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的核心理念

——兼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分析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艰辛征途和辉煌历史表明，坚持和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执政道德之核心理念。研究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性质、方法论和实现路径等基本问题，呈现出三个层面和角度的内容与结构：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对古今中外执政道德的重大超越，二是党的群众路线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工作方法论，三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两条路径：客观利益机制与主观道德机制。

　　关键词：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 核心理念

　　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不是“飞来峰”，除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外，其与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存在着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然而，梳理我们过来的研究和探讨不难发现，其大都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文化积极方面的继承上，而就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对古今中外执政道德的超越这点上却显付之阙如。据此，本文开展了这方面的探讨研究，也得出了一些初步成果，在这里且“抛砖引玉”。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对古今中外执政道德的重大超越

　　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其与中国传统执政道德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道德的最大区别是极其强调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一种最重要的标记。也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的核心理念，其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对古今中外执政道德的重大超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论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巴黎公社的性质时，肯定地指出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公社一举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2]并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应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语)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名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又再一次地指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需付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可以了，……来使国家官吏成为我们的委托简单执行者，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3]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提出苏维埃政权“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4]“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要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5]

　　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则将马克思、列宁的以上观点更加具体通俗地发挥和表述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6]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语)这又一 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名言。毛泽东1944年写下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后，这五个字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如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时，他点明“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因此，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指南。

　　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这些无产阶级导师和领袖一脉相承大同小异的各种对权力的定义论述中，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从政治哲学范畴上讲，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及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文化权力道德化这份人类政治文化遗产。但另一方面又不可否认上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从政治道德范畴上讲，是对传统执政道德理念和资本主义执政道德理念的重大超越。

　　“为人民服务”在新中国成立后，便被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写在了中南海新华门，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正门的影壁上，庄严地昭示着中国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都创造性地继承了毛泽东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

　　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又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新论点。服务者，仆人也;服务公众者，公仆也，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定义。邓小平历来提倡“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总是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党的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作为“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落脚点放在“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这就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

　　坚持“以人为本”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2012年，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第一次公开讲话的题目便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4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20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更是反复提到“人民至上”，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境界。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又一次提到：“老百姓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各民族谋幸福。”

　　我们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但这种极其宏伟的理想追求对于少数信仰坚定的精英可以持之成立，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则难以长久有效成立。因为人们相对关注遥远的未来，往往会更主要将人生的目光聚焦于当下的生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足现实，虽然不像共产主义理想那么远大宏伟，但要实现这一平凡而崇高目标却极其不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道德核心理念，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其清晰地反映出了我们党于道德价值认定和利益立场认同上的坚守所在。

　　从以上所述可见，这些都明显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强调法治消极责任的有限政府。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组织紧密地相嵌入国家权力架构，形成一种“党和政府”的“广义政府”，其是一种积极责任的有为政府，不仅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更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赋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德治思想崭新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对其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现代高新版，是一种最大程度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执政理念。举例如，2021年浙江省某高校一大四女生，被一黑人外教因追求未果而残忍杀害。案发后，开始学校方面称该女生是在校外出的事，跟学校没有关系。学校愿意给退学费，建议家长走法律程序。但后来学校方面经慎重考虑又重新表态会对这件事情负责，这里面就肯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高标准要求的因素。我们的国家治理中既要严格依法行政，也更对广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切实增强每个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自觉。同时，全面依法治国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主体、目标、价值取向和内驱动力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标准，既可以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政治道德氛围，也可以将外在的依法治国制度规范升华为强大的道德自律。全面依法治国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更有利于国家治理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当然，党和国家非神，国家治理实践证明任何国家权力都可能出错，实际上无法承担无限的国家治理责任。对此，唯有将国家权力客观理性化，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因而就只须承担有限的国家治理责任。反之，若将国家权力主观道德化，不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因而就必须承担无限的国家治理责任。当人们失去了对国家治理政策措施与当权者的社会舆论批评监督自由，我们就也必须相应承担了一种无限责任，社会因此而容错能力低不稳定的代价。而在社会舆论自由下，社会就表现得容错能力极高超稳定，同时也能通过有效的批评监督，及时发现国家权力因各种因素而难免的错误或缺陷，让国家治理政策措施适应具体形势的千变万化。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就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7]

　　总之，“为人民服务”高度概括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宗旨，成为苏区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这一精神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也正是人民的衷心拥护与坚决支持，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无坚不摧的力量。人民是党不断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执政的最大底气。因此，除了新中国，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体制，在其话语体系中如此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此大张旗鼓地宣示而妇孺皆知耳熟能详。敢于作出这种宣示，就必然会受到人民检验，必须要兑现。否则，便会失信于民，失去执政合法性。而且，作出这种宣示，更是对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鞭策，并由此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正能量。

二、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工作方法论

　　党的政治立场需要相应的政治能力去实现。在政治现实中如何最大程度地向人民兑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宣示，一方面既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和态度，另一方面又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条件。没有相应的政治能力支撑，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就无法得到兑现。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支持，以战胜强大的反革命敌人夺取革命胜利，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通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功地探索总结出一种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工作方法论，其即党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权威性的规范表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党的群众路线是是被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领导方法。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坚持下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9]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路线的核心。一切为了群众讲的是目的，一切依靠群众则讲的是手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十八大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一大批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得到有效化解，一大批信访积案得到切实解决。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大为减少。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得到初步整顿，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得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要积极研究并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群众工作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和掌握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做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凝聚和激励群众。为新时代谋划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在集中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交给群众讨论、执行，并在讨论、执行过程中不断依据群众的意见进行修改，使之逐步完善。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其也就是在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中，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而且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实施立法监督的主体，即人大主任人大常委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有真正的民主，以保证其德才兼顾，因为党的群众路线践行的好坏，在于这些实施主体之事在人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种全过程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民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这种概括极具新意和重大理论话语权价值。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要警惕这样一种倾向，即现实中群众路线话语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已经一定程度上从工作方法论异化成为管理手段，成为一种控制下级工具。他们大都只是抽象地谈论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但不把对群众的抽象情感具体化为实际性群众工作的有效进行上。其居高临下地向下级空谈对群众的奉献精神，把群众话语当成指挥下级的“魔棒”，自上往下官大一级压死人。但这种指挥是不会产生治理效率的，只能是群众话语成了官僚主义者展示其权力道德化的口号，甚至以从下属的诚惶诚恐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在他们眼里，群众观点里面的群众是个集合，一切为了群众指得仅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集合利益，比如“扶贫攻坚、城市改造、抗洪救灾”，为了这些所谓真正属于人民群众集合利益的工作才是党的群众路线要求，而非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个单独个体。在我们生活现实里每当群众办事与国家工作人员若发生矛盾时，往往就出现这样的场景：一方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另一方则也理直气壮地回应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其实，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每一个人民服务。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将人民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才能将人民落到实处。我们都会说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事实上，能够看到的只是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抽象的人民服务。如果不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人民服务，怎么又能为抽象的人民服务呢?这很难想象，不可思议。更有甚者是，一些官僚对群众需要时用之，不需要时防之。这那里是什么依靠群众，分明只是利用群众。总之，为群体人民服务与为个体人民服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偏废。

　　勤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贪不奢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的底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崇高标准。我们的传统思维往往重视控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懈怠的关注明显不够。用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核心理念“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标准反腐败，便将廉政与勤政联系到一起。相对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医生、教师……而言，国家党政机关单位公务员的工作量和强度弹性极大，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和改进空间。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危害更普遍更厉害的腐败。目前，反腐败实践中却存在一种只关注法律底线，忽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道德准的倾向。应该既要保证权力依法行使，也要防止权力者不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人民服务无小事，基层治理中表面上看似的一些“小事”，其实都联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德治为本权力道德化的结果必然是人治，其事在人为，受制依赖于人际各种关系。我们到一个部门单位办事，总是与一个个活生生具体的人打交道，整个过程遵循一定的制度利益机制，并受一定的规则和道德约束。权力道德化要命的是只能是一些抽象的教条，而实际中官员治理国家时面临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至所以偷懒耍奸不勤政，不为人民群众尽心尽力服务，办事朋友熟人热情耐烦，陌生之人生硬简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业务水平差，缺乏责任心，官员同事间官官相护相互遮错护短。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个办事环节，都是按照现实利害关系行事，而非虚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道德说教。因此他们有持无恐，因为凭经验知道这样做不勤政很难被实际追究其过错责任，大多会最后不了了之。形成一种对上哄，对内(同事)护，对外(群众)欺的内部人现象。之所以大量产生这些严重影响群众关系的不良作风，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务官员能力道德素质低，缺乏权威，难以驾御下属——“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这里且试举一件平常普通的群众办事难实例：湖南省的医师执业许可证，因为身份证国家统一升级换代而需要更改证书相关信息，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知要求每个相关医师，必须一个个地到省里更改证书编号并加盖公章。全省一百多县市大多数医师至少要花费一天时间住返，耗费近千元，而没有差错的话，仅需几分钟时间便能办好。其实，这项手续完全可下放到县市，这又不是核发或更换新证书，仅仅是加盖一个公章而已。而且，其办起来信息更加对称，更容易发现问题。或者可以由每个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集中统一去省里办理。但是，就这样一件小事，任你县市的有关医师反映情况和提意见，却省市县三级卫健委都不想办法给予解决，不为广大医师搞好服务，减轻这一不必要的负担。比如，其中有一县市的中医医师执业许可证医师事先电话联系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从县里坐汽车、高铁赶到长沙，然后打的到省卫健委，却被告知须到省政务中心去办理，不得以只好又花费了四十多分钟打的赶往省政务中心，谁知竟匪夷所思地发现中医医师执业许可证却其实是在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办理的，要又花费四十多分钟再打的返回省卫健委办理。这一番劳民伤财都是由于省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一再失误所造成的，该医师因此要求赔偿时间、金钱和精神上的一切损失却遭拒绝，而且他们态度极其不好。该医师气愤之下先是告到省卫健委纪检部门被敷衍踢皮球，后又打通省纪监委举报电话，结果是对这种“小事”也根本不重视，反劝解其再耐心跟对方沟通一下。

　　这一事例中相关工作人员虽然没有任何违法，但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显然有许多过错：一是省卫健委若换位替广大医师们着想的话，至少可以改由县市集中统一到省里去办理，甚或网上办理，委托县市更改加盖公章，上报省里备案;二是既然中西医医师执业许可证是分开在两处机构办理的，有关通知中就必须明确地告知清楚这点;三是因此在这方面医师电话咨询时，应该首先问一下是西医还是中医，当其业已赶到省卫健委办理时同样应该先问清楚这点;四是西医医师执业许可证更改手续由省卫健委集中到省政务中心去办理时，也应及时具体地通知相关医师;五是省卫健委纪检监察人员处理举报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难怕累怕得罪同事……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数不清的这种小事叠加在一起，便严重地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理效率。邓小平曾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深情地说，我给你们当“后勤部长”。相应各级卫健委则应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后勤部，而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官僚。毛泽东就批评过当年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而且毛泽东的话迄今没有过时，目前依然存在的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与各级相关官员的治理效率低下密切相关。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上述权力道德化的权力运行制度利益激励机制下，绝大多数官员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情况政治治理效率低下，其状况或程度则因人因时因情而异。并非任何官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如此，仍会有个别官员个别时候个别情况政治治理效率较高甚或极高的特例。如2017年3月4日的《人民法院报》上，报道了《我不是潘金莲》拍摄外景地江西婺源江湾法庭庭长詹蓉的先进事迹，其中讲到一个简单而又非简单所能轻松容易解决的案子：王老太是江湾镇人，2011年她的大儿子在一场车祸中离世，千辛万苦靠打官司拿到的近60万元赔偿款也被大儿媳王某某一人偷偷领走据为己有。王老太一怒之下将大儿媳告上了法庭。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按说只要按法律规定判决分割就是了，但主审法官江湾法庭庭长詹蓉却想得更深：要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做好群众工作，这次庭审不仅要把案子内的赔偿款分割好，还得把案子外她们婆媳之间的亲情弥合好。调解从上午9时到下午15时，没有吃饭，没有间断的不遗余力地调解，终于换得了婆媳双方的和解，双方协议约定，大儿媳分出总共13万元给婆婆。案件结束了，但詹蓉的工作没有完，她常常利用工作间隙，与王老太及大儿媳接触沟通，了解她们的近况，拉近她们的关系，渐渐地弥合双方受到伤害的亲情。一年后，大儿媳改嫁了，再婚后开了一家农家乐。每年油菜花开店里最忙人手最紧缺的时候，王老太会带着自家栽种的蔬菜去帮忙，不要一分钱工钱，而王某某也会在农闲的时候带着孙女去看王老太，让老人家享受天伦之乐。可问题是这种由非制度利益激励机制性的思想道德宣传教育以及个体性格个性原因等一些次要因素作用，所影响产生的先进典型事迹，其没有普遍性意义，难以普及绝大多数官员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情况。因为其非客观制度利益激励机制，既无强大名正言顺的利益激励，更没有正大光明的公平自由竞争动力和压力，现实中绝大多数官员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情况是不会这样累死累活努力去做事的。

三、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两条路径：客观利益机制与主观道德机制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在实践中如何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先后客观存在着两条不同路径：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客观利益机制，对党员和干部的勤政激励客观化地以利益为本统领道德，即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夺取政权为天大的一种利益机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如果搞官僚主义不走群众路线甚至贪污腐败，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革命立刻受到损失，马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从而促使党员和干部自然而然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是执政和平时期的主观道德机制，即对官员的勤政激励主要道德化地以道德为本统领利益，想通过持之以恒地加强思想政治道德教育集腋成裘持续地改善党员官员工作作风，逐步实现使官员们能够自觉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执政后，主要由于失去敌我竞争和监督的动力与压力，开始逐渐大量滋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许多党员官员基本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与革命战争年代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鲜明反差。其最根本原因是当形移势易后我们却未能与时俱进地建立一种新的客观利益机制，仅仅主要依赖于一种社会主义信仰和道德的高调号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使官员们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一直以来是我们需要直面的政治现实。

　　以下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实中任何具体案例，都难免存在着诸多不可控的非典型性偶然因素参杂其中，使分析变得过于烦琐复杂化。二是相对于具体案例，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的社会现实，虽然是虚构的，但真正遵循创作科学规律的名作名著，却是能够反映出一种更高的本质上的真实，因而也有利于进行带条理性的理论分析。此外是这些名作名著中描写的案例内容，形象生动家喻户晓，对于人们更亲近熟悉。所以，下面我们且以著名作家刘震云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和著名导演冯小刚2016年执导的同名电影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状这一文学性典型案例来谈。

　　在小说和电影中：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生二胎逃避计划生育罚款和单位上分房，跟是县化肥厂职工的丈夫秦玉河假离婚，结果半年后丈夫假戏真做，另和县城理发店的小米结婚并且怀孕了。李雪莲于是拎着腊肉香油跑去找法官王公道主持公道。这件事尽管从法律层面上讲，秦玉河是合法的;但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秦玉河却是理亏的。结果打官司告前夫欺骗她假离婚变真离婚却败诉，更加受了委屈。想上诉，法院院长敷衍她。拦县长的车告状，县长躲开她。去市里告状，市长叫人带走她，后来一层层传下去又变成抓她去拘留所“喝茶”。总之，各级官员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踢皮球，不是躲，便是推，甚而防，使得李雪莲的事情不但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越来越无解。但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官员中没有一个“坏人”，甚至也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也没有做对什么，更谈不上贪污腐败，还全是“依法办事”。

　　然而，正如冯小刚所讲：“电影里这些官员里哪怕有一个认真对待李雪莲这事，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每个人都想推诿，每个人都想怎么临时去把这事堵一下，出现问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对我的乌纱帽有影响’。”[10]事实上官员们倘若付出了一点诚意，认真地做好群众工作，倾听一下李雪莲的需求，了解同情她的苦处，将心比心地还给李雪莲一个道德上的公道，就如李雪莲找的第一个官员王公道的名字那样。并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关心和细致疏导她，帮助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拖到后来牵扯甚广耗时甚久的事情，其实问题本有可能在萌芽状态中至少尚未闹大之前被很好解决了。也不至于李雪莲人越找越多，路却越走越窄，事也越说越气，状则越告越大，小雪球滚成大雪球，最终使“蚂蚁变成了大象，芝麻变成了西瓜”。让一桩简单却棘手的告状案，竟匪夷所思地持续了二十年。

　　不过，小说和电影相对现实而言，所叙述的故事虽然细节上十分真实，但实际生活中这种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却几近为零。因为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际上极为复杂，官员具体操作应对的工作方式方法，远非像理论上讲的法律或法治及道德或德治这些学术概念那样明了简单，经常需要具备高超的智慧和艺术及技术。李雪莲告前夫秦玉河这件事就很典型，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谁不是经常遇到比李雪莲更合理合法的正常事或烦心事，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办理却得不到按执政党社会主义道德承诺所期望的尽心尽力优质公共服务呢?这种事处理起来很困难，如面对李雪莲离婚在法律层面上无懈可击的事实，原本离婚是假离婚只有当事人李雪莲和秦玉河清楚，但出于利益关系，除了李雪莲一个人之外没有人认可离婚是假的，或许这些人心里也明白这离婚是假的，只是因为要翻过来的成本太高，要连累一大批人，得罪方方面面，包括李雪莲违反计划生育也要受到处罚。因此，大家都怕添麻烦。的确，按法律规定是应该走依法办事的路，只不过这样执法真的是冷冰冰的，缺少了一种暖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不能将心贴近那些在生活中遇到不公平和难处的老百姓的心。其实，推而广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诸多民生问题，也是一种放大了的类似李雪莲告状整件事的复杂问题，其需要各级政府各级官员发挥聪明才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有效解决好。然而，经由李雪莲的遭遇，实际上揭示出了当下基层社会的基本政治生态，那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总是解决不好老百姓的事，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目前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者都远未到位的情况下，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处理好这些麻烦棘手的公务，利益与道德上的动力、压力和激情都不够。比如，民政员老古和法官王公道，他们本来都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更细更实，将问题和矛盾防患于未燃。但试想一下，要做到如此，他们是不是须像焦裕禄一般付出多少辛劳和心血?其为名利乎?却无任何明确直接的制度机制预期!而且，凡公有制或公共组织者，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更关键的是镇长和法院院长这些上级也同样利益与道德上的动力、压力和激情都不够。

　　或许有人会说国家公务员拿着国家发的工资——纳税人的钱，干好本职工作是份内之事，可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是无限的因此更极高的要求，她需要更强大而科学的制度利益激励机制才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到。所以，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情况，出于“趋利避害”或“好逸恶劳”的人性本能，都会选择像小说和电影中的官员那样行事。反倒是你若真的书生十足，逆现行制度利益激励机制而行，累死累活不算，还会显得另类与众不适应。事实会很快告诉你这在官场中尚是不成熟、不老练而很幼稚之表现，就像堂吉诃德用人力长矛去大战自然力量风车一样滑稽。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下，你要为老百姓做事非常非常难。原因就是治理中出了问题，谁也不因此必须对老百姓负责?做了没好处，不做也没坏处，而且照样升官。但是你要为利益集团做事很容易，有人会支撑你。为老百姓做事，你博弈的是利益集团，对手十分具体强大。全国著名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的经历即是一典型案例。现实中绝大多数正常人都是理性者，面对这种状况，至多碰几回壁后，大多会像小说和电影中提示那样，忍，一忍再忍。或是有负能量者，可通过权、钱、色甚至黑社会的门路来解决事情。而像李雪莲这样偏执较真，仅给王公道送点腊肉香油的能量又太小，却没有结果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上访告状者概率极小极小。

　　但是，假若在权力客观化下，权力实行一种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的科学利益激励机制制度，让官帽拿在老百姓手里，地方基层权力选举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者都完全到位的市场政治下的权力公平竞争。利益决定人的政治行为，官员们自然会眼睛向下，对下负责，李雪莲告状这件事的结局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小说和电影里的镇长、法院院长、县长乃至市长这些政务官，为了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而与潜在的对手公平地竞争，会成为名正言顺的正常自然状况——新常态。反之，他们若不担当作为得过且过，则会成为另类与现实格格不入，在竞争中被潜在对手所淘汰。就比如费尽心思地去解决好李雪莲告状这件事，尽管仅就几位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选票的得失而言，也许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甚至还不一定于己有利;但一个官员的能力道德口碑，是由一件件具体事情中之作为的信息积累而成的，长此以往，这就会对大范围内选民选票的得失产生最重要的关键性影响。在这种新常态下，由于官位及所伴随的权力优越是靠公平竞争得来的，并要靠公平竞争来维持，镇长、法院院长利益与道德上的动力、压力和激情都十分充沛，而且领导管理权威也大大增强，动力及压力能够有效及时地传导到各个下属。因为现在各种严格要求和严厉问责，不是领导有意与你过不去，也不再仅是过去那种空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道德说教式理由，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了不失去老百姓选票——比道德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更名正言顺。所以，你若是不让老百姓舒服，我也就不能不让你也不舒服。这是利益攸关之下人之常情，下属自然一般能够理解接受和积极配合。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及其下属中有政治抱负的潜在竞争对手，为了获取民心进而尽量可能多地得到老百姓选票——代表他们所拥有政治利益份额的政治市场流通“货币”，工作中也都会以身作则，带头尽心尽力想方设法去解决好老百姓的每一件事情。这样一来，上行下效，民政员老古和法官王公道的工作动力及压力变大，因此工作会做得更好更细更实，很可能他俩就将问题和矛盾防患于未燃了。即使民政员老古和法官王公道，由于能力或各种因素而不能够胜任解决，事情反映到镇长或告到法院院长处时，从政治资源上讲，已经应该是完全有能力解决了。再退一步，镇长和法院院长也都不解决，事情再反映和告到了县长那里时，从政治资源上讲，那已经是杀鸡用牛刀。至此，已经是双保险了。事情闹大到市里可能性几近于零。更别说为这件假离婚之事竟上访到中央了。

　　遗憾的是，在小说和电影里，各级权力运行的制度利益激励机制不科学合理，官帽拿在上级官员手里，而且，我们的更大的失误，表现在权力道德化的以主观性道德为本去评价官员的高下优劣上。其实，人的道德品质状况是呈连续性的，用数学语言讲为连续性函数。所谓“德才兼备”可谓是一伪命题，人不可能仅有才全无德，或仅有德全无才。完全没有人性者世上恐怕绝无仅有。因此，正确的我们应该是权力客观化的以实际性利益为本去评价官员的高下优劣，任人唯贤，能力道德二者兼顾。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二者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普遍的，只有相差的程度以及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但在前一种观念指导下，历代政治现实中起用重用一些看似道德上突出，却并没有什么真正多大政绩和超常能力者，便不足为奇了。其个中藏有猫腻也难为人知，何况即使外人心知肚明也无可奈何，因为它甚至历来就已经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

　　刘震云在小说里即言：“腐败并不仅仅是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和搞女人，最大的腐败，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比这更腐败的，是像刁成信这样的人，身在其位在谋反政。更大的腐败是，刁成信明明在反政，你还奈何不了他，因这常务副市长不是蔡富邦确定的，同样也是省里确定的。”[11]所以，权力者的眼睛向上不向下，不会对老百姓负责。正如电影中市长马文斌跟前来汇报的县长郑重所说:“这个事情里，没有人有恶意，但是我们是为了帮助李雪莲呢，还是为了保住我们头上的帽子?我看是后者居多吧?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但是要知道，不对下面负责是对上面最大的不负责。”因此在小说和电影中,一开始李雪莲告秦玉河和她假离婚变真离婚与说她是潘金莲这件事，各级官员起先都觉得这件事太碍事都不想管，县法院、县政府、市政府都不给她个合理满意的说法。但到后来李雪莲不停地告状真碍着他们事了，他们又不得不管。以至当地领导每当全国“两会”敏感期，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去“看望”她，甚至关心群众给她“送礼”，她所在的省市县还每年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但官员们管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李雪莲着想，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帽子。

　　可是，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国家治理中权力者责任重于泰山。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科教的进步、法律的执行、道德的教化……各种国家治理之事千头万绪，需要权力者去呕心沥血谋划和身体力行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道德高调口上说说容易，实际去做很难。于此，最关键的往往不是有没有这种愿望，而是有没有这种能力。邓小平众所周知的“猫论”即是这种“能力论”的形象说法而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12]社会是呈多样性复杂化的，事物是有客观科学规律的。因此，做事难人才难得。所以，要把好事办好，实事做实，实实在在为社会为人民服好务，首要的不是德而是才。或易言之，稀缺的是才不是德。现实中的人从极恶到极善是一个连续分布函数，而一些人却形而上学地将道德绝对化，即一个人的道德状况被假设成非好即坏，缺乏辩证的思维视角。如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道德观念即非常纯粹，他坚信“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13]但海瑞一生除以清刻著称外，却无任何显赫的政绩，即使反腐上也没有像包拯那样留下许多历史佳话。同代官员暨大思想家李贽即谓之“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

　　仍以小说和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的案子为例：李雪莲的诉求很奇葩——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这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这可真是一个难题，其难就难在很难在法律框架内去解决，法律只认确切的证据，不能凭着李雪莲的一面之词便去改判。李雪莲为此而纠缠上访了几十年，给地方抹黑，让一众官员头疼头大，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原因究竟何在?他们除了眼睛向上官迷心窍外，更客观的原因是能力素质上低劣。镇长赖小毛一身江湖匪气，法院院长王公道滑头阴险，县长郑重骨子里蛮干霸气，市长马文彬表面上口才非凡。一句话，干小事、易事、歪事、坏事有余，成大事、难事、正事、好事不足。遇到李雪莲这种难事，全是南辕北辙地把事情往和李雪莲拧巴的方向办理，将其从心理认知到行为方式也全逼迫到了极致，从而使这个不认命的一介村妇竟拼个鱼死网破，年年把如此小的案子告到北京去。惟有县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贾聪明，倒是有点“真聪明”，他另辟蹊径使“美男计”，从让李雪莲与赵大头结婚入手来解决问题，因此得到市长马文彬的欣赏，事成后有望被提拔为法院副院长。可惜火候尚欠，最终还是把事办砸了。但就是火候到了，事办成了，这种伯乐相马的方式也效率不高，更非精准，往往很容易看走了眼。贾聪明这样的小人便是一例。人们应当反思权力道德化的机制下，低素质者们何以能够胜出?而不少有能力者，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可以说至少不主要是由于思想道德教育上的欠缺。其实权力客观化下，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原本是完全可以“君子爱财(权)，取之有道”的。而正如俞可平先生所说：“房价为什么会高?环境为什么会污染?食品安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深究到最后都与权力有关，都是政府的责任。如果能够依靠民主和法治，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很多问题可能就解决了。”[14]如对解决前面曾提及的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北大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即建言：“现在反腐，抓了一批贪官。贪官该抓，但那些不干事儿的庸官危害大不大?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错一个人，他损失了极大的机会成本。比如医改，政府4万亿投进去了，水边都没摸到。涉及13亿人的利益受到危害，这是什么样的成本啊!我认为，中国的体制关键就在用人。只要能把贤明能干的人挑出来，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这个体制就可以运转自如。实事求是说，如果用对了人，中国医改就是小菜一碟，根本不是什么世界难题。”[15]关键就在用人，只要能把德才兼顾的人才选拔到一些最重要岗位上，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力量，就一定能搬掉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看病难这座“大山”。当然，这不仅仅是选好一个国家卫健委主任的问题，而是包括各级卫健委主任和全国所有大中小各级国有医院院长。同时，也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正确领导及支持。再如，十八大以后的最大一个亮点是，反腐败治标狠准快，深得人民群众拥护支持，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其中的一个关键也是选对了一个人——王岐山，德才兼顾能干成实事。同理，其同样也更要加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强力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若主观道德机制为本吊诡的反成障碍，而客观利益机制为本则才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的科学路径。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除了治标上应进一步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对懒政怠政行为的精神免疫力;加大懒政怠政行为查处力度，按照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道德核心理念，建立完善为人民服务责任体系，对官员干部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行为零容忍，像八项规定那样抓几下去，为治本赢得时间;强化党的根本宗旨的落实保障机制，发挥专业部门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提升各种监督技术手段等等外;更重要的是破立并举，将权力客观化的治本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即破权力道德化，立权力客观化，坚持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这种“全过程民主”，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地选好抓紧关键的少数，全面从严治党从“上梁不正下梁歪”抓起，以上率下，使下效上，向上看齐，一级看一级，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彻底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以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地完成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第3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90页，591页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213页

　　4、《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5、《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1页

　　6、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页

　　8、《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2019年5月31日，https://www.ccps.gov.cn/xtt/201906/t20190630_132707.shtml.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899页

　　10、《人民日报专访冯小刚：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

　　11、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12、《1962年，邓小平、彭真接见出席共青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代表》，《人民网》2016年6月29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629/c69113-28507981.html.

　　1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7页

　　14、何艳玲：《探寻中国治理之谜：俞可平教授访谈录》，《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1期

　　15、《北大教授怒批：把民生问题搞成“四座大山”，到底谁的责任?》，《搜狐网》2021年6月25日，https://www.sohu.com/a/473877323_121151423.

　　作者简介：

　　齐小军(1979—)，男，汉族，内蒙古赤峰人，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黑龙江省牡丹江157011)。

　　何路社，(1955—)，男，汉族，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湖北 武汉430072)。

       ;电子邮箱：qixiaojun1979@163.com;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15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