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廉：毛泽东为真民主而奋斗

 

　　毛泽东是“独裁者”。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毛泽东，给毛泽东的一条罪状，也有不明真相的人跟着这样说。

　　毛泽东不是独裁者，而是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家。他一生都在为人民的真民主而奋斗，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脚踏实地这样做的，从不口是心非，从不挂羊头，卖狗肉，永远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晚年发动“文革”就是为真的民主而奋斗。

　　什么是民主?

　　“民主”，希腊文作为“人民的权力”，德语作为“人民当权”，中国人通常称为“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真民主。后来人们又把民主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与专制相对应。又派生出民主作风，民主原则，民主权利等。

　　现在，我国有些人鼓吹的民主，主要就是指国家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他们心中的样板。因此，他们就鼓吹、传销、贩卖美式民主。所谓美式民主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离和普选。美式民主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有钱人、有权人的民主，而多数无钱、无权人除了四年一次选举外，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

　　毛泽东的民主是完整的真民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有权人(统治者或领导人)要发扬民主，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无权人)中来，到群众(无权人)中去，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早年和中年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我把他这方面的言论摘录下来附录在后面。(请看附录：《毛泽东的民主言论》)

　　毛泽东认为，如果民主只停留在自上而下的阶段，还是不完整的、真正的民主。因为这还是“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广大人民还是处于无权的被动地位，只能等待领导人发善心、恩赐、施舍。如果领导是坏人，不发善心，不恩赐，不施舍，就白瞪眼。

　　因此，毛泽东晚年要为完整的真民主而奋斗。

　　什么是完整的真民主呢?就是自上而下的民主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结合。

　　什么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呢?，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人民怎样才能当家作主呢?1945年，毛泽东对黄炎培许诺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请注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民主。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129 页)

　　怎样才能实现真民主呢?要真正实现真的民主是不容易的，几千年来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都是少数人为所欲为，而现在要使少数人的权力受到多数人约束，损害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就等于要挖他们的祖坟。因此，必然要引起强烈的反抗。

　　毛泽东实现真民主的措施是：一方面是使领导人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走走群众路线，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要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要使多数人有权监督领导人，领导人必须受多数人的监督，要有群众代表参政议政，参与决策。

　　监督的方式是：

　　在部队中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建立常设的“士兵委员会”，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成员，由士兵委员会对部队干部进行监督。打仗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充分发动士兵进行讨论，让士兵提出作战方案方法。定期向士兵公布伙食账目，听取士兵改善伙食的意见。后来又变成“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是史无前例的。

　　在工厂有职工代表大会，特别是“鞍钢宪法”中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制度。工人不仅平时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监督领导，还要参与决策。

　　在农村一般有社员代表大会，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监督农村干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又规定“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各级政府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由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使群众代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如果领导不接受监督怎么办?坚持不改怎么办?　　毛泽东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怎么抵制呢?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党的方针政策，

　　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来造他们的反。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许多很精彩的论述，早在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该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好，应当革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24 - 326 页)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同上 327 页)

　　1957年1月27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发生少数人市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

　　“对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要接受，不对的部分要加以批评，不能步步退让，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必须武装镇压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要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分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同上 353 - 354 页)

　　请注意!毛泽东不是把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看成是洪水猛兽，动不动就调军警去处置，而是把它当成是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矛盾的一种好方式。毛泽东这种思想不是在66年“文革”才有的，而是在56年就有系统的论述，只是那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文革”才开始贯彻执行。

　　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后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没有呢?

　　毛泽东为什么把“文革”作为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与推翻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呢?因为建立新中国只是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前提，人民还没有真正当家作主。在推翻蒋介石的人中，有些人认为，蒋介石骑在人民头上不好，要把他拉下马，自己骑在人民头上才好。这些人还屡教不改，用自上而下的民主方法收效甚微。因此，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发动“文革”，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民主来彻底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

　　政府部门要有群众代表参加，实行革命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群众代表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说话。

　　自下而上的民主，1974年都载入了宪法。毛泽东逝世后，自下而上民主都从宪法上取消了。因此，人民也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

　　毛泽东的民主特色是：一、自上而下的民主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结合;二、群众有权用大民主来监督领导人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三、群众代表要参与政府的决策。

　　毛泽东的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有缺陷，还不完善。在民主的过程中，特别是搞大民主时，具体规定不详，让群众先搞起来再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些好人，要出一些乱子，如“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全的。美国今天的民主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它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妇女都没有选举权;1932年以后，工人组织工会才合法化;1955年以后，美国黑人也还没有与美国白人完全平等;美国总统只能当两届也是二战后才用法律固定下来的。美国是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民主都不能在短时间完成，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更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民主，做起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此，毛泽东的民主还有缺陷、不完善和不系统，甚至在个别情况下独裁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这是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公认的。既然他不是神，我们就不该像要求神那样去要求他在短短的27年间，就把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搞得十全十美，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要搞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必须在毛泽东的民主基础上，逐渐完善。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因为西方的民主，就连号称最民主的美国民主也还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完全的民主。

　　奉劝有关人等，不要抛却祖宗无尽藏。我们中国人应当有志气，有能力搞出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少数“精英”所说的美国少数人的民主。如果一提民主就言必称美国，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附录：毛泽东的民主言论

　　毛泽东对民主的重视，对民主论述之多，对民主论述之深刻，在我们党内，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超过他。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对民主的论述是很多的，从下面几段就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重视和对民主论述的深刻。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毛泽东说：“要达到这种目的(培养合格干部――引者注)，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8页）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毛泽东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着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529页）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

 

　　1947年7月，民主人人士黄炎培说：“我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大智谋》下册，第685页）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教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夏季的形势》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457页）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现在有些同志，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充足的和质量上没有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的问题，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在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指的是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好的。这是很不对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负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96页）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是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着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中国的命运。”

 

　　（同上第307－308页）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同上310－311页）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上，把民主作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他说，第四，民主作风。总要跟同志商量，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意见让他讲出来，不要“一言堂”。不是团结两个95%以上吗?要讲民主。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60页）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在《二十三条》中说：“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

 

　　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还有很多很多，就从上面这些论述来看，党内就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