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格拉什：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世界革命中心已经不在了

　　【破土编者按】迈克·格拉什是一位美国华盛顿的退休公交司机，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人领袖，他长期活跃于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华盛顿地区）。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近50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且从不隐瞒。迈克所在的工会是美国和加拿大最大的交通工人的工会，是劳联-产联的成员，目前有超过12000名会员。1968年，美国学运高涨，迈克也参与其中，埃德加·斯诺从中国给学生们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迈克受到强烈鼓舞。学运的影响使迈克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美国的进步劳工党。博士毕业后，迈克毅然放弃教职选择到华盛顿公交系统做了一名普通司机并在90年代末成为华盛顿交通工人工会的主席。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被执行，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更迭，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逐渐步入低谷。谈到当下工人运动面临的挑战，迈克直言不讳地说:“最大的困难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在了”。 

化学博士做起了公交司机

　　水边：请您谈一谈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您为什么又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　　迈克：我出身工人家庭，成长在传统的天主教环境下。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在读书的时候，1965年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化学工程方向的博士。那个时期学生运动高涨，最有影响是两个，一个是反战，反对美国在外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个是反种族主义，反对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前一个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白人学生，后一个是黑人学生，而且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地区也是黑人社区，也参与到斗争中来，这两个运动引发了校园内广泛的反抗斗争，尤其是1968年的罢课占领运动。这两个运动也影响了我。我逐渐觉得马克思主义真正解释了当时的侵略战争等都是美国资本主义内在的产物，也解释了为什么种族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里面的核心成分，所以我被说服了，加入了进步劳工党。

　　（水边注：进步劳工党是美国一个活跃的共产主义党派。在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著名的反战示威，示威学生接管了校园里的多个单位，要求学校停止资助任何跟越战有关的研究，而学校则是派出了警察来暴力镇压，对峙了将近一周时间，最后警察抓捕了超过700名学生，这个历史事件也被称为“哥伦比亚68”，迈克也被抓捕并坐了一个月的牢。）

　　在校园斗争之后不久，我完全丧失了对于化工的兴趣，当时我已坚定了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想法。我和女友决定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别的地方做工人工作。当时我和党主席聊了聊，他建议我到首都华盛顿一带来做工作，1971年我们举家搬到华盛顿。我起先是做卡车司机，后来因为公开讲共产主义，就被解雇了。官司打上去，国家劳动关系局判定说开除共产主义者是合规的。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正好华盛顿的公交系统招人，我就过来应聘，一直做司机做到退休。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工会：从保守走向激进

　　水边：我读过您写的文章，在您加入公交系统的1970年代，华盛顿地区的公交系统发生了几个关键性的转变：原来的私人公司退出，由半官方的城市公交公司来经营管理；地铁公交系统由白人为主转变为黑人为主；另外，一批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进来参加工人组织工作，这些都改变了工会的政治面貌。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一些工会经历？

　　迈克：传统上，华盛顿交通工人工会是政治上很保守的一个组织，以白人工人为主，另一方面他们在在争取经济诉求方面算是有斗争性的工会组织。1955年才有了第一个黑人司机，又过了很久才有了第一个黑人女性司机。这些情况的确是到了70年代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里面的一个背景是，1968年在华盛顿地区爆发了暴动之后，大批白人开始逃离市区，搬到近郊。同时华盛顿市的人口和交通在不停的扩张，所以一时之间他们需要招募大批的司机和相关工人。（水边注：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随即引发了波及美国各地的暴动，美国政府出动超过1万名武装人员把首都的形势镇压下来）。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公交系统的。在整个70年代，我们工会组织了两次大罢工，一次在1974年，一次在1978年。两次罢工的焦点其实都是针对工资调整，当时通货膨胀率很高，所以我们的工资如果不跟着物价调整，就要大幅度缩水，这就是合同里所谓的COLA条款（物价补贴）。但是1969年，当时的华盛顿公共交通系统是另一家私人企业掌握，这个企业把合同里的物价补贴条款删除了。之后工人就一直在进行斗争要讨回这个权益，也就是这个时候，这家私人企业准备退出转手给半官方的城市公交公司，反正跟他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老板不愿意跟工人产生什么太多斗争，就很简单的把物价补贴条款加入到了合同当中。但是这个合同并不被后来的城市公交公司所承认，他们认为之前的老板不负责任，所以这个合同不成立，所以我们在197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罢工，从而赢得了这个合同。但是当时合同两年一签，到了1976年的时候，公司就坚决拒绝发补贴了。当时的工会主席劝工人坚持走集体谈判的路子，慢慢的把钱要回来，但是始终没能成功，最后的劳动仲裁结果也有利于公司。工人们感觉到了欺骗和背叛。

　　到了1978年，又是一次集体谈判，而且我们还是没能拿到物价补贴。当时正是通胀的高峰期，如果我们的补贴能拿到，相当于工资要涨14%。所以这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钱，而公司也坚持不支付。

　　在这个情况下，在7月18号，整个工会组织了一次大会，有几百个工人参加。当时工会主席反过来警告工人，说罢工是不可能的。当工人们坚持要讨论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补贴的话，我们要有什么对策的时候，工会主席宣布大会结束了，并直接走出了会场。但是工人们没有走，我的一个 同事，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走上台，向工人们宣布，会议继续进行。工人们在讨论之后，最后全票通过决议，如果第二天（发工资的日期）看不到补贴，就马上罢工。我当时打电话让华盛顿邮报过来报道，所以很快罢工的消息就发出去了。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到了清晨，大家都已经知道没有补贴了。工人自发的聚集起来，公交部门，地铁部门以及维修部门分别定好了行动时间，把手头的活做完之后，逐步开始罢工，并有组织的在部分地区进行示威。有一些人不知道消息，已经把车开出去了，一看地铁线停了，就马上把车开回车库。所以短短的时间之内，整个华盛顿的公共交通系统已经瘫痪。

　　这次罢工让整个城市都震动了。在短时间内，工人选出了20多个代表跟政府谈判，要求提供补贴，并且免去罢工的惩罚。谈判的最后是在联邦法庭，法官认定我们的罢工造成了一场大危机，而且破坏了联邦政府的运作，他命令公交公司和工会迅速达成协议，同时要求工人尽快复工。他到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法庭里面已经是挺热了，但是如果你们不复工的话，监狱里面要热多了！

　　（水边注：在美国，工会拥有集体谈判权，但是很多情况下罢工都是非法的，比如公共教育系统，交通系统等。如果罢工，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工人和工会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接着，我们组织了一场工人大会来讨论我们的对策，1000多个工人参加了，在会上多数工人都支持要继续罢工，直到我们的要求全部被满足。

　　在这之后，劳动仲裁迅速判定公交公司应该支付物价补贴，也答应了工人的其他要求。当然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法庭抓起来了，但是罚了100块钱就放出来完事了。到了第二个周二，华盛顿各个工作区都举行了投票，在全部要求都实现的条件下，工人决定复工，持续一周的罢工就此宣告胜利结束。

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水边：这的确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您提到70年代整个社会剧烈变化对于工人斗争的推动，那么80年代以来，从里根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没有对你们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我们知道很多过去活跃的工会和进步组织都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　　迈克：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对于我们工会的影响很小。我们的福利和工资一直都相当不错，算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中上了，而且我们的工会成员一直在稳定的增加。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同于大批搬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制造业企业，地铁和公交没法被搬走，不仅如此，由于城市本身在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也一直在快速的扩展，所以我们的人手是越来越多。在过去五年里面，基本上40%的工会成员都是新雇员。另外，我们这一代工人有很好的斗争传统，尤其是70年代的两场罢工，给了资产阶级深刻的教训，不敢轻易对付我们，两次罢工的影响一直让我们受益。

　　但是这样的条件也在变化。我们这一代工人逐渐退休，新一代没有多少斗争经验的工人开始成为主体。公司和政府也开始尝试攻击工会，在过去一些年里，有一小部分公交系统被私有化，另外，公司修改了政策，所有2010年之后入职的人退休后不再享受医疗保险了。

共产主义者如何在美国当工会主席？

　　水边：您一直都没有隐瞒您的共产主义信仰，那公交系统为什么还会聘用您？另外，一个共产主义者是如何能当上一个如此重要的工会的主席？

　　迈克：我在应聘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当然公司会搞一个背景调查，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信息不完备，我的材料上只说了我是学生积极分子，搞过反战活动，这样的人在当时太多了。面试我的人问我有没有袭击过公交车司机，我说从来没有，就录取了。

　　至于当上了主席，这个说真的就有点运气成分了。我长期在工会里面很活跃，但是一直都是基层工人代表，得票率有80-90%。因为我是公开的共产主义者，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还是别出头比较好。这不是说工友们不喜欢共产主义者，而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共产主义者当了这么一个工会的主席，上面人会来找工会麻烦。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这些。但是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选上一个特别差的主席，工人们对他很不满。我就决定去竞选财务书记的职务，因为财务虽然重要，但是不像主席那么高调。结果我很轻松就选上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新选上的主席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实际上工作还是处于瘫痪状态。搞到最后，我决定直接去竞选主席职务。当时的条件下，要么是我当主席，要么是那个不太靠谱的人当，工人们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之后还是选了我。

　　水边：我们来说说这一万多名地铁公交工人。地铁公交工人在政治上是什么态度？他们支持工会的工作吗？

　　迈克：我一直在工人里面谈革命和共产主义，当主席的时候，我每周都在各个车间和车库里跑，跟工人们聊。工人们很愿意听我讲，但是他们也经常跟我说：“迈克，你说的都挺好，我们也喜欢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我们实现不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工会通过斗争给工人争取了很好的经济利益，有些工人也会逗趣说：“迈克，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错了，还需要革命吗？”我觉得总体上，工人们在政治上是开放的，但也是极度悲观的，他们不觉得能够有什么改变，他们也很少去真的给大选投票。我们工会的最上层总是跟在民主党后面跑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基层工人的看法。对于工会的工作，平时积极参与的工人一般是少数，但是工人们对工会工作始终是很支持的。如果工会决定明天罢工，我们的工人一定会明天罢工。

　　水边：地铁公交系统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所以你们一旦罢工或者拖工，会直接导致城市交通瘫痪。右派往往会这么攻击你们的斗争，那么你们是如何争取一般市民的同情呢？

　　迈克：的确，地铁和公交罢工会让人上班不方便，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大部分那些利用公共交通系统的人还是工人群体，或者其他的劳动者，他们对于其他劳动者的斗争还是很同情的。在1978年罢工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了很多社区的支持。更不用说我们本身就有一万多工人，加上家属朋友，就有好几万人，他们都会支持我们。我们也利用各种渠道去宣传去准备，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的斗争不光让我们受益，也是为了提供更好更安全的交通服务而斗争，还为了能够让大资产阶级们把公共交通系统给他们造成的便利（也就是利润）花到公共交通上，这样大家能够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坐车。

工人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在了

　　水边：您觉得现今华盛顿地铁公交工人组织斗争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迈克：第一个问题是种族主义，在工人里面，黑人工人往往是司机，而技术维修部门则多是白人工人，这是资产阶级分而治之的一个政治基础。如果工人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就无法进行统一的坚定的斗争。种族主义也不一定就是基于肤色的，资本主义在各种地方用各种方法制造出不同的“种族”来，从而实现对于劳动者的控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恐怕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人与其他工人和社会底层之间的团结问题。举个例子，华盛顿市里面有大批的低收入者，他们坐不起公交车，于是经常就能看到上车的乘客自己带着一些不足车票价格的零票，五毛一块之类的来支付车钱，我们老工人都不会为难他们，能给一点就是一点，都让坐车，可是新司机往往不会变通，一定要求给钱买票，有时候就僵持住了，这些工人经常看不起这些低收入的乘客。有时候我们就跟年轻人半开玩笑说，这个人过去40年都没买过车票，你还要什么票啊。这些都是需要做工作的方面。最后一个挑战，让我跟你说一个小故事，1968年我们在学校里面斗争的最厉害的时候，埃德加·斯诺来了，你知道他是谁吧，《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当时刚从中国回来，他见到了毛主席，还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给我们学生的话，说我们做得“好得很！”。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听到革命中心来的指示是多么的激动和受鼓舞啊。可是现在，这个世界革命中心已经不在了，这是当代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原题：一个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当工会主席是什么样的体验　　来源：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