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洲洋：抗战胜利亦是从严治党的伟大胜利

 王洲洋：抗战胜利亦是从严治党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为了捍卫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始终与各种不符合共产党性质和宗旨要求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把“从严”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方略写在自己的光辉历史上。特别是在血雨腥风的八年抗战期间，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实施这个“伟大工程”，党更是从严加强了各方面建设。正是因为从严，党才打造成为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坚强核心，铸造了钢铁般的人民军队，培养了过硬的革命作风，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汇集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取得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从严治党的伟大胜利。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抗战时期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充分说明，我们要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最关键的仍在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把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一、抗战胜利是从严加强思想建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

　　为了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党注重首先在思想上统一起来，一刻没有放松思想建设。党广泛开展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加强党性修养，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纠正左右倾错误倾向，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延安整风，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党制定了一系列夺取抗战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倡导建立并积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党通过发表“八一宣言”，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策略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党以抗日大局、民族大义为重，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维护了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党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采取了片面的抗战路线，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来进行抗战。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维护抗日民族团结”等等，提出并坚持了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有理有据地批驳了“亡国论”，批评了“速胜论”，及时提出了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党制定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及其所领导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失利的情况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有力地钳制和歼灭了大量日军，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抗战时期党从严加强思想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说明，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和保障。思想统一是国家之福，思想混乱是民族之祸。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时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要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抢占互联网的思想高地、农村思想文化的薄弱阵地，反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发展稳定新的伟大实践。

　　二、抗战胜利是从严加强组织建设，努力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壮大革命队伍的胜利

　　抗战期间，党在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严格举措。根据地推进到什么地方，相关举措就跟进到什么地方。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成立干部教育部，先后创办30余所干部学校和大量培训班，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在职干部教育。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和队伍。组织审查委员会，以支部为单位逐一整顿，在审查支部干部的基础上审查一般党员的个人历史及表现。把握政策界限，严格清查干部，把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同军人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犯有某些错误、缺点者区分开来。把整顿基层党组织作为经常性工作，上级党组织派干部定期督察，帮助基层搞好整顿。通过实施严格有力的组织举措，锻炼培养了大批忠于革命、德才兼备的各级干部，推动了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的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0余万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亿多人，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成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武装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已经成为对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基地。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在回忆中写道，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抗战时期党从严加强组织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干部队伍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可靠保障。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组织建设这个根本。要根据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向吸引力要凝聚力，向凝聚力要战斗力，向战斗力要生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五条标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突出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着力提高广大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抗战胜利是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培育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胜利

　　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的作风问题，对党的作风作了一系列概括和论述，形成了党风建设的系统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了党风概念。党风即党的作风，学风和文风都是党风。论述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党风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党风关系党的性质，关系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探讨了党风建设的途径，整风是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调查研究是转变作风的基础环节，要注重从党性和世界观上加强党风建设。针对当时新党员大多是充满着爱国热情的学生、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富有爱国激情，抗日热情很高，但是又有组织散漫、不服从纪律等特点，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极大地改造了革命队伍的工作作风，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领袖带头践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打理菜地，朱德背着筐子拾粪肥田，周恩来拖着伤残手臂成为纺线能手。王震率领的359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一个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延安时期党群、干群关系犹如鱼水之亲、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群众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根据地的群众与党结成了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军队。当时一首歌曲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1947年9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幕词中指出：“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的太远”。1948年1月4日，蒋介石痛心疾首地感叹：“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

　　抗战时期党从严加强作风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说明，党的作风事关党的形象，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党的生命。我们依靠“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取得了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作风好了，党才能走得更长、走得更远。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抓好作风建设，走好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继续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作风的各项要求落地落实，不放过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细小问题。通过抓早、抓细、抓小，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四、抗战胜利是从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断自我净化自我纯洁，保持清廉品格的胜利

　　抗战时期虽然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党一刻也没有放松反腐倡廉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建设一个民主、廉洁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目标，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准则，要求政务人员“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腐化，不堕落”，把“廉洁奉公”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边区政府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强调“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把惩戒防贪工作落到实处，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专门成立了惩戒委员会，制定了《边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具体办理惩戒事宜。对一些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党龄多长、职务多高、贡献多大，一律严惩不贷。1937年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死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毛泽东在写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信中严正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1年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虽伤痕累累、战功卓著，仍被处以极刑。《解放日报》刊文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当时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每月伙食标准只有3元。朱德的穿着总是和士兵一样。周恩来睡着土炕，每月津贴大部分都缴了党费。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做的背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管百万财政，却用一根麻绳当腰带。党的领袖率先垂范，带动了延安时期的清廉之风，陕甘宁边区被称为中国最干净的地方，与国统区的政治黑暗、贪污横行、官僚大发国难财等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抗战时期党从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说明，廉洁是共产党人最忠实最可贵的品质。廉洁是靠不停地向腐败宣战养成的。共产党人具有最彻底的无私品格，才有资格拥有天下。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一刻不放松地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始终以最廉洁的品德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腐败现象露头就打，坚决打“老虎”、拍“苍蝇”，保持革命队伍的先进和纯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解决好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五、抗战胜利是从严加强制度建设，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胜利

　　在思想建党中探索制度建设，是抗战时期从严治党的显著特点。党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党代会制度、党委制、党内选举制、支部生活制等制度，为增强党的力量奠定了制度保障。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党吸取王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破坏民主集中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深刻教训，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四个服从”写进七大《党章》，从制度上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及党的负责人绝对的无条件地执行，反对封建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并把民主集中制由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推广到政府层面，扩展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党实行“三三制”的组织原则。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党和政府有了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党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党找到了“民主”这个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办法，在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深入的选举运动，极大地唤起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觉悟，许多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根据地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实现形式，像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烧香燃洞法这样的选举方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亲眼看到群众用手中的黄豆、绿豆、豌豆、蚕豆等作为选票，感慨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党实行支部生活会制度。党的领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生活会。支部生活会上，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党员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支部生活会必须开展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经常带头在支部生活会上作检讨，并称任何人不能例外。由于组织生活健康，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普遍高涨，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普遍增强，革命队伍充满了生机活力，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具有更加突出的组织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抗战时期党从严加强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说明，只有铁打的制度，才有铁打的政党，才有铁打的队伍，才有铁打的江山。建设好、管理好我们这样一个具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党建办副巡视员；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