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连载之二十七： 堡垒工程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支部，支部看支书。”“只有干部带头拉车不松套，永做革命火车头，才能带领群众前进。”

　　这一连串关于领导班子革命化方面的生动语言，是我从当年记者们写的介绍玉兰抓东留善固班子建设的报道和她的笔记本上摘录的。事实说明，不断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使之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这是玉兰在领导东留善固广大干部和群众改变家乡贫困面貌过程中的一条主要经验。

　　在这方面，玉兰首先从自身做起。这个村的老干部告诉我，她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多吃多沾集体的一点东西。1980年以前，她的户口一直在村里，每年的收入，都是按一般劳动力每天记一个劳动日工分，毫无其它收入。她每次外出开会，从来没有领过村里的补助。她一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次回来，总是村外就停车，下到地里就干活。她密切联系群众，回村遇人就问好，见娃儿就抱，经常找干部和群众谈心。她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逢有重大问题，她总是主动找同志们商量。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各种问题防不胜防。出了问题怎么办？玉兰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有时，问题出在一些同志执行任务不坚决上，但上级提出批评，玉兰也主动作检查。支部成员作了分工，每月开两次支委会，集体研究、决定重大问题，然后分头去抓。玉兰每次从地、县开会回来，先找支部成员交谈。意见大体一致了，再开支委会，形成决议，然后召开党员会贯彻。这样，整个党支部抱成了一个团，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玉兰还经常到支部成员家里去商量工作，特别是找不同看法的同志，征求意见。

　　据了解，玉兰抓村领导班子革命化，着重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针对某些农村基层干部较多犯有贪污、腐化等问题，经常开展反腐倡廉活动；第二，针对东留善固是个先进单位，干部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经常开展反骄破满思想教育。办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断提高革命的觉悟；二是每前进一步，就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检查一次，做到成绩面前不骄傲，赞扬声中找差距；三是经常派人到外地先进单位去参观学习，开阔眼界，破“满”字，鼓干劲；四是“开门整风”，让群众评议干部，让干部从群众中吸取前进力量。

　　不妨举个例子。

　　1975年10月22日《河北日报》头版刊登的题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创社会主义大业——记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坚持不断整风深入学大寨的事迹》的通讯中，讲述了大队党支部发现班子里头存在骄傲自满等问题开展整风的一个故事：

　　197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下弦月已经爬上了树梢，东留善固村中间的三间土屋里还亮着灯。里面，群情激动，学习认真……　　这是大队党支部正在整风，帮助一个党支部委员。原来，这个支委认为，地多人少，产量不低，贡献不小，当年又遇上大旱，能守住摊子就满好，害怕吃大苦，流大汗，干劲不足。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文从那个支委的表现，联想起前几年，有人也有过怕吃苦、怕流汗的想法。

　　那两年，吕玉兰同志领导干部、群众以大寨为榜样，批判懒汉懦夫世界观，大家摽着膀子干，填平了17条大沟，打了24眼机井，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1970年，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鼓舞下，党支部进行整风，批判了右倾保守、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1971年获得了大丰收。杨建文感到，增产的潜力潜藏在人的身上，关键又是带头人，要实现当年的“渡江”计划，首先就得在领导班子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听说党支部要批评那个支部委员的错误思想，有的人劝杨建文：“都是班子里的人，别撕破了面皮。不指名的说说算啦！”杨建文……说：“要革命就要开展思想交锋，吕玉兰同志多年来，就是这个作风。”

　　整风会上，杨建文冲着这个支委，首先开了第一炮：“社员为什么批评你是抓不住的干部？你遛遛逛逛，害怕艰苦，不想创业……你往大寨参观，学来了什么？是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大家撕破了面皮，“掰开了脸”，严肃认真地揭了这个支部委员的问题，批判了怕苦怕累的懒汉懦夫世界观。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使这个支委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痛心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大家也受到了教育。

　　接着，大队干部自觉地规定：每人一本《劳动手册》，定期检查评比，让群众评议干部。支部成员分别到生产队、林业队去任职，同群众一起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干社会主义。挑水的活累，干部挑起大桶跑在前；下深井、落水泵的活危险，干部跳下去带头干。这一年，大队干部平均每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300天以上。干部带了头，群众同心干，战胜了当年的干旱，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

　　东留善固党支部学理论，揭矛盾，比大赛，找差距，紧持不断整风，经常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和懒汉懦夫世界观。提一次，斗一次，人的思想境界就飞跃一次，生产就跃进一次。

　　今天看来，这些报道鲜明地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的一些做法，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但是，玉兰和她的同事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就是如此。

　　请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当“参谋”，这是玉兰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另一个办法。1977年3月18日的《邢台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好参谋——吕廷伟》的人物通讯，文中这样写道：“吕廷伟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合作化时，他积极支持年轻的吕玉兰植树造林，锁风固沙……他坚定地支持吕玉兰，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被誉为革命的‘好参谋’。1968年，这位当年育林的老参谋，又挑起了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担。吕廷伟常说：‘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全面发展，德智体少一个字也不行。’有一段时间，他发现学校文艺宣传队有时占用自习时间排练节目，有的学生不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心里很着急。他就给师生们讲述旧社会贫下中农没文化，地主富农怎样变着法地欺侮贫下中农，使师生们很受教育。学校重新明确了不准随便占用学习时间的制度。”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玉兰，1968年重新担任了东留善固党支部书记，直到1980年卸任。她一直关心着党支部一班人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建设，直至他们的生活、家庭和身体健康。到省上工作后，也是如此。我亲眼看到，每当中央开了什么会或有什么新精神，她总是想着村里，千方百计地要挤出时间回村里去一趟，给支部成员传达。每当发现支部成员有什么问题，她总是寝食不安，反复思考着应当怎样着手尽快予以解决，并且总是亲自抓，直到完全解决为止。每当有的支部成员生了病，她总是惦在心上，给找医生、找药品，有时还接到石家庄治疗。

　　1975年，东留善固村党支部副书记马春会不幸得了肝癌，玉兰亲自把他接到石家庄，送进最好的河北省二院治疗。但是，由于癌症已到晚期，尽管医生尽了很大努力，他的病情仍然不断恶化，玉兰心急万分。有几回，她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为马春会的病不能好转而惋惜。她多次同医生一块商量治疗方案，多次拿着滋养补品来到马春会的床边安慰他。后来，马春会终因病重不愈而去世。玉兰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医院安排后事，痛心地流下了泪水。当时，我同玉兰结婚不久，看到她那样地关心马春会同志，以为他们俩是亲戚呢！有一天，当我问起他是什么亲戚时，玉兰说：“春会同俺比亲戚还要亲。‘文革’当中，春会和其他贫下中农拼死拼活地保护俺，才使俺免于一死。春会对人诚恳，工作积极，坚持原则，是个难得的好干部。他的不幸去世，对俺们村是个很大的损失。”

　　“兴旺不兴旺，全看‘后备兵’怎么样。”这是玉兰多次给东留善固干部和群众讲过的一句话。在村里的那些年，她十分重视做好年轻一代的工作。

　　“眼下的村干部，都是玉兰姐当年培养的年轻接班人。”曾任下堡寺镇党委副书记的孙文德，这样对我说。他1943年生，1961年初中毕业，1962年当生产队会计，1963年当大队会计，1983年当村支部书记，1995年调镇上工作，恰好是10年左右一个台阶，可以说是在玉兰的帮助下逐步地成长起来的。他说：“玉兰姐常嘱咐俺们，当干部要德才并重，尤其是德，比才更重要。就拿廉洁奉公来讲，玉兰对干部的要求特别严。俺当了10年村会计，不要说不让村干部沾集体一点光，就是连大家在县里开会、办事，一顿饭费、一元补助费也没报过。只有出远门时，才根据具体情况，一天补助三角钱的生活费。三角钱咋够啊！那回上大寨参观，大伙儿就是带着干粮去的。直到现在，俺们村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了，可干部们出差，还继续执行玉兰定下的规矩。下堡寺镇上的饭店，好多村欠他们的钱，就东留善固没账，因为俺们村的干部到镇上开会，从来不下饭馆。”

　　全国劳模吕廷祥，现任河北省、邢台市人大代表，临西县人大副主任，下堡寺镇副书记，东留善固村党委书记、村实业总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他17岁当民兵排长，不久应征入伍；24岁复员回乡，担任村民兵连长；32岁任村委会主任，42岁当村支书，按他的话说，“俺每一次进步，都得到了玉兰姐的指引和帮助。”他当民兵排长时，不敢说、不敢抓，玉兰鼓励他：“廷祥，往前闯吧！敢想敢干是年轻人的特点，本事都是练出来的嘛！”他参军时，心里没底儿，玉兰嘱咐他：“军营是个大学校，你要好好地向解放军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将来把军队的好作风带回来！”他复员回村时，一时不安心，玉兰劝慰道：“你既然回来了，就安心务农吧！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儿子还到农村劳动呢，农村大有作为！”他当村委会主任时，一时拿不准重点抓什么，玉兰引导他：“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东留善固的农业、林业上去了，还应上些工副业项目，尽快让农民富起来！”随后，玉兰利用她在省农业厅工作之便，亲自领着吕廷祥，多次找省、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帮着跑项目、搞原料、找销路，使村里的水果罐头厂越办越兴旺。后来，村里又陆续新建了棉织厂、合线厂、胶合板厂、酿酒厂、制砖厂、油棉和中型面粉加工厂等8个厂子，成立了村实业总公司，年产值达5000万元。

　　“玉兰姑的眼光真长远，培养接班人，从娃娃就开始抓起。”东留善固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这样对我说。当年，他从小就跟着玉兰，先后到县上和地区作报告、讲经验，着实增长了一番见识，经受了一番煅炼，人称“红孩子”。他说：“那会儿，俺刚上小学不久，只做了几件好事，玉兰姑就叫俺给大伙儿讲。俺那时还小，个头只有桌子高，哪上过台啊！俺不会讲，玉兰姑就鼓励俺：‘你咋想咋做就咋讲。’讲一回，玉兰姑就表扬俺一回，指教俺一回，使俺越讲越敢讲，越讲越会讲，在全地区一连讲了几十场。玉兰姑待俺真关心。当时是冬天，她怕俺受凉，叫俺和她睡在一个被窝里。后来，村上每次接待外地前来参观和指导工作的人，玉兰姑都要叫俺们这些娃娃上台表演文艺节目，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为了从小培养俺们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玉兰姑还从学校挑选了一批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到各个生产队当‘见习队长’，锻炼了俺们的才干。”　　玉兰从东留善固青年人中培养接班人，又何止在本村工作的几位。我在临西采访时，一些在县直机关和乡镇担任中层领导干部的“东留善固人”，也向我叙述了玉兰当年怎样帮助和培养他们成长的过程。

　　他叫杨建文，曾任临西县姚楼乡副乡长。他20岁任村支部委员，22岁任副书记，28岁任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后来又主持村支部工作多年，1976年出席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多年来，他以玉兰为榜样，积极带领家乡人民战天斗地、艰苦创业，被人们誉为“好领班”。

　　他叫孙秀蕊，曾任下堡寺镇政协联络组副组长，历任村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农场场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团县委书记等职。1974年初，他和杨建文同时上公社兼职。这时东留善固党支部有个委员出了问题。玉兰让杨、孙回村参加支部整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村支委，应当回村开支委会，从思想上积极帮好这个支委。你们是从东留善固出去的，还年轻，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好好工作，以后不许犯这类错误！”

　　他叫吕继北，曾任临西县计生委纪检书记。1970年，我国第一次试行推荐工农兵学员，村里分到了一个指标。村支部决定让全村唯一的初中生、民办教师吕继北去。然而，他的父亲却因家中缺少劳力不让去。玉兰来到他家做工作：“大侄子，继北能上大学，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家有啥困难，由大队来承担。”后来，玉兰亲自送他上了大学。

　　他叫孙俊嘉，曾任临西县委党校副校长，曾任东留善固学校民办教师、教导主任，荣获河北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他说：“俺的每一步成长，都和玉兰姐分不开。当民办教师，是玉兰姐推荐的；到省上学习，是玉兰姐点着名叫俺去的……没有玉兰姐的帮助，哪有俺的今天！”

　　因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不能把所有曾受到玉兰关心和帮助的年轻干部们的事迹都写在这里。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土生土长于东留善固黄土地上的农民后代，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正逐步成长为比较成熟的农村基层干部，并且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战斗群体，成为领导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中坚力量。

　　1997年春，我再次来到玉兰家乡采访时获悉，昔日名闻遐迩的东留善固，今天依然像一颗镶嵌在冀南平原上的明珠，放射出熠熠的光彩：它不仅是临西县的首富村，而且是拥有19个县市区的邢台市的“奔小康排头兵村”，全村人均收入达2000元，同时还是全省农村的先进典型，曾多次获得省委组织部等单位颁发的省级“文明村”、“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村经济合作社先进单位”。人们告诉我，这个老典型之所以长盛不衰，主要是几十年来东留善固村党支部在领导全村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一直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特别是有一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人数众多，队伍稳定，以中青年为主，形成了一个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团结一心、注重实干的领导核心。孙文德这样深有感慨地对我说：“俺们村的领导班子，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然十分坚强，这都是玉兰姐给打下的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