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血？谁的钱？谁的命？——两种卫生事业概观

　　一、一场人间悲剧

　　2003年4月21日夜，在河南平舆县后刘乡马李坡村，一件即将震惊全国的骇人惨案在这一个夜晚发生了。在这一晚，村民李志星手持菜刀闯进了邻居家里，在这一天晚上，马李坡村五个家庭，九条人命破碎了。凶手李志星被村民和随后赶到的民警追堵到村里的一口井边，深知自己犯下大罪的李志星自知无法回头便在众人面前畏罪跳井自杀。这就是当年骇人听闻的李志星案件，而当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公开于天下之后，事情的前后发展又让人连连叹息。

　　李志星原本是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后刘乡马李坡村的一个普通村民，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村民都姓李，每家每户祖祖辈辈都在这个贫困落后的村子里生活，李志星的家里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还算可以，但是一场悲剧的发生，改变了李志星一家的命运，也造成了六个家庭破碎的惨剧。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城乡差距的扩大，形成了农民处于政治经济的边缘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因此，在当年，为了获得生活的来源，农民卖血赚取外快，成为了当时农村许多人的普遍写照。而李志星一家同样也是如此，当时李志星的妻子为了给家里赚取家用，便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卖血大军。

　　当年，由于医疗行业的市场化，血浆生意逐渐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在上世纪，我国是一个市场采供血不足的国家，据资料显示：当时血液及血制品的供应主要依靠有偿献血，无偿献血的规模非常小。例如，1996年全国临床用血基本是来自有偿献血，仅仅11%来自无偿献血，许多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靠卖血维持生活。当时，大部分医院均有相对固定的卖血人群，当有手术或者其他需要输血的情况时，这些人员便将自己的血液卖给医院。

　　医疗市场化留下的供给不足，给血浆市场提供了暴利的空间，为了赚取暴利，大量的不法商人闻到了所谓“商机”，为了节省成本，他们所使用的抽血针管经常多人混用，甚至未经严格的消毒，便对下一个卖血者进行抽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痛斥的那样，“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1991—1995年间，由于非法和未消毒的采供血造成了河南省以及周边省份农村地区大范围卖血人群HIV、肝炎病毒以及其他血源性疾病的传播。而这一切的后果便导致了直到今天也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当年，艾滋病可怕的并不是它是一个绝症，而是一旦患上便成为左邻右舍恐惧与歧视的对象，当李志星一家患上HIV的消息传开后，整个村庄的人一夜之间仿佛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见到李志星一家的时候，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李志星的两个孩子，也被村里的其他孩子孤立起来，甚至遭到这些孩子的殴打与驱逐，到了后面，更是有一些村民声称要把李志星一家赶出马李坡村。村民的冷漠、谩骂与敌意最后彻底击垮了李志星的理智，也导致了六个家庭破碎的悲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大力推行预防艾滋病教育，呼吁社会不要歧视艾滋病人，推行对艾滋病病人的社会保障等等措施，这就是因为在当年，艾滋病对一个家庭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它的危害不仅是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理上。

　　李志星家庭的悲剧，是当时许多有着同样遭遇农村家庭的缩影，而这个情况也要一直到本世纪初，国家大力整治血浆市场，打击非法卖血团伙，推广使用一次性针头之后，艾滋在全国的蔓延的势头才得到遏制。但是艾滋已经在华夏的土地上扎根，未来的日子里，不知道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将这个“恐艾色变”的HIV等病魔驱除呢?

　　二、我们曾拥有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律.送瘟神其二》

　　这是当年毛主席在听闻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时有感而发写下的名作，这首诗歌从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角度上，阐述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卫生观，作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一切的历史都是人民的历史，任何事情只有在团结人民、联系人民的情况下才能够做成。

　　当年的旧中国，随着反动派败退到某个小岛之后，留给新中国的，只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大陆，但是他们对人民的伤痕却依旧存在。压迫阶级几千年对人民压迫，导致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建设事业，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也是几乎为零了。据相关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后，蒋介石政权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人民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的严峻局面。广大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威胁，人口死亡率是25‰左右，婴儿死亡率是200‰左右，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5岁。全国中西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共有50多万人，医院2600所，病床8万张，村、镇的卫生医疗机构更是寥若晨星，在1949年时，全国仅有9个妇幼保健院和11个专科疾病防治院，这些还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有些地方只是挂个牌子，里面有几个相关专业的医学工作者和护士，也算是一个卫生机构了。

　　虽然蒋介石给新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中国人民却站了起来，他们第一次成为了自己的主人，而他们也将用自己改天换地的力量，去创造一个永载史册的事业。哪是一个火红年代，哪年的中国，没有撕裂，我们做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青年组成的卫生大军开进了新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从一个个青年组成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了知识青年与群众结合的滚滚洪流。曾经旧中国脏污遍地，细菌病毒滋生的地方，在劳动人民的改造下纷纷焕然一新，中国人民首次开始大规模地享受到人类医学的最新成果。

　　天花曾是中国人民最大的，也是最早的敌人之一，在几千的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天花肆虐。据历史记载，在清朝的皇帝中，就有4位得过天花恶疾，其中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直接死于天花;康熙皇帝和咸丰皇帝侥幸逃过一劫，但在他们的脸上都留下天花肆虐过后的痕迹——麻子。压迫集团的头面人在天花的攻击下都难以自保，更不用说那些贫苦的劳动人民了，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来证明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天花，但从这个例子上我们也能够想到，过去那些普通人在病魔面前有多么凄惨。

　　1950年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开始大规模地给群众接种天花疫苗。1963年，卫生部颁布《预防接种工作实施办法》，提出建立预防接种卡片，实行按指定对象和规定的免疫程序进行的试点，到70年代逐渐推广。这场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带来的结果是丰厚的，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逐步防治了血吸虫病和麻疹等，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黑热病、麻风病等疾病的流行，基本消灭了性病。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通过接种牛痘消灭了天花，较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消灭天花还要早了十几年。在群众运动与爱国运动的结合下，中国人民第一次学会了讲卫生的习惯，今天我们人人都知道喝水要喝开水的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都是当年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留给我们的成果，中国人民的团结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快速发展，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我们的赤脚医生走遍了华夏大地，在每一片村庄留下了他们的脚印，成为了当年哪一代共同的回忆。当时还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医学生屠呦呦，与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参与到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成长起来，在几年后的1972年，她带领的医学研究小组成功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这便是闻名世界的青蒿素。青蒿素不仅拯救了许多中国疟疾患者，还出口到国外挽救了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疟疾患者的生命。

　　新中国仅成立三十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参与下，在公共卫生方面，中国人民完成了令世界震撼的成就，成为了人类卫生文明的一片净土，中国人民再也不用遭受病魔的威胁。而当主席收到消灭血吸虫的消息后，他是不是想到了过去的旧中国，一场瘟疫袭来，人们如割麦子一样倒下的场景呢?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旧中国的人们对瘟疫的恐惧，但历史书上记载了主席遥想未来的中国人民，可以避免瘟疫的侵害，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的喜悦：“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诗歌中，主席写下了旧中国在瘟疫之下的悲惨境遇，无情揭露并批判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造成了瘟疫肆虐，中国人民用事实证明只要团结起来，运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哪怕在凶残的病魔，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只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七律.送瘟神其一》

　　遥想当年属于劳动人民的辉煌事业，或许“人民的力量”才是社会主义卫生战线的必胜法宝吧。正印证了那句气吞山河的话：“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号令三山五岳开道，大喊一声，我来了!”

　　三、究竟是谁心黑?

　　做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阐述我们对医疗卫生的态度，医疗工作是一项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她由无数医学工作者组成，来自于人民，归根结底要服务于人民。在医生面前，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愿世间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一首清末湖南湘乡的老中医写下的对联，道出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医者的医德。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医疗实践证明，医学不应该被金钱腐蚀，不应该被利益所驱动，不应该被划为高低贵贱;谁能够想到，在今天，一颗小小的药丸，成为了曾经无数家庭的催命符呢?

　　“格列卫”，学名“甲磺酸伊马替尼”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世界上首个肿瘤靶向治疗药。格列卫的诞生，是自1845年德国科学家魏尔啸首次发现白血病之后，到1997年药学家Brian Druker发明格列卫以来，经历无数科学家日以继夜的工作研究，人类才终于有了战胜白血病(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然而，由于身处西方资本主义的环境，Brian Druker在研发格列卫的过程中，不得不与制药公司合作，这就导致格列卫的生产、定价与销售屈服于商业逻辑，当格列卫问世之后，哪些苦苦等待治病良药的病人们，却被格列卫的定价所震惊。西方资本家们拿走了无数科学家的心血成果，转手就以高价卖到了市场。马克思曾说：“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2013年4月25日，以格列卫研发者Brian Druker,Carlo Gambacorti-Passerini和John Goldman等超百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专家联名在《血液》杂志上发表声明，谴责药企公司哄抬药价，牟取暴利。同时期，一位来自于江苏无锡的陆勇正在用自己的行为帮助更多的患者免于高药价的侵害。

　　2002年，年纪轻轻的陆勇被检查出慢粒白血病，而在当时，国内治疗慢粒白血病所需要的格列卫价格是23500元一个月，而这只是一个月的价格。在当时，这个价格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陆勇通过印度的朋友，偶然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与真格列卫的药效几乎相同，一盒仅售4000元。通过两种"格列卫"对比检测显示，两者药性相似度99.9%。随后陆勇开始服用仿制"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很多病友让其帮忙购买此药，人数达数千人。

　　后来，陆勇与他的朋友亲身前往印度，实地调查当地的药品工厂，随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低价的“格列卫”，陆勇与印度达成了合作，将“格列卫”的价格降低到了200元左右一盒。一年之后，陆勇便被抓捕，他将面临被检察机关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

　　随后，陆勇被抓的消息传遍了当时被他帮助过的病人们，为了回报陆勇的恩情，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经过调查取证，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几天后，陆勇获释，这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

　　很快，陆勇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国，引发了许多人对不良药商的天价药品的思考和质疑。当药品成为了商品，医疗成为了产业，一场大病就可以掏空几代人钱包的时候，谁是获益者?谁又是受害者?

　　在今天，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大谈特谈所谓的“医疗市场化”他们鼓吹医院应该被“卖给私人”，“用市场改善医疗服务”，那么我想请问这些人：难道卖给私人，像西方那样分化为穷人医院和富人医院，让医疗成为少数人的“玩物”，就是所谓的市场促进医疗吗?

　　说实话，这个上世纪被某些人鼓吹的，翻来覆去讲了二十多年的老掉牙的论点，是时候该被彻底批驳一番了。看上去，医疗市场化，让每个医院进行市场竞争，似乎可以鼓励每一个医院提高医疗质量。但是这样一来，医院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无疑会更贵了，所有的医院将会划分为两大部分——穷人医院与富人医院，高质量的医疗资源在富人哪里集中，而廉价的医疗资源在穷人这边集中。就像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一样，穷人享受廉价的医疗资源，富人享受高质量的医疗资源，而一到社会上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如疫情)，医疗市场化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这次疫情过后，连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马克龙都看到这种医疗资源的“贫富分化”都在开始反思医疗市场化，呼吁应该将医疗行业置于市场之外了。

　　医疗产业的国有化，实现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本就是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苏联、古巴的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免费医疗，更是推动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等国策，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随着以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西方的医疗行业又逐渐沦为了私人的摇钱树。而对于我们来说，四十年前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医学的指导，我们用平价的甚至近乎免费的医疗战胜了数千年都未曾被消灭的血吸虫病、天花、疟疾等疾病。后来，我们又走了另一条社会主义市场化的医疗道路，现在或许又到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这笔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了。最后，就让我们用一段每一位医学生都熟悉的誓言作为结尾吧。

　　准许我进入医业时：

　　“我郑重地保证自己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我将要给我的师长应有的崇敬及感激;我将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业。”

　　“病人的健康应为我的首要的顾念;我将要尊重所寄托给我的秘密。”

　　“我将要尽我的力量维护医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的同业应视为我的手足。”

　　“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间。”

　　“我将要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

　　“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我郑重地，自主地并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约定。”

　　——世界医学协会日内瓦大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