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捍卫人民信仰是实现国家稳定和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础

——关于俄罗斯立法捍卫人民信仰的随想

（2009年4月14日）

　　文章后面的附件是转自乌有之乡的报道《俄罗斯准备立法捍卫历史，否定卫国战争将被判有罪》。读罢此文，让人不禁钦佩俄罗斯人民已经找到了彻底战胜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颠覆的成功方法：发动群众。此前俄罗斯组建的纳什青年组织，是以组织方式直接发动群众;现在俄罗斯立法捍卫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捍卫人民的信仰自由，是以制度方式间接发动群众。正是凭借和依靠群众爱国主义这一政治基础，俄罗斯才能够在经济还极其薄弱落后的基础上恢复了世界大国地位。

　　收复车臣，征服格鲁吉亚，粉碎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梦想，将俄罗斯国旗插到北极海底，恢复轰炸机战略巡航，针对美国反导系统部署进攻性导弹，特别是最近俄罗斯总理普京令整个西方国家都心惊胆战的那句领土格言：“俄罗斯没有一寸多余土地，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苏联失去的大国地位又被俄罗斯完全恢复了。

　　比较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就会发现，造成当初那个经济、军事力量都十分强大的苏联瞬间解体的，以及现在这个经济十分落后贫困的俄罗斯能够再次崛起的，都是相同一个因素：人民信仰。而绝不是30年来改革教一直散布的那个谎言：经济发展。20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摧毁了苏联人民的信仰，所以苏联解体了;现在俄罗斯恢复了人民信仰，所以俄罗斯又崛起了。

　　而摧毁人民信仰的方法，就是立法保护精英和反思妖魔化历史。这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极其惨痛的巨大代价，所谓“休克疗法”不仅把俄罗斯人民的财产洗劫一空，甚至造成俄罗斯人口在和平时期锐减700多万，那是俄罗斯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历史噩梦。好在，目前俄罗斯人民终于彻底结束了这场历史噩梦，通过恢复人民信仰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放弃了对俄罗斯的政治颠覆活动。

　　然而，这场可怕的历史噩梦，目前仍在中国重演。疯狂地侮辱和践踏人民信仰，恶毒地妖魔化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肆意贬低和否定民族文化，一些媒体公开把爱国主义辱骂为“爱国贼”，并设置专栏讨论如何打击“爱国贼”等等。所有这些摧毁人民信仰的行为，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国家。

　　此前我们曾一再强调：当今世界的国界不再是一个国土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界不再是设立在土地上，而是设立在国民的心目中;摧毁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文化以及对自身利益的信仰，就是在摧毁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国防。就这一点来讲，今天那些侮辱人民信仰，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中国历史，妖魔化中国文化的汉奸学者、伪自由派和美国鹦鹉等，完全是比汪精卫更加彻底的一群汉奸卖国贼。时代不同了，国界变化了，汉奸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对此，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认识清楚。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国家崛起前的两大历史羁绊，一是在经济上形成的“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二是在政治上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颠覆活动。如果不打破“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中国人民就无法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成果;同样，如果不解除西方国家政治颠覆的威胁，国家就会被锁定在极度紧张的高压状态，根本无法推进民主建设，中国人民也就无法享受到民主发展的政治成果。一个时刻处于敌对势力政治颠覆威胁下的国家，是不可能推动任何民主建设的，如同一个处于强盗小偷窥视下的家庭不可能打开门窗一样。中国之所以会同时落入经济和政治双重陷阱，其根本原因也是一样：剥夺了人民信仰的权利!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亚颜色革命以及所有陷入动荡和战乱国家共同的悲剧根源。

　　而剥夺人民信仰权利的主要方法，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和反思历史。通过民主法治，专门立法保护西方敌对势力操纵的极少数精英任意侮辱和践踏人民的信仰，同时镇压绝大多数人民捍卫自己信仰的权利。大家回顾一下30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发现，其根本特点就是只允许少数人侮辱人民信仰，而绝不允许人民捍卫自己信仰。几乎所有法律都规定：侮辱一个人是犯罪，而侮辱一群人是自由;诽谤一个人是犯罪，诽谤一群人是自由;造谣诬陷一个人是犯罪，造谣诬陷一群人是自由。就是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与西方敌对势力相联系的汉奸买办、伪自由派和美国鹦鹉，无所顾忌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屠戮、精神摧残和舆论镇压。

　　这极少数精英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侮辱中国人民的祖先，侮辱中国人民的父辈，侮辱中国人民的革命，侮辱中国人民的奋斗，侮辱中国人民的历史，侮辱中国人民的文化，侮辱中国人民的信仰;可是中国人民却无法反抗，无法回击，因为任何反抗和回击都离不开具体人，都必然会遭遇到侮辱诽谤罪等官司缠身。精英立法(准确说是“西门庆立法”)的奥妙就在于此，它彻底剥夺了人民信仰的权利，而在法律文件中又不露任何痕迹。中国伪自由派十分推崇的那位汉奸学者，那位因发表《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而享誉日本全国的猫论大师，在备受许多退休的党国元老崇拜的《交锋》中，自始至终都十分自豪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与人民历次交锋的巨大胜利。

　　其实，它们的胜利不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辩论交锋的胜利，而是对人民单方面实行司法专制的胜利，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胜利。就拿那位汉奸学者来说，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侮辱和诽谤，甚至超过了日本极端右翼势力，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哪怕是用他侮辱中华民族十分之一的言辞回击他，立刻就会被起诉并且官司一定会败诉。这就是最终中华民族被妖魔化为劣等民族，东方文化被妖魔化为劣等文化，黄色文明被妖魔化为劣等文明，中国人被妖魔化为劣等人种，人民革命被妖魔化为暴徒罪行的根本原因。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民主法治如同现代股份制一样，进入中国后其原有历史功能完全颠倒过来了，股份制本来是人类经济领域的伟大革命，解决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集中管理和共同占有之间的矛盾，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享有社会财富提供了一个有效形式，可是进入中国后却相反，股份制和证券市场不仅不再是实现财富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反而变成了少数权贵富豪掠夺社会公众财富的有效工具。民主法治更是如此，8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西方民主法治的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国人民享受到丝毫现代政治文明，反倒成为百年来束缚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枷锁，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四大自由没有了，甚至连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到的罢工自由也丧失了。

　　西化民主的唯一成果，就是打破了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集权局面，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精英铁三角。由于铁三角只是在分赃时才实行民主，在抢劫百姓时完全一致，所以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这种铁三角式的精英民主更加恐怖，甚至恐怖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封建专制。在封建专制社会，老百姓至少还有遇到包公、海瑞的偶然机会，而在精英民主条件下，老百姓则完全处于绝望状态。如同包办婚姻拉郎配，妇女至少还有遇到如意郎君的偶然机会，而被几个流氓民主地轮奸，则是无法想象的恐怖和痛苦，虽然对于流氓团伙来讲，权利均等地进行轮奸的确是一种民主，但是对于受害妇女来讲则完全是超越地狱般的恐怖。精英民主带给中国老百姓的，就是这种超越地狱般的恐怖，虽然对于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来讲，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正民主。

　　如果说，以往遭受精英民主摧残祸害的主要是中国百姓，那么从现在起，精英民主祸害的矛头则开始指向国家。这也符合历史的内在逻辑，摧毁人民信仰的目的就是解体国家，当人民信仰被摧毁以后，接下来自然就是要摧毁国家了。可怜中国不仅在国际社会扮演了20世纪杜十娘的悲剧角色，甚至在国内同样扮演了杜十娘的悲剧角色。被改革教打着反思的旗号，一步一步地引到了政治悬崖的动乱边缘。与当初苏联解体前的情况完全一样，都是打着所谓反思历史、否定过去、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亲手葬送掉苏联的原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为苏联解体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晚年无不为改革开放的历史陷阱悔恨不已。

　　流落国外30多年一直坚持反苏反共的索尔仁尼琴，原本以为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应该比过去的社会主义苏联更加富裕美好，可是，当年已古稀的索尔仁尼琴踏上祖国土地时，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破败凋零，不仅远远落后于他逃亡时的苏联70年代，甚至落后于沙皇时期。面对破败凋零的悲惨祖国，索尔仁尼琴哭了，此时老人才知道30多年的反苏反共完全是上当了，是上了西方国家的当，充当了西方国家的反苏工具。可是已经晚了，苏联已经解体，祖国已经衰败，老人除了任凭悲愤悔恨的泪水不尽流淌之外，已经无能为力再做任何事情。不久，老人便带着无边悔恨与世长辞，永远告别了自己无意间深深伤害的祖国。那位亲自下令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更是如同祥林嫂一样地不停念叨：“我上了美国的当，我上了西欧的当，我上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当。”“他们答应我苏联不解体，北约不东扩，让苏联人民过富裕生活，可是他们骗了我，欺骗了我。”

　　几乎就在索尔仁尼琴逝世的同时，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下令停止了反思苏联历史。其实，不仅俄罗斯普京意识到了所谓反思的邪恶目的，中国第三、四两代领导人同样意识到了反思和反左的邪恶目的。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果断放弃了持续30年的反左口号;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最近也流露出了对所谓反思阴谋的担忧，并认为当政时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反思阴谋。

　　只是中国两代领导人转向的政治意图，都不如普京一个指令来得有效。普京担任总统期间停止反思的一个指令，便终结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俄罗斯的政治活动。整个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被迫放弃了政治上颠覆俄罗斯的战略幻想。因为政治颠覆的动乱基础——俄罗斯人民，已经齐刷刷地站到了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准备对那些西方国家操纵的动乱精英发起第二次“卫国战争”。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力量，那些动乱精英消失得干干净净，超过中国两倍的广大俄罗斯土地上，竟然听不到一句曾在八九十年代响彻云霄的“汉奸”声音，以至于专门为对付动乱精英自发组建的俄罗斯青年纳什组织，由于找不到充当美国鹦鹉的政治对手，而处于自生自灭的瘫痪状态。

　　反观中国，情况却越来越紧张，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甚至到了随意玩弄中国政府的地步。去年年底，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了一个旨在迫使共产党下台的“政治宪章”。由于遭到中国左派反对，它们便于今年年初由伪自由派打头，对中国左派发起了突然袭击，一反常态地打起了“支持政府改革，镇压毛派邪教”的旗号，诬陷中国左派要密谋造反，要攻打中南海。许多长期坚持反华反共立场的右翼媒体如《亚洲周刊》、香港《星岛日报》等，更是联手造谣，推波助澜，连篇累牍地发表左派造反的各种证据，呼吁中国政府镇压左派，坚持改革。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所共知的反华反共势力居然变成了第二中央，能够成功地调动许多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听其指挥，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立刻按照这些反华反共势力的指示扑向中国左派，采用各种方式对左派进行打击，包括关闭了一些左翼学者的绝大部分博客。

　　在调集中国政府部门成功地教训了中国左派以后，他们又恢复常态重新发起了对中国政府的日常攻击，像《亚洲周刊》、香港《星岛日报》这些不久前还高举“支持政府改革”旗号陷害左派的极端右翼媒体，最近又悄悄收起了“支持政府改革”的旗帜，恢复了原有的人权旗帜，联合西方各大媒体，在全世界发起了控诉中国关闭网站、侵犯人权的政治活动。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华反共，是由来已久的政治现象，不足为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操纵的伪自由派，居然在不到半年的极短时间内，三番两次地玩弄中国政府，想反对就随时反对，想利用就随时利用，其随心所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花花世界的嫖客流氓。

　　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个历史信号，它标志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已自信掌握了政治主动权，自信“改旗易帜”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最近其他方面的政治动向，也在不断强化着这一政治信号。目前在围剿《中国不高兴》一书的过程中，极端右翼势力无意间透露了一个可怕信息，南方系报刊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各大媒体输送高层管理人员，也就是说，南方系报刊正在成为中国新的“黄埔军校”，或者说正在成为中国的第二党校，其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出版报刊，而是为中国各大媒体培养和输送干部。透露这个信息的那位右派人士据此十分自豪地宣称：中国的未来已非右派莫属，中国民族主义已注定会变成垃圾。

　　还有比南方系报刊更加让人震惊的，在不久前围剿左派时浮出水面的一家拥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背景的右翼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开挂出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几十家媒体名单，声称这些媒体都是其组织成员。最有意思的是，该组织居然发表公告宣称，其所有活动都会经过“法律的仔细考量并有律师全程追踪”，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告显然是在进行针对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

　　此前我们就一再强调，中国面临颜色革命最大的劣势，就是媒体和金融已不在中国手中，现在，右派主动透露的信息完全证实了我们这个判断。比各大媒体尽数陷落对方之手同样令人忧虑的，就是四大自由主义媒体龙头地位的形成。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南方系报刊和《炎黄春秋》，已成为占据中国媒体龙头地位的四大自由主义媒体。所谓龙头地位不是指它们的发行量，而是指它们特殊的政治背景及其所代表的特殊政治力量，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特殊政治力量，使它们在改旗易帜的换装过程中具有其他任何媒体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总是把它们看作是中国的民主力量，反倒是宣称右派已控制了全国各大媒体的那位右翼人士，无意间剥掉了它们虚假的民主外衣。那位右翼人士十分得意地说道：“全国平面媒体没有一家左翼报刊，没有一家赞同民族主义的报刊。”大家可以想一下，偌大一个中国，数万家报刊中竟然没有一家左翼报刊!可见，对左翼的专制程度，莫说是在民主国家无法想象，即便是世界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对左翼的专制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没有一家左翼报刊!这还是在共产党这个左派政党执政的国家里，如果中国完全成为右派天下，恐怕就不是没有一家左翼报刊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左翼脑袋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专制暴徒会成为民主力量?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社会?世界历史上有把左翼报刊消灭得干干净净的民主社会吗?大家可以和世界历史上随便任何一个最专制的国家相比较，看看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把左翼报刊消灭得如此干干净净。

　　过去总是讲，右派上台就是法西斯专政;现在看来，中国右派上台，远远超过法西斯专政。在此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一党专制的结果。如果原因是一党专制，那就应该是对左派右派都专制，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全国到处都是右派报刊，唯独没有左派报刊;如果说执政党本身就是右派，那这些右派媒体就应该全力捍卫执政党，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努力去推翻执政党。中国把今年确定为是“维稳年”，恐怕连中学生都知道这个“维稳年”主要是在防范右派，并且，中国右翼团体几乎已经在公开讨论结束一党执政后的政治分赃方案。显然，这也说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并没有把共产党看成是右派政党。否则，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捍卫这个政党，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千方百计地推翻这个政党。

　　事实证明了我们此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当今中国对左翼力量的专制，对劳动人民的专制，对爱国力量的专制，完全是来自那些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改革教。这就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国情状况。把共产党变成左派眼里的右派政党，右派眼里的左派政党，从而使共产党失去所有政治力量的支持，丧失所有的政治基础，变成政治上的孤家寡人，一旦发生政治风波，就会立刻分崩离析，整个国家将会随之陷入动乱和分裂。中国的危险就在于此，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自信也在于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特定的阶级支持和特定的政治基础，无论外表如何强大，都将是不堪一击。那个漫画《脱吧，到你了!》之所以会引起巨大反响，就是直接表达了右翼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基本看法。

　　中国第三、四两代领导人都曾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江泽民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是想解决党的阶级力量问题。只是在老爷子套在共产党头上的“反左”紧箍咒的作用下，“增强党的阶级基础”被中央党校教授解读成为继续镇压极左势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被中央党校教授解读成为大规模吸收资本家入党。如此一来，不仅没有增强党的工人阶级基础，反倒把一群仇恨工人阶级的老板董事长请进了党内。

　　当改革教大肆庆祝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兼任的伟大胜利时，国内外敌对势力都知道，向共产党下手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道理很简单，董事长是资本家代表，共产党是工人代表，现在让董事长担任党委书记，必然会同时失去两大阶级，既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基础，又无法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把共产党完全变成了没有任何阶级力量的孤家寡人。

　　去年，胡锦涛主席再次提出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并且接受第三代领导人的教训，毅然砸碎了套在共产党头上的“反左”紧箍咒，明确了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的群众基础是劳动人民。但是，持续30年的反左运动，已经成功实现了党和群众之间的政治隔离，彻底固化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无论党中央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能够滴水不漏地纳入固有的精英模式，即政治上坚决反左和经济上坚决私有。党中央停止了反左，它就转而反毛反文革，总之，绝不改变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这一总目标。并且党内党外分工配合十分有序，党外敌对势力主要是通过反思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人民革命的合法性，否定东方文化的存在价值;党内买办势力主要是通过歌颂改革进而歌颂资本主义，歌颂西方文化，歌颂西方列强掠夺、支配、瓦解乃至解体中国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这就是国内外所有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极端右翼势力都极力赞颂改革的根本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一再警告中国如果停止改革，“将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损害”，所谓实质性损害，就是改变中美关系，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之所以把中国的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就在于改革前的30年，是中国独立自主，自我发展的30年;改革后的30年，是中国放弃自我，依附西方的30年;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会紧紧抓住中国的改革不放。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政治路线和强国战略再好，也根本没有实施的机会和条件。

　　领导中国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进道路上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长期反左战略贻害中国的最大祸乱根源，就是打掉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摧毁了实现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不是把国家和社会稳定建立在国民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完全依靠军警的暴力基础上。通过军警而不是通过群众来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根本不能实现稳定，还会把中国变成世界人权法庭上的永久被告，把中国永远锁定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紧张状态，永远成为西方国家随时敲诈的对象，社会稳定就会永远成为岌岌可危的首要目标。

　　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警察是用来对付刑事犯罪的，不能用他们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信仰和人民的力量。通过反左打掉中国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把中国强行推上了依靠军警维护国家稳定的危险道路，完全是把中国送上了历史不归路。只此一项，就是民族罪人!现在，是到了该结束中国在道义上政治上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时刻了，一个国家不可能戴着道义和政治的双重枷锁实现历史崛起。况且就日益迫近的政治动荡而言，如果不及时砸烂这双重枷锁，中华民族不仅难以实现历史崛起，甚至会彻底栽倒在崛起和毁灭的十字路口，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被肢解的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将一同成为永久的历史陈迹。

　　况且，我们比俄罗斯更有条件摆脱西方国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压迫，在道义上政治上实现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用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和谐社会取代丛林社会，把目前西方国家风起云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与国内网络掀起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摆脱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适应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探索人类新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

　　就目前而言，最现实可行的就是发起一场捍卫人民信仰的运动。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道义和政治上把中国置于被动挨打地位，就在于通过少数精英剥夺了人民的信仰自由。只要恢复人民的信仰自由，人民就能够战胜国内外任何敌对势力。目前发起一场捍卫人民信仰的运动，是在不折腾条件下消除动乱和分裂势力的唯一途径，也是中国和平转型的最后途径。

　　一方面，国内外敌对势力就是用信仰自由作武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妖魔化的，我们必须接过这个武器。既然讲信仰自由，就应该是所有人的信仰自由，而不能仅仅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信仰自由。并且信仰自由的基本含义，就是不能侮辱他人的信仰，不能侮辱人民的信仰，凡是侮辱人民信仰的，必须绳之以法，并且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如果你跑到教堂去侮辱耶稣，跑到寺庙去侮辱释迦牟尼，跑到清真寺去侮辱穆罕默德，由此带来的严厉惩罚，无论在任何国家——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亚洲落后国家，都绝不会得到法律保护。在中国同样应该规定，侮辱人民信仰而遭受到人民的相关惩罚，必须由肇事者承担所有后果。

　　另一方面，人民的信仰已经成熟。在社会话语权被垄断，人民话语权被剥夺，随意侮辱人民信仰又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捍卫人民革命的合法性，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法性，特别是捍卫历代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毅然选择了把信仰偶像化的方式，把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请上神坛，奉为人民之神，东方之神，以此来抵抗浊浪排空的反毛浪潮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这是中国人民捍卫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创举，是一场抵抗西方文化侵略，捍卫民族文化和人类根本利益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华文明、东方文化，以及将世界带出危机的人类根本出路，都将通过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保留下来。

　　20世纪国内外反动派掀起的反毛运动，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毁灭中华文明的文化灭种运动。从80年代的《河殇》到现在的所谓普世价值，一脉相承的不变宗旨就是毁灭中华文明，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运动。普世价值的要害就在这里。它不仅是要彻底刨掉共产党的祖坟，彻底刨掉社会主义的祖坟，甚至是要彻底刨掉中华文明的祖坟，彻底刨掉中华民族的祖坟;它不仅是要打掉共产党的合法性，打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打掉人民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是要打掉中华文明存在的价值，打掉中华民族存在的价值。这完全是一场不流血的种族大屠杀，与当年美国灭绝印第安人、德国灭绝犹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性质，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肉体大屠杀，后者是精神大屠杀而已。如果是站在西方感官主义立场上，把人的生命仅仅看作一个物质现象，就会认为精神屠杀不是犯罪;而如果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个精神现象，就会理解精神屠杀和肉体屠杀同样属于犯罪。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屠杀的犯罪行为，是一种种族文化灭绝行为。

　　可以说，持续30年的文化灭绝行为之所以没有毁灭掉中华文明，完全是人民信仰力量抵抗的结果。目前，世界大危机所标志的文化转型期，正在把中国推上民族崛起的历史前夜，同时也把中国推上了政治动荡的历史前夜。唯一能够避免和制止动乱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人民信仰的力量。单纯依靠老爷子的“军警维和论”，完全是将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灾难的一条死路，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动乱隐患，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党的力量来自人民，国家稳定依靠人民，人民的力量来自信仰，敌对势力的强大来自对人民信仰的剥夺;只要让人民信仰的力量爆发出来，所有敌对势力的政治颠覆活动就会立刻烟消云散。

　　在恢复人民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用大众政治制度取代现有的精英政治制度，把政府置于党的直接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由政党领导政府，是现代国家的成功特征；但是由人民直接监督政府，则是除毛泽东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政治探索。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根本标志，就是人民有权并且能够直接罢免各级政府官员，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根本特点。最近遇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询问：中国凭借什么实现崛起?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先进东西?我们一直十分自豪地回答：大众政治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崛起向世界奉献的最好的文明大礼。这个文明大礼的历史分量，绝不亚于数百年前欧洲人奉献给世界的宪政文明。

　　总之，掀起一场捍卫人民信仰自由的运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国家稳定和民族崛起的内在历史要求。或许有人会说，胡锦涛主席说了“不折腾”，许多准备在中国进行大折腾的人也故意把“不折腾”作为护身符。其实，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讲的不折腾，是有前提有条件有限度的;不折腾的前提是不怕折腾，并且有能力制止折腾和战胜折腾，而不是惧怕折腾，没有能力折腾;不折腾的条件是迫使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敢折腾和被迫放弃折腾，一旦敌人折腾，就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折腾当中;不折腾的限度是不在人民内部折腾，不让敌人继续折腾人民，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折腾人民的敌人。

　　俄罗斯通过恢复人民信仰，成功摆脱了西方国家的不停折腾。现在该轮到中国摆脱西方国家的不停折腾了，况且摆脱西方国家折腾的方法，本来就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伟大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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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4日

　　附文

俄罗斯准备立法捍卫历史，否定卫国战争将被判有罪

苏 清

　　“我认为议会应该通过一项法律，让否定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承担刑事责任。如此一来，否定这件事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能这么容易地来我们国家了，尤其是一些拆毁纪念碑城市的市长们，就会在这件事上多加考量。”2月24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联席主席谢尔盖•绍伊古，在伏尔加格勒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与老战士会面时说。

　　绍伊古认为，这项法律的通过将使“我们有机会捍卫我们的历史和父辈的功勋”。同时他指出，一些国家已经通过了类似法律，比如，否认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目前，在德国、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及以色列等国，否认大屠杀都是触犯刑法的行为，最高可被判处5年至10年的监禁。绍伊古表示：“到了用法律捍卫我们的历史和国家的时候了。”他认为，今年将起草这个法律草案。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们，对这个想法表示热烈支持。

　　这并不是绍伊古首个“激进”的提议了。在2003年11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前，绍伊古曾经提议立法，对没有正当理由缺席选举投票的俄罗斯人，应当取消他们的国籍。绍伊古认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参加投票，说明他们对国家漠不关心，这样的人不应该让他们生活在俄罗斯。当然，这样的立法提议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不过，有关“否认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提议，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在国家杜马内部，自由民主党24日当天就表态支持绍伊古的建议。

　　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说：“我们牺牲了成百万的战士，现在居然要对我们说，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没什么贡献，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个法律应该用到塔林市长(为纪念二战中解放塔林而设立的苏联青铜战士纪念碑2007年遭拆除)和乌克兰总统(否认苏联在二战中的正面形象)身上。”

　　“我们应该保卫自己的胜利，我们会在杜马的投票中保卫它。”日里诺夫斯基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