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连载之三十四： 迟到的爱情

　　1974年，玉兰闭合了多年的爱情之花，终于开放了。

　　这年春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来到临西采访玉兰。她待人热情，作风深入，白天采访，和玉兰同吃一锅饭；晚上谈心，和玉兰同睡一张床。不几天，她俩便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张彬得知玉兰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

　　“玉兰，总理几次催你找对象，你还找不找？真要当一辈子的晚婚典型啊！”一天晚上，她们俩睡在床上，张彬笑着对玉兰说。

　　“俺虽然年龄大了，可也不能慌慌张张，乱抓一个啊！还是沉住点气好。找，就要找个如意的。”玉兰道。

　　“你要什么条件？”张彬试探着问。

　　“啥条件也不讲，只要人好。面可以宽一点，工、农、商、学、兵，只要合适就行。”玉兰快言快语地答。

　　“我跟新闻单位比较熟，给你介绍个记者行不行？”张彬接着问。

　　玉兰沉思一下：“倒也可以考虑。俺文化低，记者文化高，又见识多广，两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张彬听了，满怀信心地说：“就这么定了！我回去跟老米说说。”

　　老米，就是当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社长米荣运。他的儿子米博华，如今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当年，米荣运和他的爱人、《河北日报》记者陈秀珍，曾多次采访过玉兰，可以说是玉兰的老熟人，对她的婚事也一直很关心。当他们从张彬口中，得知玉兰同意找个记者做终身伴侣时，也热情地当起了“红娘”。

　　当时和我同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当记者、后曾任国内部主任的高级记者李尚志，这段时间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军区蹲点，经常同米荣运等人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起了为玉兰在新闻界找对象的事，李尚志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觉得我的条件可以考虑，就决定给我和玉兰之间牵线搭桥。

　　写到这儿，我该作个自我介绍了。我原名江勤泉。1946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森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江汉生，共产党员，先后当过农民、工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安徽省芜湖市芜光毛巾厂车间主任、湖北省黄石市电机厂生产科长和市劳动模范；母亲荆来娣，家庭妇女，曾是人家的童养媳。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分别叫江勤宏、江勤俭、江勤芳和江勤。由于孩子多，家境一直比较困难。我是老大，从小就承担了许多的家务劳动和农活：洗衣、做饭、喂猪……成立合作社后，我家由于劳力少，就为社里喂了一头水牛。于是，割草、放牛、垫圈，成了我这个年仅八九岁孩子每天要做的事。所以，我可以说是放牛娃出身。1958年，我随外出当工人的父亲，来到芜湖市读小学六年级，后来又在这里上了初中和高中。1965年，新华社派人到安徽省重点中学——芜湖第一中学调一名机要员。即将在这个学校高三毕业的我，荣幸地被选中。这样，没有让我参加高考，就调我到北京新华社机要处学习和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机要处被撤销。1968年，我被调到国内部工作，在工业组当编辑，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秋，中央加强外交工作，新华社国内部专门成立了政治外事组,即现在的新华社中央组的前身。我又被调到这里当起了最年轻的政治外事记者，与新华社著名外事记者李琴、杜修贤、钱嗣杰等一道工作，荣幸地经常采访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那几年，我先后参加了美国作家兼记者斯诺逝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朝鲜首相金日成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当时，我深感自己不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业务能力，都远远不能适应新华社对一个政治外事记者的要求，所以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没有解决婚姻问题。

　　李尚志、米荣运将我的情况，简要地向玉兰作了介绍，她表态说：“江山条件不错，先互相了解了解吧！”

　　我至今还记得，李尚志第一次向我介绍玉兰这个对象时，自己既激动，又犹豫的心情。激动的是，玉兰是全国著名的女劳模，思想进步，品德优秀，能和这样的人结为伴侣，今后自己在各方面一定会进步得更快；犹豫的是，玉兰是中央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我只是一个新华社普通的年轻记者，两个人的地位悬殊这么大，将来能过到一起吗？我对他说：“吕玉兰同志的条件非常好，我怕配不上人家。”

　　李尚志劝道：“就是年龄上，玉兰比你大点，别的倒没有什么，你再考虑一下吧！下来找个机会见见面。玉兰可是个好同志，你别错过机会了。”

　　当时，我曾征求过一些新华社老领导、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多数表示赞成。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鼓励我说：“吕玉兰同志是中国有名的女劳动模范，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思想品德非常好，实际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你同她结合，可以向她学到很多东西。”

　　“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见钟情”，这些过去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常见的名言名句，我总以为它们不过是文人杜撰出来的戏言，想不到竟在自己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那是1974年6月10日傍晚，我作为跟随来自非洲最西端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访华的随行记者，自山西大寨前往沈阳路过石家庄，从这里由汽车转乘飞机，同玉兰邂逅在飞机场上。

　　现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青年报》驻河北记者站站长和编审台恩普，在1969年采写的通讯《她，还是吕玉兰》中，以“飞机场上的姻缘”作为小标题，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飞机徐徐降落机场。接待完李先念副总理和外宾之后，新华社的老米笑吟吟地指着一位高个儿青年，向吕玉兰介绍：‘这是新华社记者江山同志’。俩人握手，相互礼节性问好。‘他用左手跟俺握的。’吕玉兰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可笑。‘那时，江山看着可老实了，头低着，长头发盖住半拉脸。机场风大，谁也没看清楚谁。’”　　正如台恩普所说，我和玉兰这次在飞机场上的见面，是我们在婚姻上的转折点。我看着玉兰穿着朴素、待人平易、说话和蔼，一点领导架子也没有，原以为我们俩人地位悬殊过不到一块儿的疑虑，立即打消了。而且，看到玉兰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脸色红润，虽说比我大几岁，但并不显得比我大，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好感。玉兰后来谈起那次见面，笑着对我说：“飞机场上第一次见你，个子高高的，身板直直的，人也挺老实，像那么回事，还真有点一见钟情。”

　　时隔近半月——1974年6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北京专程来到石家庄，同玉兰正式见面。动身前，我特地看了有关她的报道。这次，我们还一起到了邢台、临西、东留善固，见到了玉兰的父母亲，总共5天时间，算是相亲过程吧！

　　虽然这次相会的时间很短，玉兰又天天开会，我们只能在晚上交谈一下，可我们俩谈得十分融洽。特别是在生活上，玉兰像大姐姐一样对我百般照顾。她特地向一位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服务员，借了间房子给我住。她有时带我去食堂吃饭，而更多的是把饭从食堂打回来给我吃。晚上，我们俩几乎天天谈到深夜，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见如故。

　　当时有人怀疑：玉兰是中国有名的女省委书记，江山是新华社的一名普通记者；玉兰是农业劳动模范，江山是耍笔杆子的书呆子；玉兰年龄大，江山年龄小，他们差距那么大，能结合到一块儿吗？

　　其实，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已经比较成熟的玉兰和我，也考虑到了。

　　对于政治地位上的悬殊，我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书记。”

　　玉兰也很实在，对我说：“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也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关于年龄上的差别，玉兰说：“俺比你大几岁，嫌不嫌？”

　　我说：“女的比男的大几岁，更会体贴人。”

　　至于工作性质的不同，我说：“我尽管是负责政治外事采访的记者，发了不少全国通稿，但毕竟年纪轻，阅历浅，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你多年在基层，可要当我的老师。”

　　玉兰说：“俺没念几年书，才小学毕业，文化低，笔头子不行，要好好向你学习文化。”

　　玉兰愿找个有文化的人，我愿找个有社会经验的人。于是，渴望互补，成为我和玉兰结合的一个因素。

　　大概，我和玉兰的婚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类型，玉兰在婚后曾把她戏称“李双双式的婚姻”。因为，从见面到结婚，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期间我们总共只见了3次面，写了23封书信。

　　当时，我们彼此都很倾心对方，可是都很忙，又分居两地，真没机会花前月下，只能主要靠通信来交流感情。结婚后，我把我们婚前写的23封书信，装订成册。如今，当我手捧这些“情书”，不禁又勾起了对那段“热恋”的深情回忆。

　　起先的几封信，我们主要是谈工作、谈思想，而完全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那种罗曼蒂克。有位看过我和玉兰“两地书”的友人说：“要不是你提示，我还以为是同志之间的工作通信呢！”工作繁忙的玉兰，写信都是利用午休或睡觉前的时间。当玉兰接到我的第一封信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给我复信已是凌晨一时了。

　　当时，我考虑到玉兰的文化程度不高，尽量把信写得通俗些、详细些。可她在对一封信看过几遍之后，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长、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她在信上还告诉我：“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相识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玉兰把这些老领导、老朋友怎么回的信，怎么说的话，都一一写在信上。在如此“认真”之余，玉兰也不失幽默。她在信中，有时像小姑娘般地发脾气，嫌我开玩笑称她“庞然大物”。最有趣的是，她要我回信时一定要“纠正”她的错别字。

　　后来，玉兰的信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内容也越来越深入，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文学作品”了。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我的爱慕之意：“江山，你年轻有为，你是我们党的新闻记者，中央的精神，新华社知道得多，你进步得快，你看过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开阔了眼界，我给别人谈起你来，都很羡慕你。”她对我们俩的结合，表示出满意的态度：“听到的是赞扬，说我们有共同语言，能互相帮助。”“关于我们的事，领导与同志们都很支持，感到我找到你这样的人，比较满意。他们一直催我们把它早些决定下来，我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好？”“白天的事，晚上爱做梦，有时在睡梦里还见到你呢!”

　　她的这种真诚的信任，还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就是在信中经常揭自己的“丑”，多次提到自己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甚至包括自己身体有哪些不适也毫不掩饰。她在劝我要注意身体时谈到了自己的教训：“我过去从不注意休息、吃饭，斗争激烈复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一紧张了，生活一不规律了，小毛病不断，头疼啦，腿肿啊，肚胀呀，总是不太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植物神经紊乱，走起路来抬不起脚。望你注意。今天写的乱七八糟，把你当作自己的弟弟才这样说的，阶级兄弟嘛，这样合适吗？”

　　玉兰的头脑又是冷静的。就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热恋”期间，她还想着工作第一，婚姻第二，一再推迟婚期，并且考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节俭。她先是把婚期从8月份推迟到9月份，后来又从9月份推迟到10月份。她在谈到为结婚作准备时，这样写道：“我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打算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影响很大。我和你的工作不大一样，你经常接待外宾，穿的用的整齐一些好。我想我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打扮得太年轻了，省上的工、青、妇、知青办、农办来找我，特别是地区、县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同志，我又当小孩子还得当大人。你不要给我买衣服。”她在谈到婚礼怎样举行时，写道：“（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的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一个好头。”

　　我的信一般写得都很长，正如我在一封信中说的是“又臭又长”。如今看来，这些信充分地显示出一个热血青年对于著名劳动模范的崇敬和爱慕之情。我在一封信中写道：“在这次动身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些有关您的先进事迹的报道，但认识十分抽象，实际上是慕名而往。几天的接触，所见所闻，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几天，我没有好好睡觉，想的很多。最主要的，是想到了您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在您的身上，有自己所没有的政治觉悟和先进思想；您的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平易近人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自己行动的楷模。我不想当着您的面，在这里一一列述您的优点和长处，但我只想表达自己这样一个意思：此行给我留下的生动、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超过了我原来的想象。我为自己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感到高兴，并更加坚定了这种选择。”

　　爱情，就像滴滴春雨，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在另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真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每当学习、工作稍有余暇的时候，您的面貌就浮上了我的脑海。自己每当去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或进行一次学习时，就觉得在北京不远的地方，有一位亲人，遥望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期待着自己的点滴进步。我真没想到，仅仅几天的接触，一个人竟能占据了自己的整个心窝。这种感情，来源于我对您十几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的敬佩，来源于我对您那革命思想和纯朴感情的崇拜。”

　　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间的敬慕和信任开始的。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爱情的魅力，来源于彼此的膜拜和尊重。”

　　在我和玉兰谈“恋爱”的期间，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不顺心的片刻。如那天有位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本是组织部门出于对玉兰的负责，而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可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太不信任我了”。又有一天，有位领导告诉我：“你和玉兰的婚事，不要过早就订下来，还要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听了，不禁心又一沉：“恋爱应当自由，组织上为什么老是插手呢？”特别是当我听到有个别人说我是“高攀”、“想当官”时，我反复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和玉兰谈恋爱？目的和动机何在？”

　　事实上，我对于同玉兰的结合，可以说没有一点奢求和私利。就拿当官来说，我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20多年来，从来没有想利用玉兰的影响和威信，去谋求过自己的官位，更没有劝说玉兰为我当官搞什么活动，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相反，曾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同时特别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舍不得改行去搞行政工作。而且，我在当不当官这个问题上，曾几次征求玉兰的意见，她也不同意我当官，认为我干记者比较合适。所以，直到退休，我一直工作在新华社新闻采访的第一钱。

　　说真的，那时我还曾设身处地替玉兰着想了一番。那时已34岁的玉兰，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又有文化的男朋友。如果要求这个男朋友同玉兰一样，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只能找一个地位不如自己、甚至年龄也要小一点的男朋友。这样，所有同她谈恋爱的男朋友，都可以被说成是“高攀”、“往上爬”。玉兰是个女人，是个身体健康、生理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个非常想生儿育女、当贤妻良母的女人。只是由于她一心为了事业和工作，一再推迟解决婚姻问题，才形成了 今天这样的局面。她应当拥有找对象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不论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条件。如今，既然玉兰已经选择了我，出于敬重，出于爱情，也出于同情，我愿意和她结为伴侣。

　　当时，我在写给玉兰的信中，是这样向她表白自己的“动机”的：“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许，这些话语在有些人看来，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绝无任何一点矫揉造作之意。

　　我在信中谈到某些人的议论时，这样写道：“您在信上谈到别人讽刺的事，您是不是也听到您周围的人对您的一些议论了？我们这里个别人的议论主要就是说我‘眼睛高’、‘向上看’，说我是‘小女婿’、‘女尊男卑’，等等。其实，我在到石家庄去之前，就考虑到和准备着会有一些议论。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还比较冷静，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思想情绪，也更没有从此失去前进的劲头，留恋于建立小家庭或听到个别人议论就表现出急躁和自馁……”

　　我经过恩恩爱爱、曲曲折折，终于踏上了前去同玉兰结婚的里程。

　　那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1974年10月3日上午，我乘坐301次火车，8点20分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4个多小时的旅程，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总之，甜蜜和幸福，伴随着焦虑甚至某种慌恐。当我在火车站上，看到玉兰和米荣运时，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

　　下午，省委组织部和当地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玉兰办公室，为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我28岁，属大龄青年；玉兰34岁，更是老姑娘了。可惜，这两张结婚登记表，当时放在了玉兰的办公室里，但后来就找不到了。

　　当晚7点，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其实就是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我在当天的日记本上，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同玉兰结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记者薛满堂，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刘子厚、米荣运、玉兰和我，分别说了几句话。我说，在座的许多老领导，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后接触的机会多了，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同时也盼望你们多予指教。同时，玉兰不仅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很好地向玉兰学习。”我记得，当我说到“要向玉兰同志学习”时，在座的同志们都开心地笑了。

　　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我们俩都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东西，洞房就是她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过满半个月婚假，我就回北京上班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迟到的婚姻尤为甜蜜和珍贵。

　　临离开石家庄回京的前夕，玉兰向我嘱咐了一件事。她说，“总理和大姐一直很关心俺的婚事，上个月俺给大姐写了封信，向他们汇报和征求了咱们结婚的事。但是，大姐还不认识你，你在北京有机会时，向大姐报个到。”后来，我按玉兰的意见做了。

　　那是1975年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我从大会堂北门的第二道门口往外走时，看见了邓颖超大姐正站在那里同人说话。我上不上去给大姐“报个到”呢？正在犹豫之际，大姐忽然向我走来，看了看我，仿佛要同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慈祥的目光，顿时使我鼓起了勇气。我走上前去，向大姐说：“邓大姐，玉兰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大姐马上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噢，听说玉兰找了个记者，原来你就是玉兰的对象呀，你好啊！”

　　我接着说：“大姐，我见过您好多次了，但总是不好意思跟您说话。”

　　大姐亲切地说：“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嘛！玉兰是个非常好的同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要向她学习！”“你们两个互相学习！”“请代我们向总理问好！”“好！也请代总理和我向玉兰同志问好！”

　　我们交谈时，邓大姐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担心别的记者有事找不到我，就跟大姐说：“大姐，我有事要走了，再见吧！”大姐说：“好，再见！”

　　后来，我把见到邓大姐的情况，向玉兰说了。她听了感动地说：“总理、大姐这样关心咱们，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学习，才能报答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