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30年祭——盘点一些“常识性真理”

　　常识重复一千遍，不一定就是真理。而理论失误酿成的心魔流行，则会害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亡党亡国30周年之际，我们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盘点一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流行的教科书式、口头禅式的所谓“常识性真理”，以为献祭。

　　(一)“唯物史观是：经济(生产力)决定政治，政治(非决定性)反作用于经济”

　　这种将经济当作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唯经济决定论”，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史观思潮。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它却成了主流社会的一种教科书式的“政治正确”。

　　这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滑入路线和改革误区、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的思想路线根源。而不是有的“政治专家”非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倒果为因的——“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治继承出了大问题”。(可问题是，政治继承(最高权力交接)不出大问题，社会主义就不会出大问题?!)

　　而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就是创立发展于马恩列、完善于毛泽东的辩证唯物史观——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也可以总括为：“经济基础性决定政治，政治统帅性决定经济”，或者概括为“生产力基础性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统帅性决定生产力;经济基础基础性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统帅性决定经济基础”)。【这里的“基础性决定”，是指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总体上的最终的根本的决定作用。“统帅性决定”，则是指在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中的正面或反面、进步或落后的统辖性决定作用——而这不是一个“反作用”概念所能明确的。】

　　只有辩证唯物史观的“双向辩证决定”原理(恩格斯和毛泽东都有论述)才能说明，为什么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不但要经历经济革命，而且更要经历文化革命。所以，搞社会主义建设，只重视以经济建设为纲，而淡化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做法，无疑是陷入了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历史观误区。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在推翻了完整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完成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往往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供需矛盾——人的需求同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这就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官民矛盾和阶级矛盾，把社会生产当作了社会乱象的替罪羊——这是只见经济不见政治的机械唯物史观和“想当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历史观谬误。

　　实际上，只要世界生产力尚不能为全人类提供可以“按需分配”的极大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私有观念文化，就有剥削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文化基础，世界就仍然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

　　阶级社会存在的简明标志就是国家。国家是行使阶级统治的机器，国家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专政。所以，只要阶级社会存在，国家就存在;反过来说，只要国家存在，阶级社会也就存在。而只要阶级社会存在，所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都是阶级矛盾。

　　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翻了“完整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之后，“分散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严重存在并且具有量变复辟态势。也就是说，在公有制条件下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土壤。故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或大众民主专政——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建设尚未达标，社会上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就一定会滋长出既得利益集团或新生的资产阶级，就像历史上夺取政权后的农民起义领导集团，会蜕变为新生的地主阶级一样。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

　　而那种只见完整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不见分散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严重存在并图谋东山再起，从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无需“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短视，就是戴着二元论历史观墨镜的结果。

　　更何况，在柳教父们、众贪腐们的完整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已经东山暴起的当下，若还是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可就真真让人无语了……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纲)”

　　由于自觉不自觉地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因而接下来的逻辑惯性就是——在逐渐丢掉阶级斗争这把刀子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奉行起“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无阶级性(实则资产阶级性)的政治纲领。这是本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严重的历史局限中所酿成的普遍性现象。

　　在改开时代的大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定位，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只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旋转的两个基本点。这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经济建设为纲”。

　　如果说，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业务工作”在正常条件下是合理的，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纲领，即以经济建设为纲”，则肯定违背了辩证唯物史观的“政治统帅经济”的基本原理，滑入了“经济(利益)统帅(挟持)政治”的庸俗唯物史观歧途。按照朴素并不庸俗的常理来说，吃饭是为了革命，但革命却不是为了吃饭;同理，经济建设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但社会主义建设却不是为了经济建设。不是吗?况且，社会现实也已证明：“以经济建设为纲”，阻碍不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复辟和国际金融殖民主义的俘获……

　　而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说句公道良心话：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核心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大众民主专政和人民当家作主)”，真的没有错啊!因为，这是在阶级社会中贯彻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和改革开放等全局工作)”的唯一正确纲领!——相信我们近一万万党员的大党，能够勇于正视这一关键的关键问题!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奉行追求利益(利润)最大化的“以经济建设为纲”，故而掀起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大潮，进而举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

　　其实，市场经济身上的“社会主义”外套，不过是一件当代“皇帝的新衣”罢了。从基本制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资本主义!这是因为——

　　市场经济绝不是所谓的“中性经济手段”，而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它的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它的管理者是资本家，它的劳动者是雇佣工人，它的分配方式是按资分配(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雇佣工人的工资体现的只是劳动力成本价值)。所以，现实中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西方的常识。

　　另外，即使从掩盖阶级剥削的、“以市场(化)为基础配置资源”来定义的市场经济概念来说，也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以市场化为基础配置资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商品化，而劳动力商品化即劳动者雇佣化的唯一所有制基础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试想，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革”成为以私有制为主体，将作为社会主人的劳动者“改革”成为雇佣工人、弱势群体，这样以来，到底是社会主义改造了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和平演变了社会主义?!

　　总之，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虽则新生尚待完善，但也只有它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

　　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补课”的合理根据。

　　因为，且不说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发展到智能化的起始阶段，即使在社会主义刚刚诞生时的内燃机和电机生产力(这是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般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尚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也无需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补课”。

　　毛主席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辩证唯物史观[1]告诉我们：任何新生进步社会制度的建立，虽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先进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但并不是说这种生产力充分发展了的发达国家，就一定会首先进入新的社会制度，而现实往往是，这种生产力物质文明成果在发达国家充分发展、孕育出了新的精神文明成果之后，有些相对落后国家，由于处在世界反动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上，革命危机也比较成熟，从而可以充分发挥革命政治的统帅作用，有效利用世界大系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在世界上后发率先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

　　例如古代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实力和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却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而是西欧的一些封建经济政治实力比较落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后发的国家，例如尼德兰和英国等，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这些国家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工业革命还远未开始，作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生产力物质技术标志的蒸汽机生产力，也远未出现，只是处于雇佣劳动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但是，尼、英等国家，却并没有自我搞什么“封建主义补课”，而是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文化政治革命，统帅经济革命，加速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的到来，巩固了资本主义政体，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革命亦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链条薄弱环节上的、革命危机成熟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如苏联和中国等，后发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

　　鉴于当年英国等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后，无需搞什么“封建主义补课”，同理，苏联中国等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也无需搞什么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补课”!

　　(五)“(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基础性决定因素，劳动者是统帅性决定因素。

　　从劳动者所创新和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重要程度上不过是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物化(劳动时间和科技的物化)、劳动者是主人科技是工具的角度上说，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而把物化的自然科学技术当做第一生产力，则无疑是只见工具不见主人的庸俗唯物史观的“唯科学论”观点。

　　自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而“唯科学论”却不能遏制科技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危害性。例如，没有辩证唯物史观思想政治路线(真理社会科学)的统帅，科技(尤其是智能技术)越是发展，劳动者的失业率就越会升高，金融殖民主义就越会疯狂，工人阶级就越会负产阶级化，市场经济的过剩危机就越会恶化，智能战争和生物战争毁灭人类和地球的危险也就越大……

　　因此，马克思才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

　　列宁才说：“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3]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此论之大谬，集中于画蛇添足的“唯一”两字。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4]

　　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就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客观现实。所以列宁说：“马克思认为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5]此话中的“理论”实际上指的是真理，故可以说：客观现实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是个口语式概念，它的本义不是指检验对象必须是真理，而是指：检验理论(包括真理)的真理性。

　　由于“真理”和“检验真理”不是一回事，所以，“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不是一回事：

　　“真理的标准”，即客观现实，是不依存于作为检验主体的人的纯客体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则是客体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复合标准。在人类诞生之后，才产生了包括真理在内的理论。而理论是主观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现实，需要主体去正确检验。这就需要检验真理时，既要有客体标准，又要有正确的主体标准，这就是：检验真理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才能正确运用客体标准)——可称之为“真理指导(统帅)标准”。可以说，只要排除此唯一正确的主体标准，社会就会向“有用就是真理”、“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方向堕落。

　　而“实践”对于检验真理的必要性在于：只有实践才能认识客观现实和纠正错误认识。但若将实践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残缺不全的，因为，人类的实践只是无限的客观现实中有限的一小部分，虽然实践也在不断扩展，但它却永远也不能从深广度上穷尽无限的客观现实。而若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更是不够格，因为实践不但有限，而且不包括规范主体的标准。因此，实践标准只是检验真理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唯一”条件。

　　况且，列宁早就批驳过“实践唯一标准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更不用说“理论”了——引者注)。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6]“实用主义……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7]

　　还有，毛泽东也早就强调——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检验真理属于理性认识)的辩证转化过程离不开真理理念的指导。例如毛主席指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8]由此可知，若只是闷头实践或堆砌实践事例，拒绝真理理念的指导，就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所以，正确的表述应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根本)标准，真理是检验真理(即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指导(统帅)标准。

　　可能有人会问：“用真理指导检验真理，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其实，这句话里的前一个“真理”指的是本义上的真理，而后一个“真理”指的是包括真理在内的所有理论。所以，“用真理指导检验真理”的本义是“用真理指导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再说了，用“大真理检验小真理(或理论)”，正是科学界的惯例。例如在数学中用公理检验定理，谁能说这是“循环论证”?

　　还可能有人会问：“用真理指导检验真理，这不是用主观检验主观吗?”

　　其实，真理的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其内容却是客观的——当然是“抽象的客观性”(从整体一般性上反映事物的客观本质)。真理的长处，正是在于具有“抽象的客观性”，而这也正是实践所不具备的(实践只能直接表现为片面、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现象”，这使得它不能直接反映事物“抽象的客观性”，需要真理从全面、联系、运动的唯物辩证层次上把握实践标准)，故真理的长处正好能够弥补实践的短处。至于实践的长处，则在于“现实的客观性”，这也正是真理所不具备的(真理是生长于实践土壤中的一枝思维之花，离开了实践土壤，真理之花就会枯萎)，故实践的长处正好能够弥补真理的短处。

　　所以，只有将实践基本标准与真理指导标准长短互补、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检验过程的全面客观性，才能正确检验真理。

　　实际上也是如此。若脱离真理理念的指导，即使最简单的道理，也检验不出真伪来。例如，检验“人固有一死”的真伪，若仅用“人死亡的实践”来检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死亡，但总有很多人还没有死亡，这样以来，就只能用部分人死亡的事实为前提构成的不完全归纳推理来进行推理，这就不可能必然性地推出所有的人都有一死的结论。而只有在不断有人死亡的事实基础上，用真理(包括辩证逻辑)来指导检验，才能得出必然性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处于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之中;人类也是客观事物，并且不断有人死亡;所以，“人固有一死”是真理。可以说，这种常识性真理，比比皆是，古人早就知道是真理，只是他们并不是靠实践“唯一”检验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自觉不自觉地以朴素的唯物辩证理念为指导，才逐渐总结出来的。

　　而“实践唯一标准论”，却用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唯一”大棒，砸断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9]的唯物辩证循环链条。于是，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猫论”的“审判”下，社会的真实历史和真理正义遭到了空前的歪曲和亵渎;文化意识腐败、经济政治腐败和社会道德滑坡也空前恶化……

　　(七)“(经济、科技)落后就要挨打”

　　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和科技)是基础性决定因素，政治是统帅性决定因素。

　　而“(经济、科技)落后就要挨打”论，却将经济和科技的决定作用推到了“唯经济论”和“唯科技论”的极端，这也是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主义的二元论历史观的突出表现。

　　古今中外的普遍性历史事实，已经从正反两方面雄辩地揭露了“落后就要挨打”论的谎言本质——

　　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和科技发达的王朝或国家，通常最终都是被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国家、地区或势力给打败灭亡的!像30年前的苏联，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但却自己打败了自己，让西方不战而胜。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经济和科技发达的朝代，没有一个最终不是被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国家、地区或势力给打败灭亡的!例如——

　　经济和科技十分先进的北宋和南宋，却被非常落后的女真和蒙古先后灭掉了。

　　即使当年败于英国、日本和八国联军的晚清，虽然在经济制度和科技水平上相对落后于对方，但在当时GDP的世界占比和军队数量上，却绝对优于西方国家，即使晚清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属当时一流——而将义和团等民间组织使用的大刀长矛宣传成晚清军队的装备(以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实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绿头蝇下的闷头蛆!实际上，晚清军队已经配有轻重机枪、大炮还有海军舰队等当时一流装备!但是，大清国的四万万国民还是在一两万侵略军面前惨败了!

　　一般来说，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因为经济和科技落后而挨打，而是因为严重的精神、政治和经济腐败，导致了两极分化、民心涣散、惧敌畏战(甚至国家脑梗、民族精神分裂”)才挨打的。

　　相反的例证则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重大战争，没有一场不是经济科技和装备非常落后、而政治先进的我方打败了经济科技和装备非常先进、而政治落后的敌方!

　　总之，辩证唯物史观昭示我们：“政治腐败落后就要挨打”!而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遏制心魔政魔，才能使国家政治清明，软实力强大，经济和科技健康发展，从而才能有效拒止金融帝国主义反华联盟发动的软硬大战争的侵略!

　　……

　　注释：

　　[1]参见：《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3]《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7页。

　　[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5]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6]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

　　[7]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第四节。

　　[8][9]《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021.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