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忠诚和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而是具体的、实践的。现在，对党员忠诚和信仰的考验似乎不像战争年代那么严峻了，但对党员忠诚和信仰的绝对性要求丝毫没有两样，同样容不得半点含糊。

　　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新分子入党条件有5条：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说明，对忠诚与背叛这一大是大非的判别，可以化作一条条具体规范。换言之，对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守，也是具体的、可触可感的。

　　习主席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是天经地义的，它既是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对每个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党员党性的集中体现和前行的力量源泉。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对信仰是否坚守。没有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坚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提高政治能力、永葆政治本色等，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忠诚和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而是具体的、实践的。战争年代，党员时时面临生死考验，忠诚和信仰意味着“赴汤蹈火、刀锯鼎镬”，具体表现就是陈树湘落入敌手后自断肠子的壮烈，江姐不惧严刑拷打的坚强，刘胡兰走向敌人铡刀的从容，李白用生命保护党的秘密的忠贞……和平时期，远离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对党忠诚、对信仰的坚守更多地表现为面对大是大非的清醒、面对各种诱惑的坚定、面对使命任务的担当等。现在，对党员忠诚和信仰的考验似乎不像战争年代那么严峻了，但对党员忠诚和信仰的绝对性要求丝毫没有两样，同样容不得半点含糊。

　　也许有些同志认为，只要在政治信仰、政治立场上与党保持一致，就不会出大问题，用不着在“小事”“小节”上谨小慎微。这种看法不仅有失偏颇，而且十分有害。例如，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入党条件有“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的表述，这看似是“小事”“小节”，却是确保党员政治坚定、思想纯洁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员如果做不到这一条，就会被敌人所利用，成为可耻的叛徒。据《红岩档案解密》披露，解放战争时曾任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刘国定，虽然在党内身居要职，却时刻做着当官发财的梦，竟然提出把党内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牟利，并沉迷于城市舒适生活。他被捕后，很快便无耻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鉴于血的教训，重庆被捕入狱的同志在郑重呈给党组织的“狱中八条”中，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作为党组织对党员关注和教育的重点，可谓切中时弊。

　　忠诚的反面是背叛。严酷的斗争在成就无数大义凛然英烈的同时，也淘汰了那些贪生怕死、危害革命的叛徒。忠诚与背叛的抉择，往往取决于对党忠诚度的强弱与信仰纯洁度的高低，而构成强度和纯度的基本要求，就是从每一个具体事项严起，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做起。因为，党员忠诚度哪怕欠缺1%，都可能成为导致理想信念滑坡的一粒石子，成为敌人撕开的一道口子，从而使剩余的99%荡然无存，由“不纯”蜕变为“不忠”，由亚忠诚转变为不忠诚。

　　人们观察事物，总是离不开宏观的“望远镜”与微观的“显微镜”，同样，理解践行忠诚和信仰也离不开这两面镜子。具体到每一个党员，既要树立忠诚和信仰的宏观坐标，也要时时进行微观的反思与叩问。比如，在组织面前，是不是愿意讲真心话、掏心窝的话，有没有对组织隐瞒什么?再如，对于互联网上出现的与主旋律相左的信息，有没有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否保持不被谣言蛊惑的清醒头脑和政治定力?又如，对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新规禁令，是不是在思想上高度认同、在行动上坚决执行，有没有试图“踩线”的念头和行为……只有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自觉对表对标，严格遵规守纪，念好“紧箍咒”、不碰“高压线”，始终划清公私界线，坚守道德底线，加强党性锻炼，才能不断纯洁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永葆对党的忠诚和共产党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