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伪求真：党史学习教育有待澄清的几个重大问题

　　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今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目的是通过系统学习教育，让全体党员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笔者在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通过阅读新编党史资料及文章和观看相关影视作品，总会产生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按照现在的党史观念，在中共百年奋斗史中，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28年，还是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前28年，都出现过“左”的或右的路线或政策错误，甚至数次挽救了党和军队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唯有改革开放40多年没有出现过路线或政策错误。即使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那也只是异质思维或教育失误之过，而日益加剧的经济私有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或必经阵痛，都与路线或政策错误无关，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去解决……等等。这种评判是否准确?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值得商榷。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我党经常开展的一项思想教育活动，意在通过对我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真理，扬长避短，少走弯路，不走邪路，从而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但是，任何学习教育的开展不一定都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成败的关键取决于组织者或参与者的动机、立场、认识和态度是否正确。因为不同的动机将产生不同的立场，而立场不同认识问题的角度和学习的态度就会不同，这就必然会造成同样的学习教育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来，从1991年到2016年的二十五年间，中央先后新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2卷)、《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著作，作为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教材。但也正是这二十五年间，在理论创新的幌子下，中华大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党内外走资西化精英公知纷纷跳将出来，一时间修正马列，篡改党史，丑化领袖，谤毁英雄，复辟翻案，推崇邪路等反动言论不但在报刊网站铺天盖地，而且登上了学校甚至党校的讲台。如果不是习总书记果断在全国开展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夺回阵地，力挽狂澜，真不敢想象任其发展到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乱象。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公开出现如此反党反社的政治风暴?除了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加快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步伐外，党内放弃阶级分析和斗争，取消继续革命，以及对特定历史的自我否定或评判标准的异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上失守太多太久。改革初期，有人制造谣言伤痕我党前二十八年历史，一些平反后的大小官员听后感觉很解气，于是予以放纵;后来，有人开始公开诽谤咒骂人民领袖毛泽东，党内一些领导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于是听之任之;再后来，有人利用媒体推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我们有些官员认为这些东西值得学习借鉴，于是欣然接受;接下来，有人公然虚无党的整个历史、歪曲马列、解构英雄、为汉奸叛徒卖国贼翻案表功，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异质思维应该包容，于是麻木不仁。到头来，党的领袖错误了，理想信念扭曲了、党的初心异化了，英雄形象坍塌了，党的历史还能健全真实吗?党的领导还需要存在吗?当党的执政根基被挖松后，中外敌对势力来推墻颠覆也就毫不奇怪了。

　　毛主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因此，我们学习研究党史，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对我党的百年发展历史尤其是执政72年建设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评判，更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正反两方面真诚的系统总结。因为在对待党的历史评价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尤其是对新中国的两个建设时期我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评判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就无法正确判断成功与失败，就难以团结一心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所以，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有必要研究并澄清如下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

　　一、要澄清一个是非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又有改革家们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摆脱贫穷，只有借鉴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现代化，因此需要在经济方面补资本主义的课。虽然这种“补课论”现在很少直接提及，但从未停止实施。中国长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都是在单方面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不计后果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幻想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来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结果是造成了严重的官场腐败和两极分化，并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道德滑坡、罪恶丛生和社会不稳，也给中外敌对势力阴谋推翻党的领导、颠覆肢解中国提供了机会和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补课论”是不值一驳的。

　　从理论上讲，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社会主义国家将经济发展主导权交给市场和私营、三资企业后，其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共产党执政所依靠、维护、服务的对象将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是所有阶层(阶级)，这就背离了党的性质、宗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从政治上讲，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必然导致资本主导生产和分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它除了复辟剥削制度，拉大贫富差距外，只可能牺牲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让劳动人民由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沦落为被雇佣的劳动力商品，不可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这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从经济上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靠计划指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推进，是全新且先进的经济体制，它以科学前瞻性、资源共享性、科技普惠性、布局合理性、综合平衡性、生产协作性、产品社会性和分配公正性远远优胜于处于尔虞我诈、盲目竞争、专利保护、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老路。也正因为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竞争不过社会主义，为了不被社会主义淘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如此惧怕，并拼命封锁围剿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不允许一部分人暴富起来。

　　现在有人总爱拿年均GDP增速和人均收入增长来证明市场经济的先进和计划经济的落后，但是这种话语陷阱的背后掩盖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数据统计方法的本质区别和通货膨胀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客观事实。计划经济统计数据是工农业总产值，很多第三产业和义务劳动的成就是没有统计的;而市场经济统计数据不仅包罗万象，就是同一物品从甲库搬到乙库都会产生GDP。有什么可比性?比如新中国20余年时间里仅用占当时全国7.08%基本建设投资所建成的遍布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不仅创造了持续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根据有关学者的换算，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m3，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元，240万亿元超过了1980-2008年中国28年统计的GDP总和，但这些数据并未统计进当年的经济数据，这说明了什么?再说人均收入问题，现在有人用2010年的标准比较1978年的人均收入，得出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的结论，这是典型的靠虚无过去来浮夸现在。因为32年前的个人收入只需用于吃穿用，教育、住房、生老病死有社会福利保障，月薪50元能养活一家五口，而现在全靠自己负担，月薪三千元养活自己都困难;那时笔者在确保每天吃一餐荤菜的情况下，在食堂进餐一个月消费不足十元，而现在十元钱只够自己早上吃一碗普通牛肉面，32年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了一百多倍。月均收入多少只是表象，实际购买力和效用才是硬数据，拿虚泛的数字来为“补课论”贴金，只能是自欺欺人。

　　再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吧，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政府采取的是市场经济手段抗疫，缺乏应有的疫情预判和有计划的应对方案。一方面数量上占多数的民营医院基本上置身事外，另一方面公立医院的隔离床位、医护人员、医疗物资严重不足，造成部分病毒感染者因无处及时隔离治疗而自行四处求医，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扩散。与此同时封城封店封路又给居民购买生活物资造成困难，从而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局面。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调整了防疫策略，迅速启动了计划经济模式，采取抗疫全国一盘棋，有计划地生产抗疫物资，统一资源配置，实行全国公立医院、部队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统一调配，重点支援武汉和湖北等重疫区，很快盘活了医疗资源和生活物资，快速建起了各类方舱医院和临时隔离点，做到对患者和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应收尽收”，并实行免费救治，用较短的时间阻断了病毒传播。与此同时，对生活物资采取全国定省包市统一调配支援湖北，各市县区有序组织商业网点定点将物资配售给封闭小区的居民，较好解决了居民生活物资供应问题。所有这些是我国能在百日内取得抗疫斗争决定性胜利的根本保证，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战胜灾害的强大优势和公有制巨大的抗风险合力，为全球抗疫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板，创造了奇迹。反观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的美欧，疫情发生后虽然各国先后启动了政府调节手段，美国等还宣布进入战时经济状态，但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无政府状况根本无法改变全国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混乱局面，更不可能集全国优势资源支援重疫区，只能采取被动防范、“群体免疫”等消极对策，导致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快速攀升，充分暴露了市场经济应对突发事件的识别纠错能力低下和抗风险能力不足。

　　铁的事实反复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补资本主义的课，除了通过弱肉强食让极少数人暴富和扩大贫富差距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二、要厘清二个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展的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底正确与否?是否符合党的初心?如果正确，为什么改革后要重新恢复个体农业，重新培植、大力发展和极力维护私营工商业?如果不正确，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八年还有什么是正确的?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种争议，除发明了“不争论”外，也给如何判断改革开放的成败划了红线定了标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那么，通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是否事实上已经存在严重的两级分化?“民营企业主”和党内外贪污腐败、走资西化分子算不算新的资产阶级?如果不承认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是失败和邪路，那么现在判断改革开放成功与失败的新标准又是什么?是谁以什么理论制定的新标准呢?如果承认已经导致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是失败或邪路，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吗?

　　上述两个问题是学习党史和国史绕不过去的重要史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照党的初心和使命必须作出抉择给出答案且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路线问题。我们不能将头埋进沙子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就高枕无忧、自我陶醉，因为这两个问题不厘清，党的历史就失去了连续性、一致性，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和敌对势力的进攻就因缺少理论武器而变的软弱暧昧，党史学习教育也不可能达到学史明智、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进的目的。

　　三、要统一三个认识

　　下面提到的三个认识问题，是党史少有涉及但社会广泛争议，群众普遍关注的是非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性和结论，就很难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一是对干部“5.7道路”的认识问题。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轮流到“5.7干校”或农场接受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到底是不是住牛棚受迫害?党员领导干部是否需要参加劳动锻炼?是否需要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干部参加劳动，工资基本不少，比农民的待遇优厚多了，哭诉并否定“5.7道路”理由何在?这是否是导致众多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脱化变质的重要原因之一?“5.7道路”事关党的干部路线和拒腐防变的制度构建，不是小事，有必要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二是改革发展为了谁的宗旨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和少部分人是真真切切富起来了，但是这种富裕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和民主权益的剥夺，劳动人民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被雇佣的弱势群体，尤其是那些在“封闭僵化”、“濒临崩溃”的年代都能实行的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伟大复兴的和谐盛世却被完全推向了市场，把免费医疗、上学、住房改革成了谋财赚钱的产业，变成了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些现象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改革发展为了谁、服务谁的宗旨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用小车推上执政地位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在为了一部分人暴富而忘了对人民的承诺，这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给出负责任的答案。

　　三是我党急待反思的存亡问题。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掩护党员或支援前线?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艰苦环境下能够党群同心、排出万难取得辉煌成就?为什么我党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失误、遭受挫折后仍然能贏得人民群众的谅解和拥护?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强大了、人民物资文化生活丰富了而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却不断下降，党群关系逐步疏远?如果现在党和政府遇到危难情况人民群众还会不会有过去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这些问题并不深奥，《共产党宣言》里就有标准答案，但这些问题又非常重要，涉及到党的性质和执政基础问题，事关生死存亡。我党如果不及时认真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照检查反思，并迅速整改，很可能会重走国民党老路，重蹈苏共的覆辙。

　　去伪求真

　　2021-07-03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