几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农轻重关系、经济发展速度等问题上都有所创新。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不少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现代化理论，主要作出如下重要创新贡献。

　　第一、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发展的理论。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成功后，面对帝国主义压力，为快速完成苏联工业化任务而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由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普遍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因此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对此，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和本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深思熟虑，对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协调发展农、轻、重产业提出了新的理论。

　　在对待农轻重关系方面，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至关重要，当时的产业结构也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毛泽东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几年来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农轻重为序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农业重要性时说：“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毛泽东在1959底至1960年2月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又多次阐述了上述理论。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理论，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贡献。

　　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弄虚作假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左”倾错误，1961年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理论。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文件，提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一是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二者的关系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二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密切结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密切结合。二者的关系是：重工业是建设的中心，但是，可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三是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密切结合，发展基础工业和发展尖端技术同时并举。二者的关系是：基础工业为为尖端技术创造广泛发展的条件，反之，尖端技术又为基础工业创造提高的条件。文件还指出，所谓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有能力为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业提供成套技术装备的基础工业体系。

　　第二、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起步低，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理论。

　　建国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理论和政策。

　　在以往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工业现代化理论时，党内和学界对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理论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理论，在毛泽东的工业现代化理论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忽视，未能全面贯彻，影响至今。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毛泽东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央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在制订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在内，……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现在各地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农业社或手工业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等三种。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的涉及社办工业的文件。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文章，最早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不久，毛泽东视察人民公社时赞同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布《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关于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理论，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就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有些人忽视沿海那些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现象提出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和方法，是毛泽东主要根据我国财力有限、人口众多、资源技术配置多层次的特点而设计的。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再次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利于专业化和便于转产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总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符合新中国国情，是非常正确而科学的，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理论和政策财富，并为1978年以后继续有所贯彻。但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上述中国特点的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未能完全贯彻始终，还遭遇了贫富两极分化和“三农问题”。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