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只把中央军委和中宣部带进了中南海?
1949年初,中国国内形势逐渐明朗。申伯纯等人在中央指示下,提前前往北平,开始准备工作。不久,他们收到了周总理的电报,接手了中南海和北京饭店。
那时的中南海因为长时间无人管理,内部荒草丛生,垃圾满地,环境糟糕。负责驻防北平的张明河特意向齐燕铭申请全面清理和排雷工作,齐燕铭同意后,张明河马上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清扫工作持续了3个多月。同年5月,中南海恢复了昔日皇家御苑的风貌,等待中央领导人的入住。
1949年6月中旬,毛主席从香山迁至北平,临时居住在菊香书屋,与各方人士商讨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同年9月,毛主席正式将菊香书屋定为常居之地。
这座四合院设计标准,四周古树参天,环境宜人。毛主席住在北房东侧,两间屋子打通,配备了木床和书桌,这里成为他日常工作和休息的场所。
不久之后,中央办公厅也迁入中南海。由于时间紧迫,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只能选择几座相对整齐的院落作为办公室,而宿舍则是在角落里散落的小屋,居住和办公环境都较为简陋。
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只有中央军委和中宣部被毛主席允许进入中南海办公呢?中央军委在居仁堂,由聂荣臻主持;中宣部则分布在庆云堂附近,距离著名的怀仁堂很近。
多年后,陆定一的儿子陆健也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表示,从林彪过去的话语中就能找到答案:政权的取得全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而这两个关键工具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大师”就是毛主席,中央军委代表“枪杆子”,中宣部代表“笔杆子”。
在毛主席看来,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要同时抓“武装”和“宣传”,这两个关键工具是稳固“江山”,引导全民族意识形态的根本关键。
“掌握枪杆子”,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中共组织成立之初,领导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义"和组织工人方面,但一个没有"枪杆子"的政权无疑会留下许多遗憾。
直到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共组织才逐渐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军校的学生由国共两党合作训练而成,他们与旧时代的军阀截然不同,没有旧习气,敢于战斗,明白自己为何战斗,一切都是崭新的。
1924年,周总理到黄埔军校任职,不仅选拔中共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而且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黄埔军校内的中共成员,扩大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同时,中共组织领导革命武装队伍,成立军事委员会,开展军事方面的工作。
1926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党内首份军事运动文件。然而,彼时的中共武装力量十分弱小,如何改变这一困境,继续推进革命,成为中共领导层必须面对的问题。
1927年,毛主席在湘潭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时,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他明确指出,革命不是一种优雅的表演,不需要客套、从容和谦让。
相反,革命是一种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而农民革命则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只有具备强大的力量,农民革命才能够取得成功。
这种直白的言论,直接点明了革命的本质——暴力。而暴力行动的基础,就是“枪杆”。虽然毛主席当时并没有说出那句著名的名言,但他的思想已经产生了这样的认识。
7月,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常委会议上提出了“上山”与“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他明确表示,“上山”可以建立军事实力的基础,而“投入军队中去”则可能带来隐患。
对于当时的毛主席来说,“枪杆子”已经变得至关重要,甚至关系到全局的胜负。仅仅一个月后,毛主席在中共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政权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观点,这使得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斗争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登上井冈山后,他继续对中国革命进行深入的思考。毛主席向大家强调,红色政权存在的基础条件就是正式红军的充分存在。
他认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共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重要思想之一。
在陕北落脚的红军,看到了全民族抗战逐渐取代土地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毛主席再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强调:“中共党员不争个人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民族的兵权!”
他说劳动人民长期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很难真正认识到枪杆子对他们的重要性;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将劳动人民推向了“战争舞台”,中共理应成为这场战争中的自觉领导者,帮助人民群众拿起“枪杆”,为抗争而努力。
正如美国上将马歇尔所言,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人民”,这是中共胜利的原因,也是他们对人民的深深感情和坚定信念的体现。
中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
多年以后,当年曾向解放军投降的郑洞国将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北京,受到了萧劲光将军的热情款待。在宴席上,萧劲光将军向郑洞国将军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他能够为人民做些事情,郑洞国将军欣然接受。
在养病期间,郑洞国将军专门向中国共产党表达了他对于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渴望。毛泽东主席在听说这件事情后,向他推荐了国防委员会委员一职。
不久之后,毛泽东主席请郑洞国将军吃饭,在餐桌上,郑洞国将军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理论水平。毛泽东主席笑着反驳道:“其实,拜人民为师,才是最灵的。”
或许,毛泽东主席就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郑洞国将军等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拥有多少硬实力,而是因为他们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依然紧紧握住了为人民战斗的“枪杆子”,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并利用“人民的枪杆子”,建立了崭新的中国。
而“紧抓人民的枪杆子”的口号也成为了贯穿中国革命几十年,乃至更遥远未来的重大思想和历史经验。
“笔杆子”力量不可忽视:历史上,报纸曾经是中共抗战的一股重要力量,早于“枪杆子”的出现时间对毛泽东产生了启示和影响。
在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接掌宣传部,但由于国民党忽视宣传工作,宣传部的工作状况堪忧。为改变这一局面,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在上海开办交通局作为宣传据点,逐步展开宣传工作;同时,他还主持整顿国民党内部的宣传工作,创办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报刊,使得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声势大增。
经历这段时期,毛主席深刻理解了新闻宣传的重要性。在抗战开始后,他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党的报刊,并给予高度的关注和全力的支持。
他多次强调抗日报刊的作用和意义,认为“报刊的使命就是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同时,他不忘指示各敌后解放区也创办报刊,以扩大中共的宣传影响力。
1940年,延安中共广播台利用周总理带回来的广播发射机创办了中共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次年,当听说广播台缺少唱片时,毛主席立即把自己收藏的20多张唱片全部送到了广播台,供他们使用,并当面叮嘱广播台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广播办好。
抗战结束后,中共新闻事业在毛主席的关心和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毛主席并未止步于此,他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具有进步思想或者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体,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正确主张,并定期寄送重要稿件,请他们帮忙发表。
同时,毛主席还热情邀请中外媒体来解放区、八路军和解放军内部采访,并多次亲自接受中外记者的访问,成功地将中共的声音和情况推广到了全世界,为中共的抗日斗争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毛主席眼中,“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他非常重视新闻的时效性,时刻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精准把握不同时期新闻宣传的重点,确保宣传内容的切中要害。
他说,必要时,必须全力以赴,利用新闻舆论对敌人展开攻势,这样才能彻底挫败敌人的阴谋。毛主席强调,新闻内容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要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以此来赢得老百姓的喜爱。
在他的领导下,中共的新闻工作在党的斗争中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成为“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令人惊讶的“新闻先驱”:毛主席心中有两个未曾公开的职业梦想,一是当一名教师,二是成为一名记者。
他曾表示:“我也想为报纸写一些文章,但我必须辞去主席的职务;我可以在自己的专栏上发表文章,成为专栏作家。”
令人惊叹的是,毛主席不仅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更为惊奇的是,如果深入研究毛主席的新闻风格,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中国现代“新媒体”的鼻祖。
在创办《湘江评论》时,他为自己的媒体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不谈论金钱,不涉及个人隐私,也不说家庭琐事,而是直击时代痛点,深入剖析时局,批判社会弊端,大力倡导革命思想,积极推广新理念。
当陈独秀因军阀入狱,年轻的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力挺他的精神,声称政府没有胆量处死他,即使陈独秀死了,他的精神也不会有任何损伤。
这激烈的言辞,不正是新媒体风格的体现吗?在短时间内,他用满腔的激情点燃了读者的情绪,让人无法不与他产生共鸣,深感他说的没错。
当毛主席谈到妇女的权利时,他说:各位,我们都是女性,我们更深陷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参政,不允许我们交际……苦啊!
苦啊!自由之神,你在哪里,快来救我们吧!今天,我们醒来了,我们要团结女性,扫除那些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激昂、热血、有理有据,这不正是革命者的口号吗?听上去极具感染力,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革命的现场。语言通俗易懂,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也能轻易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就是媒体的力量,把复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湘江评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他的无畏精神和直接挑战湖南军阀的勇气,无疑引起了对方的关注,甚至导致《湘江评论》被强行关闭。然而,毛主席是谁?
他的一腔热血和革命热情,使得湖南军阀封再多的报刊都无法阻止他。他继续在其他杂志发表充满激情和煽动性的文章,并联合学生发动游行,以实际行动对抗军阀。
尽管当时的年轻人毛主席遭遇了挫折,但他并未因此轻视新闻和新媒体的力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依然坚持使用新媒体,用语言影响军队和民众,坚定革命信念。
他曾在革命的低谷期高喊:“我们不仅要打败内外反动派,而且一定能战胜他们!乌云只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方!”
他还与年轻人交流,鼓舞他们:“世界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最终属于你们。你们正当青春,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在你们手中。”
他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让美食失去原有的美味,不能让南京板鸭、云南火腿的口感变差,不能让物质的种类和布匹的花样变少。
羊肉的烹饪方法可以创新,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羊肉和鸭子应该更美味、更进步,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
如果我们连羊肉都无法处理好,我们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就会受到质疑……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他从不强求别人帮他拼凑,而是提倡脚踏实地,自觉坚持地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他的话语充满新媒体风格,每一句都是至理名言,尽管他并非句句真理,但他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走在历史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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