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爱国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

——张宏良接受环球网访谈 2012-12-13日（环球网发表时略有删节）

　

 

　　环球人物专访前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六十年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促进了中华民族快速的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然而，以资本主义势力为主的西方诸国，并不愿意接受“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他们加紧对中国实行战略封锁，不断采取分化、离间的渗透思想，试图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复兴主义，更甚者无论是“左”还是“右”，只要是为了国家，只要是为了民族的未来，环球时报与环球网都会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包容一切声音，都会秉持着一个责无旁贷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去“汇聚天下思想，为我中华复兴所用”!今天我代表环球网有幸与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取得联系，并得到张宏良教授的鼎力支持，答应做客环球网，为我们解读中国的爱国主义究竟需不需要以“大团结”的方式来走向世界。

　　环球专访1：感谢张宏良教授在万忙之中，接受环球人物专访的邀请。期待您为环球会员带来精彩的观点理论。十八大胜利闭幕已多日，在此再次庆祝十八大取得圆满成功，并祝愿中国的未来会更加辉煌。在十八大上，党的路线政策明确提出了“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由此可见，中国的未来是值得我们共同期待的。对此，作为党员的您，可否谈谈您个人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期盼?

　　张宏良答：十八大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十七大后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口号，只是很少宣传，所以大家才感到这个口号很新鲜。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意思大家很清楚，无论同意不同意， 理解上都没有歧义，就是指不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旗帜，不放弃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什么是封闭僵化的老路，歧义则比较大，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各个阶段发展道路的差异很大。五十年代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走的是中国式道路，《决议》也是肯定的；六十年代初期曾经走过一段苏联经济发展道路，《决议》仍然是肯定的；文革十年摆脱苏联道路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决议》是否定的；文革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恢复苏联发展道路走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段《决议》基本上肯定。所以，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所谓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应该是指文革那10年的发展道路。可是实际上，人们都理解为是指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如此一来，等于是否定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由于改革前后两个时期，是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根本不同甚至是完全颠倒的时期，对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评价，就容易导致社会内部各个阶层和各个集团之间的撕裂和对立，不仅不能实现社会和谐，甚至不能形成共同的国家理想。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如果没有共同的国家理想，就很难和谐稳定、团结统一。毛主席当初是依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共同理想，实现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后来八十年代初搞改革开放，也是用四个现代化这个共同的国家理想，激发起了整个民族的理想主义热情；后来倡导和追求个人发财，没有了能够激发起理想主义的共同目标，社会陷入了道德崩溃和混乱；现在，习近平新班子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形成全民族新的共同理想，激发起全民族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要用全民族的共同理想激发起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就不能再继续撕裂国家和民族，而当前中国已经被两极分化和汉奸文化撕裂得不成样子了，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统一国家，似乎还很强大，但是内部已经完全撕裂成了无数碎片。如果继续对以往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辉煌历史加以否定，借以衬托现在的伟大成就，中国就会由现在的精神分裂、政治分裂进而发展到社会分裂和版图分裂，中国就不是崛起而只能是毁灭。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就十分清醒，早在几年前俄罗斯就立法规定，凡是妖魔化前苏联历史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其实，俄罗斯这样做并不是要维护社会主义声誉，而是要堵住妖魔化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漏洞。虽然中共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些年来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已经没有使用否定性言辞评价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革命和建设历史了，但是，并没有对以往的否定进行否定之否定，并不没有像俄罗斯那样立法禁止妖魔化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于是，与西方颠覆势力相联系的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就抓住这个漏洞，天天妖魔化共和国，妖魔化革命，妖魔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继续撕裂国家和民族，这就很难形成全民族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理想，很难形成振奋人心的中国梦。本来，“欲去其国，先去其史”，是数千年前中国老祖宗就告诫我们的简单道理，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其它国家也都遵循这个道理，现在也该是中国人遵循这个道理的时候了，不能打着“祖宗不足法”的旗号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存在。 21世纪的历史对中国非常有利，只要中国人自己不否定自己，自己不打倒自己，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中华民族复兴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主观愿望，同时也是世界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这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根本的历史依据。世界一体化发展要求和谐共生的东方文化，取代弱肉强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证明了东方文化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解释更加深刻和准确，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必将推动作为东方文化载体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感官文化，再次走到了历史尽头，虚拟经济和网络社会也提供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席卷全球的大众民主运动，掀起了社会主义复兴浪潮，而中国又是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大国，必将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这样，三大复兴运动相结合，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辉煌的历史篇章。这不仅是我们的美好期待，不仅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环球专访2：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作为十八大代表颇引媒体关注，他在回答各种问题时直抒胸臆，表达对祖国和对党的热爱。他很坚决地说：“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死1000次，都会是在中国。”然而，以他为代表的这样的爱国人士却在网上不断受到攻击，我们很惊诧，人们表达爱国主义有错吗?难道在中国就不能表达爱国主义吗?您可否为我们解读一下这类攻击爱国主义的现象呢?

　　张宏良答：梁稳根这种生生死死在中国的士子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视如生命的崇高节操，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凭借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梁稳根这样讲是有背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当今中国财富和亲属向海外大规模转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转移浪潮。一是因为财富来源不合法，或者虽然合法却不合天理，担心一旦社会恢复正常——无论是回归社会主义还是全面西化——这些财富会被清算；二是漂洗资产，把国内资产转移到国外，再以外资身份回到国内或者换个地方，把以往不太干净的资产漂洗干净；三是对当今中国道德崩溃、矛盾激化、社会撕裂的局势心里没底，便向国外转移。并且这两种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前者是主要因素。财富和亲属大规模转移，越来越引起社会愤怒，不仅是对腐败性资产的转移感到愤怒，包括对那些合法的民营资本的转移，同样感到愤怒，因为这些民营资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经营的结果，其实是国家和人民大量无偿投入的结果，包括征地、拆迁、下岗、优惠贷款、废除福利保障、低工资，甚至严禁罢工等等一系列国家投入，这是与西方民营资本的形成完全不同的。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大代价，是为了以后大家共享发展成果，可是你一下子全部转移到国外去了，国家和人民的大量无偿投入也就打水漂了，人民当然不满意。在这样的背景下，梁稳根这样讲，老百姓自然十分高兴。无论梁稳根这个人怎么样，这种爱国精神都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都具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至少缩短一半路程。我们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把当今中国的民营资本变成民族资本，形成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与国有资本之间的竞争，跳出目前这种总是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之间兜圈子的陷阱。目前这种让中国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自相残杀，而由外资从中获利的竞争格局，对中国来讲极其不利。如同抗战时期日本人指挥中国人自相残杀一样，是造成中国产业核心被控制、财富大量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梁稳根的爱国言论之所以在网上被大肆攻击，主要是触动了买办集团和汉奸势力的根本利益，触到了他们的疼处。当今中国贪官污吏、富豪奸商、买办汉奸，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祸国殃民，最根本原因，就是拥有能够转移财产和亲属的海外根据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其它国家所从未有过的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可怕的致命内伤，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民族复兴没有希望，甚至解体命运不可避免。普京之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还不惜背负政治暗杀的罪名，坚持处决逃亡西方的叛国贼，就是看到了当今中国的悲惨现实。所以，能否断绝当今中国贪官豪强、买办汉奸的海外退路，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我们懂得这一点，那些贪官买办更加懂得这一点。所以一听梁稳根声称要生生死死在中国的爱国言论，就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仇恨，自然会暴跳如雷地大肆咒骂。根据世界各国经验，解决叛国罪的问题，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完全不同，不能依靠教育和讨论的办法，不能依靠民主和法治的办法，而只能依靠人民专政和暴力镇压。语言只能帮助人民认清汉奸，但是不能威慑汉奸，对威慑汉奸没有一点儿用处，能够对汉奸具有威慑作用的，只有暴力和镇压。美国的卖国主义是这样铲除的，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卖国主义是这样铲除的，俄罗斯的卖国主义同样是这样铲除的，中国的卖国主义也只能这样铲除。看看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爱国法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叛国罪法案》，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处理叛国罪与处理国内政治问题完全不同。中国汉奸文化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十年代废除了宪法中的“镇压叛国罪和惩办卖国贼”的条款。鉴于当今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出台了《叛国罪法案》，鉴于当今中国汉奸文化极度泛滥的现实，应该建议全国人大恢复宪法中“镇压叛国罪和惩办卖国贼”的条款。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反分裂法》，还应该有《反汉奸法》，这是一对相互支撑的姊妹法。没有《反汉奸法》的支撑，《反分裂法》就很难真正落实。再过3个月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应该准备这个修宪提案。

　　环球专访3：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铁蹄践踏开始，在随后的一百年余年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人民被肆意虐杀，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艰难生存，并被列强羞辱为“东亚病夫”。现在，我们国家财富虽然丰溢，国防力量虽然雄厚，无论我们如何去谅解与宽容，可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却依然把中国人民看成连日本人也不如的民族，认为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中国是否应该进行爱国主义“大团结”呼唤呢?能否把“大团结”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共识?“爱国主义大团结”是否能够成为中国赢得世界认同的唯一出路呢?你曾认为爱国主义将再次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当今认为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普京和奥巴马。请问，您是如何推论出爱国主义将再次成为世界生活的主题呢?

　　张宏良答： 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爱国主义兴起的最典型标志，就是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爱国法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叛国罪法案》，以及俄罗斯围绕《叛国罪法案》出台的一系列爱国法案。爱国主义再次成为世界主题，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世界一体化的规则竞争，引起了国家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资源和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再分配，再分配的结果取决于世界一体化的各种规则。规则决定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谁制订规则并且规则对谁有利，财富就流向谁的国家。围绕规则的修订世界各国展开了激烈竞争。农业社会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国家争夺的对象是土地；工业社会财富和市场相联系，国家争夺的是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争夺市场爆发的；现在信息社会和虚拟经济时代，财富是和规则相联系，国家竞争的主要是规则。由于以往世界通行的是殖民主义规则，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要求继续维护和完善这些规则，发展中国家则要求打破这些规则，建立绝大多数国家能够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新规则，这种规则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必然会激发各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二是虚拟经济时代，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国家之间财富的转移和经济危机的转嫁十分迅速和容易，不像以往实体经济时代那样，可以通过国家边界阻挡财富的流出。由于原有国家边界已经无法阻挡财富的流出，虽然国家的版图边界仍然存在，但是国家的财富边界越来越虚拟化了，爱国主义成为虚拟经济时代阻挡财富外流和争夺外来财富的主要手段。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就能够在各个方面避免财富的外流，并且爱国主义对国家的良好预期，能够吸引世界各地资本流入本国，使本国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增长，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美国在百年大危机情况下，老百姓生活依然优哉游哉，就是各国财富流向美国的结果。这是实体经济时代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但是在虚拟经济时代，则是基本经济现象。虚拟经济时代是预期决定价格，决定财富流动，决定财富增长，而一个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最良好最可靠的未来预期。至于你提到的中国人“窝里斗”问题，这的确是中国最大的内伤，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国家欺凌特别是遭受日本人侵略的主要问题。对当今中国而言，要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国梦，问题不在技术上，不在经济上，也不在军事上，而是在团结上。世界上两个不大的岛国能够称王称霸——英伦三岛称霸世界、东洋三岛能够称霸亚洲，依靠的就是国家团结。毛主席能够让一个差不多已散架的破败中国重新站起来，并且走上民族崛起的复兴大道，依靠的也是国家团结。而当今中国如同前面所说，已经被两极分化、汉奸文化和极端右翼势力从内部撕裂了，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弥合分裂，重新凝聚起来。一是用共同富裕取代两极分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全体人民自然会在精神上凝成一家；二是用爱国主义取代汉奸文化，切除民族毒瘤，恢复社会肌体健康，这是目前西医疗法的唯一办法；三是用大众民主取代右翼势力的政治专政，当今中国右翼势力对社会的政治专政，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专政。最典型的就是不能容许人民群众有丝毫不同看法，任何不同看法都会被污蔑为是极左和文革余孽。余孽是什么？就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异类。出现这样极端的现象，又怎么实现国家内部的团结？当今中国十几万家媒体，就是没有一家左翼媒体，就几家小小的左翼网站，还被关闭，这在全世界恐怕都绝无仅有。大家看到了，今年关闭左翼网站，整个右翼势力如同过年一般狂呼乱叫，那种兴奋和疯狂，哪有一点儿自由民主的影子！莫说这些人天天叫喊什么自己是民主派，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晚清时期的封建专制社会，是不是也允许有各种不同声音存在？一些右翼分子总是以无赖口吻说什么，关闭左翼网站，严禁左翼媒体，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与右翼势力没有关系。大凡是心智正常的人都不可能相信此类谎言。道理很简单，与炎黄春秋、凯迪网络等主张多党制的右翼网站相比，乌有之乡是坚持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网站，如果是一党专制关闭网站，那么首先应该关闭的是炎黄春秋和凯迪网，怎么会关闭乌有之乡？就是关闭也应该是排在最后吧？怎么会只关闭乌有之乡等左翼网站？请问，世界上有坚决保护颠覆势力而又坚决打击拥护力量的专制政党吗？况且，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今年关闭乌有之乡等左翼网站，完全是那些口口声声叫喊普世价值的极端右翼势力所为。连不同意见的话都不让说，都要严加镇压，又怎么实现国家内部的团结？右翼势力天天叫喊民主法治，天天叫喊政治体制改革，其实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人讲话，让不同意见的人讲话，哪怕是你讲十句百句，让别人只讲一句也好，你有百家千家媒体，让别人有一家也好。如果连这都做不到，还天天叫喊什么民主法治，叫喊什么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胡扯淡吗？又如何实现全民族全社会的大团结？

　　环球专访4：十八大报告铿锵有力的指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屈服任何外来压力……反对一切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否是在向支持反动势力对我国进行颠覆、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与我国抗衡的某些国家，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警告?中国一再向世界反复强调“和平崛起”，然而换来的却是中国在非洲的利益被西方国家挤压，煽动非洲不明真相的人仇视中国公司;换来的却是中国在中东的国际政治地位一再被西方列强施压，妄图逼迫中国在中东政治边缘化;换来的却是日本、菲律宾等国无视中国无数次警告，步步紧逼至战争的边缘。很显然，中国实行的“和平崛起”并不被人理解，对此，中国应该如何打破西方封锁中国“和平崛起”的格局?

　　张宏良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世纪性崛起，已经成为世界谈论主题，无论大家怎么看和以什么态度对待中国崛起，谈论本身就表明中国崛起大势已成。对此，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一，在当今国家关系仍然受帝国主义逻辑支配的情况下，在有史以来国家崛起都是战争崛起、军事崛起、侵略崛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打破固有的历史逻辑，另辟蹊径，实现和平崛起，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也很难让人相信。依靠军事侵略崛起的发达国家不相信，担心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己成为中国崛起的牺牲品，要竭力阻止中国崛起，并且将会越来越采取非和平手段阻挠中国崛起；遭受发达国家崛起之苦的发展中国家更加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不是不相信中国，而是不相信和平崛起。因为以往时代都是战争崛起的时代，一个国家崛起往往意味着许多国家的悲惨血泪。特别是中国又是高举“猫论”大旗实现崛起，奉行的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极端实用主义原则，就更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了。所以，大家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再加上美国等帝国主义解体中国阴谋的推动和操纵，中国越是走向崛起，来自世界的阻力就越大。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第二，和平崛起是中国复兴的愿望，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要求，人类不能总是通过战争、杀戮和暴力实现历史进步。但是，在帝国主义统治时代，在发达国家仍然习惯采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时代，和平崛起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废除用战争解决国家争端的逻辑，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和平解决争端的新时代。所以，和平崛起并不等于没有战争，并不等于畏避战争和惧怕战争。相反，只有采取中国法家那种“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的敢战逻辑，才能真正摆脱战争，实现和平崛起。也就是说，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将不再象以往国家崛起那样，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而崛起，不是以新帝国主义取代老帝国主义，而是废除以往战争崛起的帝国主义老路，用和平竞争或者严格说用和平竞赛，取代战争争夺和军事竞赛。这是21世纪人类需要完成的文明转型，这个文明转型本身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消亡，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反扑，从而引发冲突和战争。那是不是说战争不可避免？答案是否定的。只要中国打起和平崛起的大旗，指出和平崛起的世界发展新道路，就会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制止战争。但前提是中国自己要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崛起的大旗，所谓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崛起的大旗，不是在帝国主义面前唯唯诺诺、退缩忍让，而是要不畏暴力、不畏强权，敢于代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坚持正义。只有对发达国家不畏惧，对弱小国家不忽视，不畏强凌弱、不避大欺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越是敢战的民族越是没有战争，越是不怕打破和平的国家越是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如果一个国家在强大国家面前唯唯诺诺，屁都不敢放一个；在弱小国家面前却趾高气扬，动不动就要“教训”对方，那就不仅不会崛起，甚至人人都会看不起你。毛泽东时代中国朋友遍天下，依靠的是什么？其中一条，就是不畏强凌弱，敢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能够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团结在周围。现在中国越来越变成孤家寡人，没有真正朋友，就是畏惧强权、弃守正义的结果，可是不仅不反思，反倒恬不知耻地天天重复帝国主义的流氓逻辑——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一定要恪守和弘扬天道正义，绝不能承袭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逻辑，有时候哪怕是在经济利益上吃点亏，也不能损害天道正义，毛主席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有了天道正义，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了，才会真正具有和平崛起的资本，才会真的实现和平崛起。你刚才提到18大政治报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了严厉警告，其实，17大政治报告讲得更加精彩，就是在世界事务中要“秉持公道，伸张正义”。17大政治报告在对外关系上，用“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取代原来的“韬光养晦、绝不出头”，当时大家都很振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很振奋，总算看到中国再次奉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外交原则，有可能真正走上和平崛起的道路，并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开辟出新的公平规则。可惜后来那些卖国精英误导中国外交，不懂得只有不怕战争才能赢得和平，而是认为只有跪地乞求才能维持和平，不仅没有借17大东风把中国引向和平崛起道路，反倒把中国推上了为和平而不惜牺牲崛起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教训。第三，要明确历史上国家崛起潮涨潮落，其本质是世界文明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通过先进国家的崛起实现世界政治文明的更新和交替。近代欧洲的崛起，是因为欧洲提供了一种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这是欧洲崛起最根本的内在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根源，除了前面提到的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之外，还有一个内在根源，就是当今世界处于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的历史转变时期。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而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进行过大众民主革命探索的国家，并且初步形成了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雏形，概括起来，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加街头革命运动，以及微观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伟大的政治贡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根据，其意义完全超过了法国大革命对宪政时代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认真看一下今天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员工持股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完全超越流血革命的不流血革命，就会发现这些伟大变革的背后，都有着中国大众政治革命和大众民主运动的影子，是中国伟大政治文明探索的一种制度性产物。有些人一提起毛泽东和文革探索，总是纠缠于当时一些混乱的历史细节，其实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混乱是必然的正常的，如同新生婴儿身上必然带有污秽一样，如果只把目光盯在这些污秽上面，因此而把婴儿和污秽一起清除掉，显然是荒谬罪恶的逻辑。其实比较一下近代史上几次大革命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是最温良恭俭让的革命，邓小平自己就说，他在被打倒的最倒霉时期，都没有中断喝茅台酒。被打倒后仍然能喝茅台酒，足以说明这种革命的温和性质。至于动不动就说什么对方要回到文革时代，就更加荒谬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要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是“王政复古”，也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他们所谓复兴、复古，不过是要恢复以往的理想追求和崇高精神。所以，没有欧洲人污蔑文艺复兴运动是要回到古希腊时代，没有日本人污蔑明治维新运动是回到古代，只有中国极端右翼分子污蔑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是要回到文革时代。无论否定和妖魔化文革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崛起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只有取代精英民主的大众民主文明，此外中国没有丝毫政治文明方面的贡献。所谓自由民主等说词，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这些东西都是西方政治文明造就的，已经存在了好百年，根本无需中国去贡献，无需中国崛起才能形成和普及。从这一点来说，当然是仅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大众民主运动的人，确实是在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在客观上阻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环球专访5：由于您不断发表一些言论，所体现出的内容锋芒毕露、毫不隐晦，被视为“极左派”或“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对此，您如何看待?在国际局势对我国步步封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求同存异”以“大团结”的爱国主义方式去迎接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张宏良答：关于“极左派”的称呼和定性问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极左，文革余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帽子和棍子，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历史现象。文化大革命毕竟是文化革命，不杀人，不镇压，只是采用思想斗争的方法。而当初的英国大革命，克伦威尔几乎杀光了当时的反革命，克伦威尔站在英吉利海峡边上慨叹说，如果不是有英吉利海峡的阻挡，他甚至可以杀光整个欧洲的反革命；法国大革命更是厉害，每天仅法庭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平均就有五六十个，最多时一天处死1千多个反革命，连续杀了三年以上。可是无论是当时欧洲学者包括那些极端保守的右翼学者，还是后来欧洲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那些专门控诉社会罪恶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没有控诉和妖魔化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不仅没有控诉和妖魔化，甚至所有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无一不是以尊敬的笔调在描绘和塑造革命者的形象。而中国文革之后，不仅镇压了几百万造反派，而且持续30多年一直采取镇压政策，把所有不同看法的人，统统称为是极左和文革余孽，无论什么人，哪怕是位高权重的大员，只要沾上极左和文革余孽，马上就会被任意处置，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对个人如此，对媒体和组织同样如此。乌有之乡等左翼网站，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媒体，就是因为被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没有任何理由就给关闭了。这种情况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把中国政治斗争推向极端。当今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西化了，唯一在镇压反革命方面还没有西化，在对付右派方面还没有西化，而目前这种长期全面的政治镇压，正在把中国也推上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到时候中国右派就会知道，这种极端政治迫害必然会给自己导致灭顶之灾。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雇佣一批小流氓天天叫喊什么革命永远不会再来了，其实中国右派对革命一定会到来的信心比左派还要坚定，看看中国右派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和亲属，就知道他们对前途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坚信早晚会被审判。所以才会心急火燎地转移资产和亲属，才会偷偷摸摸地获取外国国籍。俗语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谁最后遭殃。英国右派、法国右派以及西方国家的右派没有播种仇恨，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和右翼政治力量，能够采取和平斗争方式、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彼此之间进行较量，任何一方都没有把对方当作余孽加以消灭。而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却在把矛盾推向极端，把人民推向极端，也在把自己的下场推向极端。面对正在被推向极端的当今中国，我们又想起了毛主席。从建国初期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门整风，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救赎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和封建皇帝，都是为了探索一条和平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进步途径。可惜，毛主席的一番心血越来越付之东流了，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右派会想起毛主席怀念毛主席的。其实，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也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正在被推向极端，也是努力要避免中国走向极端，只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已经疯了，不顾一切地要把中国推向火山爆发。特别是美国等外部力量又借助网络时代的便利条件，组织水军和汉奸势力天天在左右之间竭力制造和煽动仇恨，天天去刺激人民激怒人民，把人民逼向极端，中国通过文化斗争实现和平转型的机率越来越小了。第二，所谓极左、文革余孽等称呼，还反映了中国政治的流氓化，反映了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流氓文化。具体表现就是对方根本不在乎你是什么，并不真的认为你是极左或者极右，而是什么能够把你搞臭，就称呼你什么。他们可以此时骂你是极左，是文革余孽，话音未落，转过脸去又骂你是保皇派、投降派，是走狗五毛，总之，怎么能够搞臭你就怎么称呼，根本不管你真是什么。本来，政治观点不同，认为对方极左极右都很正常，只要是真心看法，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所遇到的很少是真心看法，大多是一些言不由衷的流氓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现在一些右派骂张宏良是极左、文革余孽；而一些“最左派”又骂张宏良是保皇派、投降派。按理说，这两部分人之间应该更加互相痛恨、更加不共戴天才对；骂张宏良极左的人应该更加痛恨比张宏良还左的；骂张宏良投降派的人应该更加痛恨比张宏良还右的。可是事实却相反，这两部分人之间完全相安无事，彼此之间从不互相攻击，更不存在人身攻击。可见，这两部分人并非是真的认为张宏良是极左派或是投降派，完全是为了搞臭对方而采取的一种流氓手段。并且这两部分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分工，那些“最左派”对底层老百姓天天叫喊张宏良是保皇派、投降派，是极右派，而那些极右派又天天对体制内的人叫喊张宏良是极左派，是文革余孽。我曾经看过一份重要的网情报告，里面把那些“最左派”批判我们的观点，当作我们的观点进行汇报，你说这两部分人之间配合得有多么巧妙。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所有认为我们极左的人，所依据的观点差不多全都是那些“最左派”批判我们的观点。有时候除了苦笑之外，真是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辩解。至于你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形成爱国主义“大团结”，那的确是我们所期盼的，也是我们最希望出现的一种政治格局。中国毛派一直在承袭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历史传统，从不计较个人或者派别的利益得失。我们对重庆的支持就是说明。2010年7月1日我和乌有之乡的同志去重庆举办庆祝建党89周年报告会，报告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可是在报告会开始前几个小时，重庆警方突然取消了报告会会场，逼得我们临时租用饭店会议室，打电话挨个通知听众新的地址。去年11月重庆举办反转大会，国内外都知道乌有之乡是反转主将，可是重庆却没有请乌有之乡的同志参加。重庆电视台的共富大家谈，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一个被认为是乌有之乡的学者。类似事情还有很多。但是，乌有之乡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重庆的支持，而是没有任何保留地全力支持重庆模式，今年乌有之乡被关闭，也是因为怕乌有之乡继续为重庆鸣不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我们愿意同所有政治派别携起手来，为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而合作奋斗。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切地理解民族对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毛主席率领共产党人走上历史舞台，是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主席最激动人心的一句口号，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留下的宏伟蓝图，就是要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而奋斗，从来都是中国左翼人士的不变追求。

　　环球专访6：在《生存?还是毁灭?——美国欲灭中国的绝密K计划》一文中，“K计划”是什么?它的危险性在哪些方面?

　　张宏良答：这个文章是我转载的，并不是我写的。此类文章有很多，特别是何新先生，写了许多揭露西方共济会灭绝和限制有色人种发展的计划。西方资本集团与人类整体利益越来越形成对立，越来越形成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关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决定的，并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坏心恶意。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超出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对财富占有的无限贪婪，与世界资源短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从来都把有色人种视为异类的心理传统，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对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怀有罪恶图谋，这是由客观矛盾决定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斗争规律。美国对中国铁通式的军事包围，并且继续把绝大多数军力调来亚太地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毛主席生前不惜承担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就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月牙形军事包围。只是没有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仅仅过了20多年，美国就不仅形成了此前几十年没有形成的月牙形包围，甚至更进一步形成了铁通式包围。十大军事基地加上两条岛链封锁，把中国困成了笼中之鸟、瓮中之鳖，又把三分之二的海军力量调来中国周围，还操纵周边国家占领中国东海南海，在中国内部打造的汉奸力量更是远远超过了抗战时期的伪军力量，当今中国内外被围困的危险程度，不仅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了八国联军入侵时期。只要打开地图看一下，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深深忧虑。

　　环球专访7：中国历来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事实上，当前中国的外部压力却越来越大，国外势力不断接见西方的傀儡人物达赖、***等反动势力，以此要挟中国在其他利益上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曾说，只要谁接见“反动势力”就和谁断交，不要再无休止的抗议，您认为这可取吗?再结合美国在亚洲对中国实行的战略封锁，您认为中国来自于外部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呢?

　　张宏良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主席周总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必须坚持。只是国家间交往要有底线，不能搞无底线外交，无底线外交后果极其可怕，历史证明，无底线的绥靖主义，历来都没有好下场。中国外交底线是什么，应该是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这是中国不能有丝毫退却的底线。达赖、***等人是分裂势力，而不仅是一般反动势力。如果是一般反动势力，西方国家支持和接纳，我们可以不做强烈反映，只要告知对方这是一种不友好的挑衅行为就可以了。但是支持和接纳中国分裂势力，就不是一般的反华行为，而是触犯中国底线的侵略行为，中国绝不能听之任之，不加理会，而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坚决杜绝干预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继续发生。这应该是中国不容触犯的基本底线。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向俄罗斯学习，向一切敢于捍卫国家利益的国家学习，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敢于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美国不仅国家利益和主权不容侵犯，甚至连美国外部敌人都不允许他人联系和交往，对基地组织的态度就是典型。基地组织是美国创建的武装力量，当时用来对付苏联，采取的手段也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没有任何变化。此前为美国服务，就被认为是民主力量；后来与美国闹掰了，开始对付美国了，就被宣布是恐怖主义。严禁世界任何国家与之联系，否则就进行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各种打击。美国底线一宣布，大家全都小心遵守，没有任何人敢于触犯，连被美国处死的萨达姆、卡扎菲都不敢触犯。这就是大国底线，大国尊严，大国风范，大国外交。当然，我们不是要学习美国蛮不讲理的霸权主义，而是要学习美国的底线原则。本来，毛泽东时代中国底线原则很清楚，一是中国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容侵犯；二是不能在中国周边国家打仗。坚守这两个底线的方法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底线是从82年允许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被颠覆的。根据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美方当事人回忆，当时美国践踏中国底线完全是一种试探姿态，如果当时中国表示强硬，美国会放弃干预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统一的行为。只是当时中国为了和美国搞好关系，放弃了底线，接受了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这个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由此，拉开了国际社会随意践踏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外交大幕，无论什么国家，大国还是小国，都敢公开支持中国分裂势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把分裂势力与所谓民主力量相混淆，把达赖、***等分裂势力当作民主力量，推上世界政治舞台，公开实施起解体中国的战略。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中国做出了反映，每次外国接受达赖、***访问，以及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外交部都进行了口头抗议，有时还采取一些临时经济措施。但是，中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口头抗议，完全是没有力量捍卫国家主权的弱小国家，或者是根本没有国家主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应方式，对于当今中国而言，这种口头抗议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撒娇。最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撒娇”多少还哄一下，随便给中国编造一个解释，时间一长，连哄都懒得哄了，随便中国怎么抗议，根本就不加理会。不仅不加理会，而且该和你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中国也是一边“撒娇”抗议，一边与对方欢天喜地做生意。这是一种极端可怕的外交状态，当一个国家的分裂势力被打造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公开力量时，动荡、解体和内战的阴影就开始笼罩这个国家，眼下中东地区的动荡和流血就是典型，这是当今中国必须十分清醒和认真对待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一定要采取断交方式，那倒未必如此极端，但是一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足以对后来者具有充分警示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来讲，分裂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牢牢守住底线，一丝一毫都不能退让，这个底线守不住，其它一切全都完蛋。美国等西方国家抓住中国分裂势力这把尖刀，也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不能再为了维护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放弃底线了。从现在开始，在分裂势力这个问题上必须强硬起来，谁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并与分裂势力相勾结，谁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可以不与这些国家断交，但是必须把侵犯中国主权的政客视为敌人。如同美国那样，谁与基地组织联系，谁就是美国的敌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解决藏独疆独的根本方法，是要依靠藏族人民和***人民。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究其根源，是国内两极分化的结果，是阶级矛盾激化和转化的结果，表面来看是民族矛盾，其实质是阶级矛盾。八十年代胡耀邦民族政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用以往被打倒的头人贵族阶层，取代贫苦出身的工农干部，完全站在极少数富人一边，抛弃了少数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可是这些二次掌权的头人贵族和精英富豪，并没有忘记对共产党的仇恨，他们并不认为重新获得权利和资本是共产党改革开放带来的，而认为是长期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结果，所以便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怀抱，充当起西方国家解体中国的分裂势力。与此同时，失去利益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又不站在中央政府一边，或者观望或者与政府相对立，从而造成了分裂势力愈演愈烈，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解决分裂势力的根本途径，还在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坚持共同富裕，西藏***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就会站在国家统一的一边，就会自觉抵制和坚决反对分裂势力，外部威胁自然会随之消除。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情景，就会再次出现。只要有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就绝对不会形成任何分裂势力。达赖跑走那么多年，也没形成分裂势力，现在突然成为分裂势力，根源就在于此。从这点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多次强调提出的共同富裕路线，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环球专访8：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曾欲向中国“借道”，此事是否真实?如真实，您又是如何解读一下“借道”二字?

　　张宏良答：美国借道中国***的瓦罕走廊，是当时美国国务院公开披露的消息，声称中国已答应美国的借道要求。当时我们发出反对文章一呼吁，国内人民齐声反对，结果此事不了了之，阻止了美国大兵进入中国。当时那篇文章《开放瓦罕走廊——60年后美国大兵要重返中国》，乌有之乡刊登后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铺天盖地，形成巨大舆论，此后美国国务院再也没有提及此事。现在这篇文章还在张宏良博客上，关于“借道”二字的理解，特别是“借道”的严重后果，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环球专访9：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逐步迈向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您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有何感想与期盼呢?

　　张宏良答：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了。中华民族复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和梦想，同时也是世界文化转型的历史要求，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依据。并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三大复兴运动将构成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对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或许有人会有异议；对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可能会有很大异议。这种异议主要是来自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我们说得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是少数人富裕；在政治上实行大众民主，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民主。这两个要求，已经成为当今席卷全球的大众民主运动的共同要求。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不再是重复帝国主义国家崛起的老路，不再是骑在其它国家头上作威作福，而是中国将会走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头，让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能够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此，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世界各国人民。

　　网友提问：今年美俄相继出台《叛国罪法》，对此，张宏良教授有何见解呢?

　　张宏良答：这个问题前面也已经谈过了。中美俄三大国的发展动向，基本代表世界的发展动向，现在美俄两国已经出台了《叛国罪法案》，而中国比美俄两国更加需要这个法案。虚拟经济和网络社会，改变了现代国防的概念，国界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再设立在边界上，而是设立在每一个国民的内心中。爱国主义信念将是最强大的国防力量。为适应新时代的国防要求，为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安全，中国应该如同美俄一样，立刻出台中国的《叛国罪法案》，使爱国主义不仅具有道义基础和道义力量，同时也具有法律基础和法律力量，让爱国主义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

　　网友提问：习近平总书记常委见面会短短千把字的讲话，24次提到人民、群众，宣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请张宏良教授解读一下此话的深刻含义，谢谢!

　　张宏良答：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千把字的简短讲话，实际上是一个施政纲领的政治宣言，向国内外宣布了未来中国政治路线要服务谁和依靠谁的问题。24次提到人民、群众，首先表明未来中国政治路线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服务，走共同富裕道路；其次表明未来中国政治路线的贯彻，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伟大的力量（习近平语）”，只有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可以说，对于政治家和政治路线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和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是决定生死成败最根本的问题。当今中国人民意见最大的是什么？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且不是一般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而是采用腐败手段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且，当今中国的财富规模，已经具备了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所以，是继续坚持贫富两极分化的改革，还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改革，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斗争中你死我活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要求共同富裕，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共同富裕，现在又具备了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所以，宣布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站在人民一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代表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但是，仅仅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远远不够。虽然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首要问题，但是与这个首要问题密切相关的，则是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再好的目标和出发点，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观被抽象化的悲剧，就是近在眼前的活生生典型。所以，习近平24次提到人民、群众，几乎每说一两句话就要提到人民、群众，的确是在宣布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依靠力量，将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这样一来，共同富裕的路线就具有了力量保证，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同富裕，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习近平24次提到人民、群众，表明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让和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和政治基础，都在向人民回归。希望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