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毛创立发展的是——辩证唯物史观！

　　在马恩创立唯物史观之前，人们的社会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在马恩创立唯物史观之后，才有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对立统一、机械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史观的对立统一。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史观，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1]

　　从广义上说，辩证唯物史观是一个经过马恩列毛等伟大导师们不断发展完善的开放体系。

　　●马克思——创立的不是机械唯物史观，而是辩证唯物史观!

　　马恩创立唯物史观时，所面对的最大拦路虎是唯心史观，因此，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基本原理，确立“社会存在(经济，生产力，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但由于人们思维自发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尤其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场”的强势存在，故当人们初步接受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之后，便往往从原来的唯心史观极端跳到了机械唯物史观极端，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社会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思想政治等上层建筑因素顶多只是发挥非决定性的“反作用”。这是“唯经济决定论”(经济宿命论，唯生产力论)的观念，属于认为社会只是在经济轨道上线性发展的机械唯物史观。它极大地消解着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那些根本歪曲马克思主义而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马恩曾多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之类的话。[2]

　　其实，马克思只是把经济因素作为基础性决定因素(第一性的，归根到底的，历史能动积累物化的)，而不是当作唯一的决定因素;他当然还重视政治等统帅性决定因素(第二性的，现实能动的，发挥或正或反双向作用的);并且在著述中广泛地揭示了这两种辩证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他说：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最后，消费的需求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3]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4]这段话的辩证含义应该是：经济因素基础性决定历史冲突;政治因素统帅性决定历史冲突(和经济因素)。

　　●恩格斯——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史观，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和政治两种辩证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例如他强调：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6]

　　恩格斯晚年还创造性地阐明了历史发展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结果，为辩证唯物史观补充了在经济最终决定性因素基础上的“历史合力论”原理。[7]

　　●列宁——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的辩证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

　　例如他强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8]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9]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

　　(雇佣劳动)“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

　　“党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2]

　　“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3]

　　●斯大林——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也滋长着某些偏向。

　　斯大林是一位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卓著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们相比尚有差距，在理论和实践的一些紧要处，尚未冲破深重的历史局限。例如，在他的身上，机械唯物论和主观主义的认知错误有所滋长：把社会历史简单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应;以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就消灭了，阶级矛盾就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应该“以经济建设为纲”了;看不到国内“分散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在量变复辟“完整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现实;更不用说按照列宁的遗愿去推进公有思想文化革命，遏制官僚特权主义，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了。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在斯大林的身上，已经隐约可见后来赫鲁晓夫阴影的萌芽了。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中，捍卫、发展和完善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经济基础性决定政治，政治或正向或反向统帅性决定经济)的辩证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继马恩列之后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和政治两种辩证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14]

　　反思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之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但由于深重的历史局限——主要是官僚主义特权利益和包括资产阶级法权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的强势存在——很多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已被马恩列毛批判过的机械唯物论历史观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而走上了亲官僚主义、疏政治统帅、发展就是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纲”之路，致使资产阶级价值观占据了主流社会的统治地位——而这正是推动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的总源头。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则石破天惊地首次阐明了经济和政治两种辩证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原理：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5]

　　毛主席的这段划时代伟论的逻辑主线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并非充分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自发革命，其量变积累又引发上层建筑的自觉革命，夺取了政权，确立了新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之后生产力才大大发展起来。例如，工场手工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雇佣劳动生产关系的自发革命，其量变积累又引发资产阶级的自觉革命，夺取了政权、确立了雇佣劳动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之后才进行了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虽然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成长，但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已经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精神文明条件——即电机内燃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力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以，社会主义的出现，绝非空想，而是适应并解放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必然替代。并且，即使是中俄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先行进入了社会主义，也不但有世界生产力大系统所提供的强大社会化生产力后盾，而且还有国内正在后发追赶的电机内燃机社会化生产力基础——虽然它还相对落后薄弱。再说了，既然很多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工场手工业这种简单机械生产力、而不是在蒸汽机等大机器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以在相对落后薄弱的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进行?

　　关于这一点，薄一波回忆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主席对“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6]

　　回顾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成长，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工场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统治地位的开路先锋。关于这方面，马克思已有明确论述。但是，毛主席却是将这一规律发展和运用于相对落后国家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第一人。毛主席顶住了“不改变农村私有制，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党内机械唯物论和主观主义的右.倾路线阻力，走出了一条“在我国工业化起步的同时推进农业合作化，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逐步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唯物史观发展道路。这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先行进入社会主义后，有效防止两极分化和向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方向倒退的唯一正确道路。薄一波也认为，“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16]

　　由此可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所提出的“初级阶段补课论”，无疑是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主义的颠覆性错误。

　　毛主席还强调：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8]这段话，绝不是所谓的“唯意志论”，而是毛主席批判“唯武器论”的辩证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这段话的“晦涩”的哲学正解似应是：“武器(军力和经济力等物的重要因素)是战争的基础性决定因素，但不是统帅性决定因素，统帅性决定因素是体现人力和人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发挥或正或反的统帅性决定作用)”。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19]这里的“政治是第一位的”，应该是从政治对经济具有统帅性决定作用的角度来说的;这与从经济是政治的本原的角度来定位的“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并不矛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要科学掌握唯物史观，“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0]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1]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22]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23]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4]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5]

　　“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发展。”[26]

　　“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27]在这里，毛主席在辩证唯物史观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概念。但这绝不是有人挟列宁的经济角度阶级概念所攻击的“唯心主义”、“极左”，而恰恰是辩证唯物史观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全面揭示阶级内涵的应有之义。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完整的经济政治形态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是“分散的经济政治形态的资产阶级”还强势存在，并且正在进行自发或自觉的量变复辟活动(就像自然界存在着“凝聚态物质”与“弥漫态物质”的相互转化一样)。

　　综上所述，毛主席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中，首次完善和践行了在经济决定政治的基础上政治统帅经济的原理;首次提出和践行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原理;首次提出和践行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理(发挥无产阶级思想政治的统帅作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灵魂);首次提出和践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三个世界战略”的原理，等等。总之，人民领袖毛泽东，踏着马恩列斯等巨人的肩膀，带领着中国人民，终于登上了科学历史观迄今为止的最高峰——这是国际共运以来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引领世界由精英民主时代走向大众民主时代的不可或缺的真理灯塔。

　　注释：

　　[1]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第35卷第385页;第37卷第432页、第446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4]《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83页。

　　[5]《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6]《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7]“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在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第一次阐述了合力论的思想;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以及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发展合力论的原理。

　　[8]《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

　　[9]《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2页。

　　[10]《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12]《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13]《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

　　[14]《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2—325页。

　　[15]《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页。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7]《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8]《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69页。

　　[19]《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1页。

　　[2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78页。

　　[2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3页。

　　[22]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1页。

　　[23]《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2号。

　　[2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374页。

　　[25]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26]1964年12月19日毛主席对一个报告的批示。

　　[27]《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202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