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 ：陈永贵——闻人小志一

梁效罗思鼎 ：陈永贵——闻人小志一 

　　陈永贵，人类史至今唯一农民“宰相”，中国名牌“大寨红旗”肇始人是也。

永贵之名，大约得其于虎年农历正月初一（1914年2月14日）出生，主贵。奈世事昧暗，生民倒悬，他七岁即随父逃荒到大寨，杨白劳故事重现，其父债务锁身，典妻抛子，走投无路，投缳身亡。永贵沦为贱民，认一寡妇为义母，为士绅人家放牛扛工相依为命。穷人之屈辱，无效地抗争，给青年永贵留下了深深印迹。至1942年，日伪“强化治安”，目睹永贵勇于挑头抗争，畏惧敌寇滥杀的财主们脸谱翻转，好话说尽，推其为大寨村维持会代表，遂成老陈后来甩不脱的一块历史疮疤。

　　抗战完胜，太行老区大兴土改，永贵一朝翻身，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深感党恩。1946年农民互组初起，几户富裕农民力邀永贵入其“好汉组”以壮声色，奈永贵坚定吾党“帮穷共富”之念，婉拒“好汉”之邀，反约被人遗弃之老幼人家十余户，成立“老少互助组”，互帮实干，赛过“好汉”，因而入党，荣膺省级劳模，继于1952年接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其改天换地功业由此起步。

　　五六十年代，集体化旗帜高张，永贵携大寨农民，“七沟八梁一面坡”得以初治。1963年8月，百年一遇之暴雨山洪逞威，大寨百条石坝霎时垮塌，两百亩田地颗粒绝收，社员住房窑洞成片倒塌，众人大恸，永贵笑而言之：“地毁重修，房塌重盖，但有青山在，何愁无柴烧。”人本为基，民气顿企，大寨人合力无穷，“先治坡后治窝”；公社化奇迹展现，抢秋取得五谷丰，“不向国家要钱粮物资；卖粮不少，口粮不少，种子饲料不少”誓成。州郡官员拍案惊奇，亲临探视，只见几百亩高产稳产之“水绵梯田”云绕沟梁之间，由此，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一杆大纛拔地而起。

　　永贵初识斗字却心通文理，头脑清晰，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出众。在各地传经送宝颇得要领，博得晋抚陶鲁笳氏击节赞赏，乡土文豪赵树理称其讲话“无引经据典之浮华，有辩证唯物之实要”，视为异禀。足见陈氏从政之潜能已然养成。

　　1964年12月26日，三届国会期间恰逢太祖寿诞，太祖亲邀永贵和两弹功臣钱学森与席，并拉昔日抗工汉端坐身边，于此颁行“农业学大寨”谕旨，以为神州粮务之纲；贤相周公在三届国会归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之大寨精神。由此知遇之情，永贵与太祖、周公成杵臼之交，系不离不弃之义。

　　文革风乍起，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晋省工农劳模参与1967的1.12夺权，同年3月，永贵入选省府革委会副主任。其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管见于同年11月被中央中发（67）339号文件批转全国，遂始入政坛。此时，陈身任村（大队）社县地省及后至中枢六级要职，堪创官场吉尼斯，皆倡导国家名器不专属于官僚之文革所赐也。

　　1973年9月，永贵进入十届中委暨政治局；1975年1月，在四届国会授职副相，受周公重托掌神州粮农之务，上述职务在十一大和五届国会分别蝉任。期间，陈永贵和纺工出身的吴桂贤副相联袂提出“三三制”从政方略：每年在基层参加劳作、在全国分管范围巡按、在中枢处理政务各三分之一时间，以增长才干兼明了视听，此革新思维深得圣心，并垂范于进入各级署衙理事之草根。

　　1976年10月，政局陡变，永贵顺乎大势拥护华少帝进位。12月，在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朝会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提出机械化现代农耕之“大寨县”愿景。

　　然三中之后中枢核心骤变，太祖遗臣均不得见谅于改开规程。永贵首家“大寨县”之昔阳县令被罢，后又被迫请辞副相要位，1980 2月23日于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呈”，此四人与永贵见解相投，尤为纪登奎氏与陈锡联氏，与永贵私交甚笃。

　　紧随其后，改开核心指唆御史诸僚以内参形式从外围向太祖周公亲立之“大寨红旗”合击，以为蓄谋已久之土地私有运作营造舆氛；庙堂决策既定，又在晋省以省报公开发难，刊出《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等一系列负面评论与报道。舆权在手，核心轻轻褫夺永贵党内职务。从政十五春秋，唯存农民情怀，永贵请回大寨，以续生机，中枢则指派其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郎。期间，永贵之实务作风、实干精神、诙谐谈吐深得全场上下服膺，永贵亦不失精神寄托。然神州两千大寨县愿景落为画饼，大寨红旗黯然遭宵小涂抹，太祖周公之既定方针遗命中途败坏，永贵终抑郁难平，1985年夏，因晚期肺癌入北京医院医治， 1986年3月26日，一代农民“宰相”陈永贵身怀尚未辩清大寨功过之憾，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72岁。随即被家乡父老以原生态之跪迎礼仪接送回其改天换地的故里热土，长眠于虎头山下。

　　陈永贵夤会文革，代表五亿农民进入庙堂，其农民俭朴耿直本色未得磨耗：陈副相无城市户口及口粮供应，无正式官俸，仅靠大寨工分每日1.5元、中枢内府生活日补1.2元和省府月补100元维持生活。他烟瘾极大，为存观瞻，赴京后不便烟袋随身，遂以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每日三盒代之；永贵生性外向，善行草根路线，家乡贫贱之交无计其数，家中每日不断父老乡亲，客饭钱粮遂成农民宰相最大负担，但永贵不允秘书建议，从未于以上常规收入之外向内府申请补助。及至回大寨接待站陪客餐叙，亦要法外交银。永贵有俚语如：“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追着要着钱了扎饥荒。”颇得“有毒不沾”之古训。

　　与永贵相识经年之山西作家马烽谈及其位居国相后之风范，云“前后几十载如一，常持赤子本性，不由人不敬重也。”实为治世经典“人不畏吾威而畏吾廉”之翻版也。

　　陈永贵初历政坛风云，认旗看路惟太祖周公是从，改开时节益发意志弥坚。文宗尚未登基，即矫旨解散社队分田到户联产承包，永贵直呼其为“胡乱邦”；邓核心欲行拨乱反正事，华少帝以下皆缄口不言，农民宰相在人大会堂堵邓质问“太祖旗帜欲弃之耶？”；热月事过，JQ成为污水缸，多少朱紫勋贵翻云覆雨不实之词汹汹，永贵正告访员“卿本佳人，吾未见卿有何罹罪之处。”大厦未倾，猢狲尽散，然一介农夫挺立潮头，欲解倒悬之危；虽于事无补，则尽显永贵大丈夫本色，庶无愧太祖知遇之恩也。

　　时穷节乃现，不惜乌纱掼，永贵回复平民生涯。时有嫡孙女陈冬梅承欢膝下，常得其祖教诲：“华夏乃世之农民最多之国，知晓今日农民之心理，便知晓神州明日之走向。” “视己以小，天下则大；视己为大，天下则小。” “吾家耕耘传家，切勿忘党国根本。”云云。拳拳忧国之心，不让士大夫者流专属也。

　　“扬集体经济旗帜，走共同富裕道路”，永贵遗风遍及神州乡村，经三十年改开而源源不绝，时有江苏华西村吴仁宝氏，河南南街村王宏斌氏堪为经典代表，多有从善之村并永贵梦魂萦绕之大寨依旧高举赤帜，并卓有佳绩。堪可告慰太祖周公树立公有制集体化大寨红旗之良苦用心。

　　“农业学大寨”展现吾华夏民族敢于战天斗地之英雄气概，十数年间举倾国之力取得农田改造与水利设施升级换代，堪称划时代之农业革命。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口径认定：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国家统计云，仅从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年均增长率3.9%，大大超过了改开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

　　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数字实证，其时国家食品安全问题即已解决。换言之，若无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就无中国今天之现代农业！眼前遍布广大农村、泽惠后人之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 三十年前本名即为“大寨田”也。民以食为天，国人几千年吃饭之虞一朝解决，太祖、周公、陈相仅此伟业，得享千秋之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