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生命在于劳动

　　凡是看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新闻照片的人，都会对主席团中两位头裹白毛巾的北方农民打扮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另一位，就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有的报刊在报道玉兰事迹时，称她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我曾问玉兰。

　　“这是北方农民参加劳动的习惯打扮。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防沙，冬天还可以防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她说。

　　后来，我同临西的同志们谈起北方农民头扎白毛巾的习惯，他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他地方的农民毛巾都扎得比较低，甚至盖住了眉毛，只有临西一带农民的毛巾扎得高，把前额都亮了出来。他们还说，这是学吕玉兰的扎法。我问玉兰为啥这样扎，她回答：“这样扎精神。”

　　常年头扎白毛巾，这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一种习惯。然而，它对于玉兰来说，也说明她当了省委书记后，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从小就热爱劳动的玉兰，从1955年起为改变家乡面貌，什么脏活累活也干。后来，她走上了公社、县的领导岗位，继续坚持参加农业生产，长年劳动在100天以上。从1971年5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后，她仍然注意参加生产劳动，而且不搞花架子，做到真干实干。正如东留善固老人们对我说的：“玉兰干活，从来不闹虚腰。”

　　那年盛夏，玉兰从省上开会回来，进村就去找生产队长吕廷和，要求给自己安排农活。当时，队里正给玉米追肥，肥料是大粪掺棉仁饼，用手把肥料施到玉米棵上，活儿又脏又累。队长考虑，玉兰刚回来，怕她累着了，便给她安排了别的轻活——到正在浇水的棉花地里看垄沟。可是，刚刚领了任务的玉兰，转身又来找队长，风趣地说：“廷和哥，这一回，俺得挑活。”

　　“挑活？要不，你到菜园里薅草去吧！”不解其意的队长，又给玉兰安排了一个更轻的活。

　　“你把俺当成啥人啦！俺听说，社员们正在棒子地里追肥。”

　　玉兰话还没说完，队长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沾不沾！用手抓粪，又脏又累。”

　　“俺啥活儿没干过？用手抓粪，那怕啥！”

　　队长见玉兰态度坚决，只得答应了。

　　三伏天，玉米地里闷热得像蒸笼。玉兰同社员们一道，肩挎粪筐，把肥料一把一把地抓到玉米根上，干得又熟练，又认真。

　　这是另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午后的阳光分外明媚。已经在村里等了好几天的新华社女摄影记者张彬，出于职业习惯，望望天空，不胜感叹：“这种天气真盖帽了，可惜玉兰还不回来！”

　　正在这时，村头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不一会儿，玉兰站在了张彬的面前：“俺早听说你来了，可这几天县上老开会，今儿中午才结束，一吃完饭，俺就赶回来了。”

　　玉兰的到来，使张彬喜从天降：“这天拍照最好，咱们赶快到棉花地里去吧！”

　　“说走就走。俺先上家里拿个盛棉花的包袱去！”玉兰高兴地说。

　　她们来到棉花地里，看到妇女们已经开始摘花。玉兰便赶紧把包袱扎到腰上，同妇女们并肩干了起来。张彬走进棉花地里，忙着选角度，对镜头，一连拍了好多张。干起活来的玉兰，好像忘了有记者在旁边拍照，也不顾得摆姿势，马上和妇女们比了起来。只见她两手在棉棵和包袱之间，穿梭般飞动，棉花摘得又多又净，把张彬看得眼花缭乱。

　　“玉兰，你摘棉花怎么这么快！”张彬赞叹道。

　　“比过去，还是差点儿。”玉兰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笑着说。

　　“我已经照完了，咱们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俺再干一会儿。”

　　天黑了，等着同玉兰一道吃饭的张彬，才看见她和妇女们从地里回来。张彬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还真干啊！”

　　玉兰说：“这阵子，省上、县上的会太多了，俺好不容易下地干回儿活，逮住机会多干一会儿。”

　　张彬感慨地说：“真不愧是劳动模范！”

　　1974年初，玉兰由省上挂职变为正式调到省上工作。

　　坐落在河北省委大院东侧的一号楼，是一幢灰色的二层楼，东西走向，坐南朝北，门前是一条水泥路，两边是闲散地，长着几株不大的核桃树和红果树。当时，省领导中，只有玉兰一人住在办公楼里，另外还有几个秘书、公务员。每当会后公暇，玉兰就在楼前的闲散地上散步。她看到这里土质很好，阳光充足，又有水源，是块好地方，却杂草从生，一片荒芜，于是就动了开荒种地的念头。

　　那天傍晚，玉兰来到公务员韩长林的办公室，对他说：“小韩，你能找把铁锨不？”

　　“找铁锨干啥？有啥活你说吧，让我来干。”韩长林说。

　　“俺看楼前那片荒地，开出来种菜不错。”

　　“算了吧！你的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干这个！”

　　“这点活儿算什么，早起晚睡点，就捎带干了。”

　　韩长林拗不过玉兰，便给她找来一把铁锨。接连几天，玉兰开完会，吃过饭，也不休息，就在楼前的荒地上，挥动铁锨，刨地整畦。在她的带动下，韩长林和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这一劳动。不久，一块三四间房大小的整整齐齐的菜地，出现在一号楼前。家在郊区的韩长林，向生产队要了些青椒秧、白菜籽，让玉兰种上。他们还从附近的下水道中，打来废水，浇在地里。

　　小苗出土了，菜秧成活了，绿油油的一片，煞是喜人。玉兰一有空，就给它们松土、拔草、浇水。在人们的精心照料下，蔬菜长得又旺盛，又鲜嫩。当他们摘下第一批青椒后，炒了满满的一锅，共同分享自己的劳动汗水结出的丰硕果实。

　　“玉兰爱种地，也会种地，使这块地长出了很多的菜。”谈起多年前的往事，任省委办公厅老干部处副处长的韩长林十分动情，“玉兰热爱劳动，从她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来。她经常主动拖地板、擦桌子，坚持自己洗衣服。有好几次，工作人员要替她洗衣服，她总是不让。还说，俺又不是七老八十不能动了，还要你们照顾，俺也有两只手，啥活也能干。”

　　1976年11月18日，玉兰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江河。省委机关分给我们两间房子，我们第一次有了家。后来，我们又搬过两次家。我们先后住的这3处房子，不是平房，就是楼房的一楼。玉兰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只有平房和一楼，房前屋后才有块空地，她也才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每逢节假日，玉兰主要干两件事，一是看望老领导、老同志，二是在房前的菜园里劳动，一干就是一晌，甚至一天。为了干活得心应手，她从临西老家先后捎来铁锨、锄头、镰刀、果树剪子等常用农具。

　　在城里的闲散地上种点菜，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拿土质来说。我们住的第三个家，位于省委、省政府东大门马路对过。楼前正好是工程队当年盖房时堆放和搅拌建筑材料的场地。那天，我们把家搬过来不久，玉兰就要我跟她一块儿种菜。谁知，我用铁锨一挖，地里全是些砂石、碎砖、石灰和水泥块。我又使劲往下挖了好几尺深，结果全是这些东西，就对玉兰说：“哎呀，全是这个，连土都看不见，这地没法种了。”

　　“咋没法种！人家沙石峪张贵顺，青石板上创高产。咱们起出砖头，换上好土不就行啦！”玉兰坚决地说。

　　“这要费多大的功夫！”

　　“这怕啥，愚公移山，慢慢整呗！”

　　“种菜这么费劲，还不够功夫钱呢！”

　　“咳，咱们在城里，整天坐办公室，这下正是参加劳动锻炼的好机会。”

　　那几个月，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我们都用来清理沙石碎砖。我负责挖掘，玉兰往筐里拣砖，先后少说往垃圾堆上抬了有百余筐。然后，我们再从别的地方，运来好土填上。每次都干得满头大汗，浑身是土。终于，开出了约一分地大小的小菜园。

　　浇水、施肥、找菜种、防治病虫害，也都遇到了困难，但都被玉兰一个个克服了：为了及时浇水，她专门买了个塑料桶，放在厨房里，把刷锅洗碗的脏水积攒起来，随满随倒；没有肥料，她就自己造肥，把家里的垃圾、院里的树叶杂草，堆在一起，用土盖上，再浇上水，进行高温积肥；没有菜种，她就随处留意，或买、或要、或交换，后来就自己留种；有了病虫害，她就动员全家上阵捉虫。

　　玉兰不愧为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从她经营的小菜园中也可看出来。不论谁到我们家来串门，她都要热情地邀请他们参观我们的小庭院。只见上面是香椿、石榴树，中间是豆角、苦瓜架，底下是油菜、菠菜，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整个小院简直就是一个“立体农业实验场”。后来，玉兰种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在房前种了，在房后也种上了，让搭起的竹架上爬满了苦瓜、丝瓜、冬瓜、南瓜，又让庭院旁边的房顶上也爬满了各种瓜藤。从春天到秋天，我们家的小院始终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瓜菜成熟了，玉兰又走东家、串西家，把新鲜的瓜菜送给邻居们，让他们分享收获的喜悦。我们大院里的许多干部和家属见到玉兰，纷纷称赞她：“玉兰，咱们院里的瓜菜，就数你种的好，该当冠军啦！”“玉兰，你的瓜菜咋种这么好，劳动模范真是名不虚传！”

　　“当晨光初露时，吕玉兰同志照常早早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她的宿舍后边的小院里，整理自己亲手栽种的蔬菜及果树等。”原石家庄地委机关报《建设日报》记者王呈英、彭艳芬，曾采写了一篇题为《吕玉兰同志的星期天》的文章，登在1989年7月15日的《建设日报》上。文中这样描写玉兰建设“庭院农业”的情景：“我们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她的人造小田园，只见满院绿油油的菜，红红的石榴花，爬满架的葡萄藤。她津津有味地对我们说，原先这是块废地，为了平整这块土地，我们利用早晚和星期天的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并种上了菜和果树。更让我们好奇的是，她还在墙根的水泥板上垫上土，种上了油菜、蒜苗、丝瓜、苦瓜、木耳菜等。用她的话说，劳动能锻炼身体，劳动是最大的乐趣。”

　　有一回，玉兰的下肢发红发烧，现邢台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当时在临西县人民医院工作的王顺道医生赶到村里诊治，发现她患的是血栓性静脉炎，就嘱咐道：“你的腿毛病不轻，一方面要消炎止肿，一方面要注意休息，最好把腿放在支撑物上，抬高一点。”

　　几天以后，王顺道又到东留善固看望她。在村招待所和她家都没找到，后来在林场才找到了她。王顺道走近一看，她正挽着袖子、卷着裤腿，同社员们一边锄地，一边谈话呢，两腿红肿得更厉害了，便着急地说：“玉兰，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让你休息，你还劳动。你这是病，现在应该听医生的。再严重了，腿就保不住了！”

　　玉兰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风趣地说：“你让俺躺在床上，把腿架起来，像坐监狱一样。俺要是三天不往地里转一圈儿，不看看树，不看看庄稼，不看看乡亲们，非憋出别的病来不可！”

　　“你的腿保不住了，还怎么转？”王顺道说。

　　“没腿了，能和乡亲们拉拉也行啦！”玉兰笑道。

　　王顺道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玉兰拉回了家。为 “监督”玉兰养病，王顺道就住在了招待所里。俩人经过“谈判”，玉兰半天休息，半天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她的腿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