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越逆来顺受,就越会受剥削
壹
欲望是无限的,缺乏监督的欲望会异化。
儒家提倡的自省,是有道理的,但单靠自省不符对立统一法则,所以大多数变为虚伪、高高在上、依附权力欺压百姓。
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点: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逐渐被异化。权力可以异化,资本可以异化,知识可以异化,异化后就会扭曲和残忍。
达到了极致就有农民起义,然后重新分配产生资料,产生新的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古代地主同时是权力和资本精英。循环反复,后人称“历史周期律”。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底层阶级:“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毛主席提出要接受人民监督。
所以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晚年那场要深入灵魂的批判实验,是批判冒头的特权精英,是预防出现资本精英,是对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进行思想改造。
毛主席当年的反儒,主要是反对异化后的儒学——等级尊卑和缺乏斗争性。
什么不如意的事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和现在强调说的“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一样,是有道理,但过了就是逆来顺受。
我们时刻应该对这保持着警惕:用小道理颠覆大道理,用现象掩盖本质。
“黑五类”重返舞台,一边对底层如野兽般张牙舞爪,一边又装得如谦谦君子推动鸡汤文化发展。比如现在网络上动不动就说某网红的说辞“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还是那句话,是有道理,但警惕舆论现象化,忽视人们出现焦虑、迷茫、苦难的本质,鼓励人们逆来顺受。
被欺负的一方不应该靠妥协求安稳,底层越逆来顺受,就越会被剥削。
所以古代统治阶级说的盗匪、刁民和流氓,毛主席却说——“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1975年,既毛主席逝世前一年,他深知自己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所以他以强硬的态度让“罢工自由”写进法律。
这个决策毛主席提了20年!
可惜他逝世后,这个决策很快又没了。
于是工人出现了工人下岗。
于是农民单干没多久进城变成了工人,加班严重化化,没五险一金,讨薪困难。
可工人和农民都见不到这条决策了。
我国的《宪法》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集体到各自拼搏后,力量逐渐原子化。
所以后知后觉还是将就着。
从这我们也很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思想实在深邃,他远比我们看得远。
贰
毛主席的伟大还在于他永远代表底层的利益发声和斗争,而且还胜利了。
毛主席作为最高领袖,他不但不害怕底层反抗压迫,还鼓励底层反抗压迫,并且给底层详细地写了如何反抗压迫的教程。
因为毛主席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哪里会怕出现反抗压迫和造反?
毛主席还对受苦底层说:“造反有理。”
这是多伟大的胸襟和思想呀!
1951年,他发起批判《武训传》,就是因为其内容——“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武训行乞办学,表面看起来很有善举,但这种是用小仁政破坏大仁政。
改变苦难的过程,不能像武训一样“靠乞讨去改变”,也不能靠“变成剥削者去改变”。
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最后却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为了塑造一个封建社会道德语境下的一个“圣人武训”形象,刻意忽略了其背后剥削的经济基础、阶级成分、阶级立场,甚至反过来歪曲现实对其美化,最终使得电影的故事情节与主题脱离实际。
遗憾的是很多精英们对此剧赞不绝口。
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习惯了,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最艰难最痛苦的就是在新中国必须接受深入骨髓的思想改造。
旧知识分子的心态:我是国家精英,国家要想搞建设就有求于我,新政权必然善待优待我(而且还要装一副清高的样子)。
当时很多旧知识分子还在待价而沽,没有丝毫自我革命的想法。
然而你却要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简直是“气煞我也”,有机会我要狠狠地出一口气。
所以后来他们对伟人的批判何其狠。
1975年再发起批判《水浒传》,原因类似。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毛主席不断地告诉我们:可以暂时失败,但决不能投降。即使出现谈判,那也是斗争的艺术,绝不应是妥协的艺术。
其实他晚年也不断向底层反映一个信息:帝国主义不想立地成佛,不会放下屠刀;买办们不想做君子,好财取之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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