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 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阳和平： 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提要：上世纪全球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主观原因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未掌握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模式。文革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虽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伟大实践，但因起步晚，经验少，未能有效阻止走资派，即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获权。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重新反思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涵。

视频: 阳和平讲座 ：红旗下的老外

       一、引言

　　上个世纪，社会主义[1]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一场从十月革命发起的，到二战后全面蓬勃发展和壮大的，直至毛泽东去世后消亡的过程。认真总结这段历史是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不能回避的。
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所经历的大萧条，和尔后发起的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却看不到多少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领导群众搞社会主义的形迹。这和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找出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有什么理由指望工人阶级中的广大群众会把社会主义当作是自己解放的道路呢？同样的，工人阶级凭什么会相信新的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会在掌权后再次摇身一变，把他们从阶级的公仆变成为压迫和剥削自己的主人？现在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

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因素的分析

        那么上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
客观上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一，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来看，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主要的还是在资本主义较薄弱的国家取得过胜利。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国家还不充分，资本的活动余地比较宽容，而且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是农民）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势力比较强。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地斗争在这些国度里必然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可能性也就相应的比较高。二，从国际阶级势力对比来看，社会主义的政权受到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剿。与帝国主义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得到国际资本主义全方位的大力支持。三，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的私有意识和法权意识在人民群众中和工人阶级中还有着很深厚的影响。无论是在像东德那样资本主义已经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还是在像中国当时那样资本主义还不很发达的国家里都是如此。因而，作为人口少数的、以走资派为代表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在两大阶级势力的对比上取得思想上、人心上，进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但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主要的还不能从客观因素中去寻找，而是要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寻找。就像中国革命在30年代中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现在不会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仅仅归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强大，而是归结于当时党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同样的，我们今天也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失败仅仅归根于资产阶级的强大。
资产阶级相对的强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现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舞台和起点。但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只要无产阶级[2]能够正确的总结经验，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就有可能改变两大阶级实力的对比，就有可能战胜资本主义，从而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同样的，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只能进一步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一次地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战略战术，因而就有可能再一次地改变两大阶级的实力对比，进而完成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运动规律。
那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观原因呢？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失败的最主要的一条主观原因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因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已不是国内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蜕化变质，因而没能够及时地、自觉地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下。
同时，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够学会如何自觉有效的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和政权机关，防止掌握国家机器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的政党变成官僚资产阶级[3]的政党。从而使工人阶级丧失国家政权。
具体到中国，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早就担心过革命后政权性质的改变，但是党内走资派形成和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当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较晚。党内各级领导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已经非常普遍，“当官做老爷”、“论资排辈”的风气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日益盛行，很少有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的觉悟。
从一些老革命的回忆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解放以后看不惯群众对党和领导的批评，抵制组织起来的群众。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相当浓厚。反映到党内来，有不少的干部是高高在上，眼无群众，整天忙碌于为私人争权夺利，并没有像鲁迅那样“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性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很多党内的民主革命派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时期掉队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没有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比中国的慢。所以说，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
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为此发动了多次的党内整风和群众运动，从57年的反右斗争（其实被党内官僚利用了，变成巩固他们统治的工具），到文革前夜的四清运动，等等，但是都未能从根本上阻止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事实证明，要从根本上阻止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光靠思想教育和党内整风是远远不够的。
等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带领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发动总攻的时候，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党政大权顽强地向无产阶级一再地发起反攻。他们时而转移斗争大方向，时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时而形左实右。而善良幼稚的无产阶级则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一再地受他们的左右，轻信了他们的许诺，陷入了派性的泥潭。加上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对抗矛盾混淆在一起，一时难分难解。
等到官僚资产阶级上台，打着各种旗号，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一步步的边缘化后，善良的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本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毛泽东生前对走资派本质的预言和警告是多么的正确呀！
现在我们要总结的就是那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得工人阶级懂得如何防备下一代共产党人在掌权后从阶级的公仆变成为压迫和剥削自己的主人，使得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致重犯上次失败的错误，为将来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巩固其政权的理论准备。
我认为，那场历史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能够及时地摸索出一条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的、行之有效的道路。下面，借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之际，就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如何总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社会实践谈一下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三、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几个根本特点

　　1. 无产阶级民主观的理论基础
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伴随着私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4]而来的，但是它的民主观却是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的。它维护的是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而不是雇主佣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因而它的民主是为权衡不同利益集团，避免你死我活同归于尽般的斗争而设立的，以维护私有制为基础的，以表面上一人一票的现象来掩盖其实质上是一股一票“财主”间的民主。因此它排除了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实质上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或社会化生产内部的管理和被管理人们之间的广泛的平等民主关系。
与其相反的，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把社会化大生产作为自己民主观的基础。它要争取的是所有大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有协作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因而它的民主范围包括了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有关的和影响社会化大生产的，进而所有有生产关系的，人们之间的普遍的民主范围。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民主观要求下至经济基础的每一个细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交换等等），上至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文化，教育，管理，等）无产阶级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表决权。
因此，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阶级有限的、局部的民主范畴，是普遍的，广泛的，是与私有制格格不入的民主，也是资产阶级极其恐怖的民主。
因此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有可能实现。

　2. 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就其本质来说，是私人资本市场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与其经济上分散的，多中心的形式和以资本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市场竞争的经济基础相辅相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多中心，各自为政，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多党制。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党派之争反映的是不同资本集团的利益冲突。除了对内维护私有制，对外侵略扩张以外，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其它的全局利益可言。维护私有制的国家机器成为其全局利益的代表。
与其相反，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是建立在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计划经济上的。这是因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有可能使全社会的经济按照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的方向发展，同时，只有建立在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才有可能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
因此，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代表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政党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维护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多中心多党派都同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同时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3. 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追求
但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扩大化，广泛化，普及化。
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目的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为了认定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探索个人、局部和全局利益的最佳权衡，探讨眼前和长远利益（如环保和生产，消费和积蓄）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社会资源在各行各业（如医疗，教育，科研和生产）之间的最佳比例，等等。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容贯穿于人类社会化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而后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权衡不同资本集团的利益冲突。
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手段和形式。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通过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的方法来实现的。但是这一手段和形式对无产阶级认定什么是本阶级的全局利益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其次，由于目的和内容的截然不同，无产阶级大民主所依赖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民主所依赖的世界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必须是以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后者是以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主导下，即便是有了广泛的、普及的民主，它也只能走到自己的反面，走到维护私有制的局部民主中去。资产阶级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要求解放，也就必须按照代表自己长远利益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和受上千年私有观念影响的劳动人民往往一时还摆脱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对自己的影响，因此，仅仅套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并不会确保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即寻求和探讨阶级全局利益的目的。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资本主义有它一套内在的逻辑。至少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上，它是相对稳定的。对信仰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历史已经结束了，它就是一个人类发展的终点站，不存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与其相反，对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者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因此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形态。它要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要么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的斗争贯穿整个过渡时期。因此，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为着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而存在的民主。
一旦人们学会了凡事自觉地从全人类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时候，人类也就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到了那个时候，阶级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民主了。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会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从本人观察到的如美国、西欧和日本那样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人们如何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就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行为准则的萌芽。在这些国家里，人们不是没有私心，但是由于人们已经从多种交通事故中总结出了一条道理，那就是，谁要是不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的话，谁的一生最后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就会远远地高于他死于其他所有疾病的概率。因此，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同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也会从社会化（甚至全球化）生产高度发达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当人人都事事从人类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的话，每个人的长远利益就会得到最大的满足。一旦这种理念就像道德一样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自觉地遵守它，捍卫它，政府的专政职能也就是多余的了，因此民主也就是多余的了。到那个时候，人们关于究竟什么是人类的全局利益的辩论就像当今科学家们对自然科学的探讨一样是个通过实践来检验的过程，而不是个民主决策的过程。

　4. 民主和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要求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元论，而不是多元论。无产阶级民主一元论的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小资产阶级对民主集中制的恐惧根源于它基于小生产的自由散漫性，根源于它事事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特点。相反的，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人阶级懂得为何要服从纪律，为何要有集中的领导，为何要有统一的行动。
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一元论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而不是资产阶级独裁的一元论。正因为如此，在关于什么样的具体政策，什么样的发展步骤才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问题上，只有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经过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才能回答。
但是，光有民主，没有集中，民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大家民主了半天，做出决定后，还是个各干各的，各行其是，那么民主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要不要服从纪律，要不要集中的领导，要不要统一的行动。问题的根本是谁制定的纪律，和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是谁挑选的领导，和为谁的利益而挑选的领导；是谁决定的统一行动，和为谁的利益而决定的统一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涵。
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没有集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形成的集中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过程选举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和政府制定的法律就是它集中的表现，是带有强制性的，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是必须服从的集中。否则，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资产阶级的集中范围很小。对外，只是在军事和外交上的集中。对内，只是在市场经济游戏法则的执行上的集中。其他所有的领域都是资本独裁、资本说了算的、资本自由的领域，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民主范畴以外的领域。
正如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靠资产阶级的集中政权来保证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也离不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而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越广泛，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就越全面。

　5. 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
但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除了以上所讲的追求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不受本阶级监督的权力，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民主和独裁，作为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是各国统治阶级所采用的两个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不同手段。当其政权受到威胁时，资产阶级会允许暂时的独裁，如二战时的希特勒和50-60年代台湾和南韩的独裁政权。资本主义社会里长期的独裁政权往往会把它的服务对象限制于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是独裁者自己，损害其他本阶级成员的利益。最终，资产阶级必须要求其政治家只能作为自己的公仆，不会容忍其政治家成为任意主宰自己的主人。世界各地早先的独裁政权，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欧洲的西班牙，亚洲的菲律宾、南韩、台湾等，起先都是为了对付人民。后来要么是内部矛盾激化了，要么是需要改变手法了，一个一个被资产阶级形式上民主的政权所代替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无产阶级的政权也是一样的。长期不受工农监督的社会主义政权迟早会导致其领导人员的蜕化变质，造成原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变阶级的公仆为阶级的主人。虽然相比政权来说，民主是第二位的，也就是每个阶级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以后才谈得上阶级内部的民主问题。但是，缺乏阶级内部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从而使得无产阶级丧失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政权和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正确的认为，社会主义，要完成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有一个善于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在资产阶级的顽固反抗下，社会主义不会，也不可能自然的发展为共产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后来也认识到，仅仅强调党的领导还不够。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权以后，是否能够保持执政党的阶级本性反而成了社会主义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最关键的障碍。应此，对自己的政权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督和有效的制约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经验中学到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首要任务。

　四、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方法

　　1. 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方法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在如何避免阶级公仆变成阶级主人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通过三四百年的社会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验。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根本结晶就是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内容。
因为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目前美国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哪一个利益集团独霸了政权都会有损其他利益集团，因此对为自己服务的政权，他们必须力争有效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关键就表现在立法，执法，和法律解释权的三权鼎立和多党议会制的体制上。它们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主要是通过议会和竞选的形式来协调。举例说，假如一个厂家的污染损害下游旅游和房地产家的利益，双方就可以通过推荐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客，花钱竞选，通过议会立法来调节双方的矛盾。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监督其政权，防止一方独霸的一个有效手段。
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和普选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阶级内部真正民主的表现，是他们赖以监督所有他们受雇政客的有效手段。但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只不过是个骗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就其实质来说，是个一股一票的“财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不推翻私有制的前提下，广大人民群众选来选去只不过选的是哪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和他(她)的主张有望少剥削少压迫自己罢了。
因此，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再多，对无产阶级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多党制解决不了那个阶级掌权的问题。谁掌权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靠法制就能规定的了。法规是人定的，执行、修改靠的都是人。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任何法规如果妨碍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不会在法规的面前畏缩不前的。
很多人一谈起民主就把美国列为榜样，认为美国是个民主法律健全的国家，殊不知，好赖的法律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比如美国的劳工法中的罢工和工会组织条例，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高潮威胁下制定的。但是并不是制定的就完事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法律最终还要靠工人阶级去维护和监督其执行。健全法制不是问题的根本。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反映了各阶级之间，及阶级内部集团势力的权衡，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制和普选来体现。普选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根本的。这是因为普选或代表很容易被当权者左右，尤其是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劳动人民群众中还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更是容易被个人的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所左右，因而放弃本阶级的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者之间就不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基于目的、内容和世界观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就主要的不在于如何调和其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不能简单地借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制约也就不会是照搬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的制约形式。

　2. 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制约当权者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无产阶级用什么方式方法来监督和制约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呢？靠什么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呢？
无产阶级和自己的革命领袖对此作了很多的探索。
一方面，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保证，不再受资本家的盘剥和奴役，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广大农民从封建和半封建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广大人民通过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还不很发达的国家迈出了管理国家的第一步。
但是另一方面，革命的实践又迫使无产阶级和自己的革命领袖放弃很多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方式，不得不努力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道路。
由于无产阶级大民主只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相对稳固的条件下才能去实践，所以它的经历还很短，经验还很不足，还必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就像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无产阶级只有从革命的社会实践中才会一步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起先，十月革命到1920间的俄共（布）党内存在过公开的派别活动。这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派别形式很相似。后来在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防止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利用党内公开的派别活动来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俄共不得不取缔所有党内的公开的派别活动。
同时，为了对抗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列宁去世前曾建议大大地增加俄共中央委员中工人的成分。列宁的早逝，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实践。后续的斯大林并没有继承列宁对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探索，他把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误认为是对外部间谍或特务的斗争，没有发动群众去监督党的各级领导。
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实践就不得不落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不甘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肩上。
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那种形式上的民主以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里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从未享受过的民主权利，在工业上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改革）和反对“一长制”等措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表现。
但是这些努力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对基层的管理上面，还没有触及到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也就是对政权的监督上。从1957年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基础的整风反右，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道路，探索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所经历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这一探索的最高成果，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最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的结晶就表现在相对独立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上。这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直接监督企业或单位甚至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出色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中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全新的民主制约形式。这是文革中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如何实行民主监督，如何实施制度内的制约关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道路。

　3. 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在共有制[5]下制约当权派的作用
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压迫、剥削的旧制度，要解放全人类以至最后解放自己，说到底，最终依靠的还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斗争。文革的经验证明，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个与其作竞选对手的政党，而是建立起多个能随时监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
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不是群众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统治阶级不允许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文革的经验证明，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着本能的、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要求和行为。文革初期那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一群群的志同道合的群众自发组织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证明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自我组织的能力。
这种群众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群众组织不同。它既不是像工会那样的组织，也不是现在时髦的所谓非官方组织。这是因为工会那样的组织在原则上是代表一个单位里面的全体职工的，因此必须是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相反的，民间的所谓非官方组织一般的是脱离基层的，漂浮在社会上的，或依靠基金会扶持的组织，因而并不是一个单位里群众自己的组织。因此，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共有制下特有的组织，是私有制下除了经过工人斗争取得的工会[6]以外很难允许存在的组织。
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之所以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存在是不需要地方党组织认可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又是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因此它不是完全独立的组织。
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群众自愿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它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内部意见不一致，矛盾解决不了，他们随时可以分裂为多个不同的组织。因此，他们的基本组织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这样，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都会出现，他们都会或多或少的从自己的眼前或局部利益出发，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是很激烈的。
群众中的派性也会反映到执政党内。同时，党内的派性斗争也会反映到群众中去。正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允许派别的公开化才需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作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党的团结一致，又保证了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这就是辩证的统一。
很多党内各级的领导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很难接受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允许有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把党的组织本来是为了组织人民、领导人民闹革命而成立的组织，变成了取代群众独立组织起来的组织。说起来也怪：革命前，先是没有群众组织，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革命后，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又是不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文革的经验证实了对群众组织起来的态度就是分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如果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如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进而迈入共产主义，那么最终只有依赖人民群众才能维护它。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它是监督各级权力机构政权性质的关键，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表现，它是培养工农群众直接领导社会的学校。正是在与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才会得到锻炼，其间的优秀人物才会涌现出来。
那些怕群众的思想，怕群众组织起来“乱”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替官僚资本反动统治服务的思想。一方面，要民主就不能怕乱。西方国家民主竞选时不是很乱吗？乱在媒体上，乱在舆论上。但是社会上其它的方面并不一定乱，经济不乱，治安不乱，生活不乱。除非资产阶级政权面临象法国1968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民主的程序并不一定乱。西方国家乱的时候是阶级斗争造成的，而不是民主造成的。另一方面，文革中的“乱”有很多的是走资派挑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根据文革的经验，组织起来的群众可以开会议政，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作为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有了群众组织作后盾，权力机构中的群众代表就不容易被架空了，说话就有份量了，就有可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来，文革的后期不该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把群众组织解散掉。当时对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对的，但是由此取缔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群众组织的解散取消了当权派的对立面，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为走资派后来上台埋下了伏笔。
现在已是很明显的了：一个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文革中出现的群众组织监督企业和地方的领导是为了防止企业和地方领导脱离群众，为了防止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为了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因此，群众组织的存在反映了政权的性质，群众组织的取消也预示了政权性质的转变。
当初解散群众组织的理由还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当时的派性斗争已经把中国拉到了内战的边缘。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人民中还有很大市场的时候，派性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如何对待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组织和党的关系问题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必须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原则上来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是既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又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之一。
一方面，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以后必须把自己自觉地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培养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培养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克制自己的派性，尊重不同意见的存在，保障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如果资产阶级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能够学会在政权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法来协调它们阶级内部的冲突，那么将来的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学会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阶级内部的分歧。

五、结论
用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监督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对付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双方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悬殊对比，他未能巩固其成果，未能将其常规化，因此未能在如何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走完第一步。这只能靠将来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把毛泽东那一辈未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

注释：
［1］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是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压迫，把共产主义作为其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因而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打着“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假社会主义，不是反动法西斯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掌权的福利社会主义。
［2］ 无产阶级指的是所有那些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而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不像资产阶级故意混淆的那样，“无产”在这里指的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没有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 在经济还不发达的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起先表现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的特权上。
［4］ 社会化大生产指的是直接生产的规模超出了个人单干的范围，因而需要多个人的协作才能完成的生产。
［5］ 即人们常说的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概念很不严格。它既可以是毛泽东时代所讲的生产资料共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公共所有制，即“一人一票”的全民所有制，又可以是后来为了混淆视听，为官僚资本打掩护的那种把属于官僚资本把握的国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种所有制也称为“公有制”。严格的讲，私有制的对立面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谓“共”产党而不是“公”产党的原因。再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原则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股份制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所宣扬的那样也是一种共有制的形式。它是和共有制格格不入的。
［6］ 在如德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企业在二战后允许工会派代表坐镇董事会上的几个席位。虽然这是资本对劳工势力的一种妥协，但目的最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企业里工人的局部利益，最多不过是对私有制的一个限制。它不会在根本上危害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