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照耀中国革命航程的灯塔

 

——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初探

纪念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暨中共七大召开七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的实践情况出发，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这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璀璨明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一、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历经半个世纪，形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这个探索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情况之复杂、任务之繁重、道路之曲折，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中国革命就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大革命组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这三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三大理论成果构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萌芽，以井冈山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初步奠定，以《新民主主义论》走向成熟，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为进一步发展，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和在文革期间的论述为最终形成，构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既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遇到严重困难，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民主革命，成为革命的重要动力，但是却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证明。这样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重任。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的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则是工人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这两个阶级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但是其阶级特点则会产生动摇。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则会参加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其右翼则有可能脱离革命阵营，跑到敌对阵营里面去。因而革命党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他们破坏革命阵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敌人。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就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了。因而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前途是资本主义;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主要动力，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但是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呢?苏联采取的是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方式，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过艰辛的探索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先进，但是才几百万人，单靠这几百万人的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取得革命胜利的。而中国农民阶级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因而中国共产党就要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同时敌人在城市力量强大，在农村则力量薄弱，因而就要避开强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建立根据地。这样就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主张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时调整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党能够在时代变革的潮流面前，站在潮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由反蒋抗日、联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取削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要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主力，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只能分两步走，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就要转入第二步，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对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样就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增强革命力量，孤立敌对力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策略。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切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著名论断。秋收起义后，他对当时的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制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和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又总结出了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此，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军事基础。

　　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一个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只有从思想上入党，才能主动、自觉地执行党的纲领，履行党员义务，遵守党的纪律，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才能显示出蓬勃发展的活力，具有无坚不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风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使全党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毛泽东强调不仅要有一个优良的党风，而且还要有一个优良的学风。他主张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研究马列主义著作，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和水平。只有掌握科学理论，并能根据社会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是有生命力的政党，才是成熟的政党，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

　　这样，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组织起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

　　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表现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提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讲话中，也表现在一九五一年春夏他提出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制度而斗争”以及反对“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春耦斋讲话上。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上。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薄一波。他说：“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还进一步指出“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同他谈话时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党内存在的这种分歧在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首先表现了出来。山西省长治地区是老解放区，当时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指导有条件的农村开始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作法得到了山西省委的肯定和支持。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上报华北局和中央后，却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反对，刘少奇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张。他将刘少奇和薄一波找去，说既然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依靠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那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依靠扩大分工也就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毛泽东说服了他们，才使得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虽然在毛泽东的反对下，刘少奇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直到一九六五年，有一次在他家中开会，他还对袁宝华说，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我的观点。他还抱出了一大摞马列书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从以上列举的史实来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得以暂时解决，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当着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出现困难的时候，这种观点还会再次表现出来，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毛泽东反击了党内这股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逆流之后，就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但是应该如何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这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相应措施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一九五三年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在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需要十八年的时间，实际上只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循序渐进，步步提高，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是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合作组织，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高级社已经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了。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围绕合作化发展的速度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又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主张大力发展高级社，而邓子恢主张适度发展，在整顿收缩过程中又砍掉了二万多个合作社。刘少奇实际上支持邓子恢的意见。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总结农业合作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辟地阐述了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指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方向，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随后毛泽东又搜集各地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典型材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

　　在高级社发展的基础上，在毛泽东倡议下，后来又办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采取政社合一的形式，集工、农、商、学、兵、政、党为一体，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在全国迅速兴起，当时规模过大，又采取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措施，和大跃进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不少问题。

　　毛泽东首先发觉了这些问题，于是他领导全党进行纠“左”，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公社要兴办工业，发展商品生产，不能自给自足。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说，别看现在工业产值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人民公社直正“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二十多年后，当国家工业化初步实现，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才迅猛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度占了国家工业产值的“半璧河山”。人民公社化，不仅开辟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正确道路，而且还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逐步过渡到人民公社社级所有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一九七八年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人民公社，瓦解了农村集体经济，农村工业很快萧条了下去，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出现了。

　　当时中国资本，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由于这两类资本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的差异，因而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对于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的官僚资本，采取的是没收的政策，直接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种措施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对于民族资本，采取的是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顺利地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那么，为什么对民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个政策为什么能够行得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为什么没有像俄国资产阶级那样进行反抗呢?

　　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同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当时处于从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稳定政局，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由于通过没有官僚资本，国家已经控制了经济命脉，又掌握着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在企业内部也受到工人阶级的监督，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又比较弱小，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受到了种种限制，无力反抗，因而才能够成功地实行了和平赎买的政策的缘故。

　　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快地实现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要不要接着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是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刘少奇、薄一波、邓子恢等人是主张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而毛泽东则主张依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接着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当时他们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也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毛泽东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并对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要矛盾和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泽东仍然在进行着探索，没有立即做出明确的回答。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中共八大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毛泽东随后不久就对此提出了疑问，但也没有立即否定这个提法，也没有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确的判断。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虽然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仍然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确论述。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发现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进行过一次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这次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由来。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瓦解和破坏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两组社会基本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

　　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着若干非有公制经济，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尚未从实质上得以实现，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因而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最终完成。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因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致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因而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在进行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矛盾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个领域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还在这个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能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那么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得而复失。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就发生一个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

　　那么，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到底是对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发展，还是背离呢?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从马列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认为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也适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具有普遍性，这是阶级划分的普遍性原则;而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仅适用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具有特殊性，这是阶级划分的特殊性原则。

　　如果用关于阶级划分的普遍性原则，来观察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业已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如果用阶级划分的特殊性原则来观察，必然会得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

　　阶级划分的普遍性原则，是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性构件，科学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阶级划分的特殊性原则，来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性的作用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思想体系进行斗争的反映，是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

　　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既不能以阶级划分的普遍性原则，来否定阶级划分的特殊性原则，否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事实;也不能以阶级划分的特殊性原则，来否定关于阶级划分的普遍性原则，混淆阶级的划分标准，离开唯物论，走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就要弄清两个阶级的划分标准，准确界定其适用条件，而不致将两者混淆起来，造成混乱。

　　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导致阶级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而并非阶级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矛盾就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石。

　　毛泽东在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究竟是应该如何进行这次革命的呢?

　　当时在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彭真，后来在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毛泽东原先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的，但是最终还是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彭真到死也没有讲出这个原因。虽然他没有说清楚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判断，彭真讲的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利于否定文革的，否则的话，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他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由此看来，当时毛泽东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他最终采取了文革的方式，其原因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提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党内外接二连三地发生的问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进行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党内是毛泽东首先发现了错误。他领导全党进行着艰难地纠“左”，庐山会议前夕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给他写的一封信印发会议参考后，以这封信为导火线，引发了会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激烈争论，发展下去就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了。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进行了长达五个时候的谈话后，才在七月二十三日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于是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里涉及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问题。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那么在庐山会议期间出现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苗头后，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就是必要的;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对反右倾斗争持否定的态度。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次伟大探索活动。大跃进是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探索。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工业化建设，发展的成果也就为人民群众共同享有。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缩小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之前，这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为了避免这两个结果的出现，就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进行反右倾斗争。

　　正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关系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又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稳定息息相关，因而毛泽东才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这个时候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将会议决议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进行纠“左”，形势将会好得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会议结束的时候，在工作安排的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将会议决议传达到了全党，中断了纠“左”的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此事，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为当年没有安排好反右倾斗争和纠“左”的工作进行过检讨。

　　在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后，在对形势的判断、解决困难的措施及对庐山会议的认识上(翻案)，党内又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光明为主还是一片黑暗;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是在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解决问题，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三个问题成为党内争论的焦点。

　　形势的判断是对社会主义信心的反映。党内明显出现了两种观点：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基本上是光明的，但问题也不少;刘少奇、陈云则将形势看得很严峻，认为没有大好形势，七千人大会后最困难的时候还未过去。

　　在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刘少奇赞成这种主张。这样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令毛泽东深感忧虑的是，这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陈云还向毛泽东进言，如果实行分田到户，四年就可以克服困难，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认为，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在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于是，他领导全党，深入调研，取消了公共食堂，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他说用这种方式来恢复经济，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后来经济的迅速恢复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

　　在对庐山会议反右倾的认识上，刘少奇强调的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对会议出现的企图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当时进行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问题避而不谈;而毛泽东关注的是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问题，翻案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问题。

　　在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问题下，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夏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反击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纠正了党内的错误认识，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为了落实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后来通称“四清”运动。

　　在总结“四清”运动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先后制定了《前十条》和《后十条》，指导“四清”运动的开展。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及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令毛泽东感到惊异的是，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就连“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还否认党内存在走资派，这显然违背了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背离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做党的接班人了。

　　面对党内出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忧心忡忡。文革发动前夕，他在一次谈话中曾心情沉重地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在当时还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一种想法，他没有跟别人交谈过，因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戚本禹也不清楚《五一六通知》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到底是谁。

　　当然，毛泽东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当时还是个不确定的人物，如果以后刘少奇改正了错误，站在了正确路线一边，这个赫鲁晓夫就不是指他。这表现在《二十三条》制定后，刘少奇仍然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对改变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在文革开始后，在是否派遣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一次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分歧的焦点，主要地还不是派不派工作组的方法上，而是工作组的立场上，是支持群众造反，还是压制群众造反的问题。经过调查，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撤销了工作组。

　　即使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也没有计划马上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这既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期上(当时预计会期五天)，也表现在除了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人事变动外，没有将其他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改变刘少奇党内接班人的地位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八月四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最终点燃了变动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索。据王光美文革后回忆，这是刘少奇唯一一次顶撞毛泽东。当然问题不在于刘少奇是否顶撞了毛泽东，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正是因为刘少奇拒绝悔改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再也难以调和，于是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被变动。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派工作组，而号召人民群众造反，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方式来进行文革呢?

　　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就是由于中央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导致 苏共变质、苏联改变颜色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经济领域出现的“三自一包”和对外关系中出现的“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的纲领。当时中国也存在着走修正主义的社会阶层。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的现实分析出发，修正主义在党内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而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造成的危害大得多，可以直接导致共产党变质，政权易手，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泽东在要求反修防修的同时，才特别强调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要变动党内某个人的地位并不困难。他考虑的问题是，一旦将来他不在了，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如何处理呢?如果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由它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因而他认为只有诉之于群众，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群众就可以起来造反，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这就要将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使他们认识到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增强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因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就逐渐形成一套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还要写入《党章》和《宪法》，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能够得到切实保证。这样一旦将来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拿起批判的武器去进行武器的批判，蜂拥而起，掀起批判修正主义的洪流，将修正主义消灭掉。

　　于是，毛泽东才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光辉实践。

　　五、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实践威力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科学的理论来源于革命的实践，同时又是推动革命实践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革命实践出发，创造性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建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初步胜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战胜了党内“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血战后取得的。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始终走在这种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还亲自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将革命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毛选》那里是我的著作，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写成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全军战胜了党内“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井冈山旗帜的指引下，革命根据地呈星火燎原之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导致了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长征期间，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主张东进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西退，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将革命的中心奠基在西北。张国焘路线致使红四方面军损失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推动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转变，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共双方停止了内战，确立了合作抗日的局面，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执行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防止了大革命失败悲剧的重演。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政治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经济上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村交租交息的政策;军事上坚持持久战的方针，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主力。这样在抗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由抗战前的三万余人，一个陕北根据地，和南方若干游击区，发展到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十九个解放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胜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既全力争取和平，又做好战争准备，抓住时机，进军东北。在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向陕北和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率领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战陕北，这不仅在政治上大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还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又从军事上牵制了胡宗南集团，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决策，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国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而后又抓住时机，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向全国进军，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实际上三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曾经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国就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大陆消灭了剥削制度。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但在党内却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是在排除了党内的干扰，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后，才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不仅消灭了剥削制度，使人民获得解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要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原料和资金。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只有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业合作化实现后，就可以及时将农业上的资源迅速调拨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面临外部封锁、制裁和威胁，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进行积累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丝毫不逊色于美、德、日、苏的工业化。这是世界工业化发展史上的壮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创业，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宰杀耕牛，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问题，而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迅速提高，用和平的方式，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毛泽东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开展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不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以及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的抵制与反对。这种阻力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遇到的还要大，导致这场革命要么流于形式，难以取得成效，要么开展不下去，这样就使毛泽东希望通过开展党内整风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才不得不采取文革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样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仅在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上，而且在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遭到党内官僚干部的抵制，排除了他们的干扰以后，才采取了文革这种激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的。

　　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文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进行着探索。从《五一六通知》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这种探索的初步成果。文革发动后，从文化、教育、党政机关发展到工厂和农村，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的改造，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文革初期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发展到全面夺权，是文革在进行过程中，为了排除干扰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和手段。

　　随着革委会的广泛建立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文革中疾风暴雨式的阶段已经结束，下一步就要转入斗、批、改了。毛泽东认为文革的目的就是通过斗、批、改，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前进行的全面夺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是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扫清道路。如果斗、批、改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以前进行的努力就会付诸于东流，因而搞好斗、批、改就成为能否搞好文革的关键环节。

　　令人遗憾的是，当文革进行到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歧，进而导致了文革阵营的分裂。这表现在林彪集团的形成，对文革的节节抵制，以及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的出现。这样就使斗、批、改进行的时间被拉长，四届人大也不得不一再被推迟。后来进行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活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都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斗、批、改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以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的召开为标志，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写入《党章》和《宪法》得以巩固，将工农两大阶级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中。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新奇的现象，在一线工作的工人、农民，当上了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地方领导机关中也是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得以根本改造，机构精简，人员下放，干部“三同”，参加劳动，干群关系水乳交溶，渔水之情不断加深，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八个样板戏”为先导，工农兵群众不再“跑龙套”，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人。以斗私批修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八亿人民的道德准则。社会主义文化蔚然成风。

　　继续革命的强大威力，已经渗透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震撼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这样才使得一九七六年十月不得不采取政变的方式，而难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来清除文革派，同时即使在文革的理论与实践被全盘否定以后，也不得不采取“打着左灯向右拐”的方式偷偷摸摸地进行，而不敢公然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中国才没有像苏联那样几乎一夜之间就复辟了资本主义，而是如此的步履维艰，曲折回环。

　　毛泽东去世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被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随后遭到毁灭性破坏。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使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迸发出灿烂的光辉，其真理的光芒照耀着国际共产主义的夜空，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激励着世界无产者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沉痛教训，不仅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英明预见，也说明了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反修防修斗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现在已经占了中国经济的主体地位，正在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进军。与此同时，广大工农群众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腐败问题屡反屡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涉及民生的“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三项改革，成为新时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国际垄断资本已经大举进军中国市场，我国开放了二十八个产业，其中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国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

　　这些问题无不在昭示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光辉。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思想光辉是通过反面透射出来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六条》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十年，正是中国三线建设最为关键的时期。为了建设三线，几百万社会主义建设者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将汗水、鲜血抛洒在了这片土地上，还有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是，在广袤的西部地区，新修的铁路跨河钻洞，在险滩峻岭中穿梭，一座座现代化的企业崛起于荒山大漠之中。这不仅是备战的需要，也大大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为中国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十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一倍，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在满足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初步改善。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迎来了第三次建交的高潮，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文革开始时的四十九个发展到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赢得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广泛赞成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走了封闭僵化的老路，这种说法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因为以鞍钢宪法确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大庆工人的“三老四严”精神，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大寨党支部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立志改变山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艰难创业精神，以及文革期间进行的斗、批、改，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五计划期间从苏联引进的一百五十六项，文革期间的四三方案，从苏联和西方国家大规模地引进工业装备，成为后来开放的先声。这又怎么是封闭僵化呢?

　　在两次革命进行期间，我们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出了“两弹一星一核艇”为代表的国防尖端装备，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等一系列自卫战争，既抗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反对苏联的扩张，顶住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正确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三次革命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系列，指导这三次革命的理论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

　　六、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曾多次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件大事就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为什么毛泽东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大事呢?

　　这是因为尽管这两次革命性质相同，但是意义却不一样。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能否存在的充分条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果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还会得而复失。因而毛泽东才把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见微知著，从当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认识到了修正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警，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斗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深切认识到进行继续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不是靠一次文革就可以完成的。他多次说过七、八年后再来一次，经过多次文革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但是当时的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蒙昧状态，他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洞察力，往往在资本主义复辟已成现实的时候才能认识到。虽然几乎全民卷入了文革的大潮，人们也用文革式的语言来进行论辩，但是他们却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紧迫性和严峻性缺乏深刻的认知和警觉，这严重制约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和开展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极为担心一旦他去世后，文革会被全盘否定，他毕生追求的社会主义可能会付诸于东流，工农群众也就难以避免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因而直到临终前，他还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告诫：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他已将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如果将来一旦有人胆敢复辟资本主义，人民群众必将拿起批判的武器去进行武器的批判，使中国重新复归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