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提示：在劳动的消亡进程中，为了服务于越来越多的人从劳动中的解放，生产管理中，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产品划分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与越来越多的人从劳动中的解放相对应的公共必要产品，其生产又分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是同一着的。当我们说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的也是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过程。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是指挖掘群众中潜藏的巨大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或劳动的生产，主要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早期。由于人民群众通过公共劳动组织起来，已经可以向过去所无法想象的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由于人民群众对公共必要产品的实际需要，由于扩大再生产对公共积累的实际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还不够发展，由于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运行还不够完善，为了发展生产和保障供给，就有必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当然，像20世纪中苏等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建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由于快速工业化对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特殊需要，就尤其需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

　　缘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我们这里只能以二十世纪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为例。

　　在各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往往是存在巨大的劳动力浪费。如前所述，小生产社会里大量的劳动人口往往被束缚在农村每家每户的三亩二分地上，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而小生产之外，不管是奴隶的封建的还是资本的劳动关系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对立，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又都无法真正充分地挖掘，这也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其中，资本主义还存在大面积的制度性失业问题。

　　随着生产资料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的建立，劳动者由于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翁，从而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必然会从劳动人口的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转移、调配和最大化的发挥劳动者劳动积极性这两个方向上，结束私有制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浪费的局面，为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服务。

　　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首先是发掘了这部分实际是被浪费了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生产。这个过程在一部分国家是通过工农联盟国家有计划的向国家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人口实现的。比如苏联，1917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18%，而到1985年就已上升到65%;又如朝鲜，它在农业实现合作化现代化的同时，到上世纪80年代城镇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已超过了70%。在这两个例子中，这两个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在公共劳动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可供计划调配的劳动力和所需必要的资金。

　　而在中国，由于真正的现代机器工业吸纳劳动人口能力，相较其特殊的人口规模的有限，其城乡人口的比例变化却不是很大。在这里，其对闲置劳动力的挖掘，除了上述国家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吸纳之外，很大部分还包括了农村工业化对闲置劳动力的发掘。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伴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起产生的。有异于家庭手工业的乡村规模工业，其实在早期的山西农业合作组(产生于解放区)时期就已经产生了。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过是充分肯定了伴随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开辟出来的农村集体工业化道路在缩小城乡、脑体、工农差别方面的深远伟大的意义，并进一步制定了“：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的历史任务，号召“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

　　关于农村集体为什么适合发展工业，正像我在共产主义公共积累中说的情况，一个村庄100户人家种500亩地。合作化前的小生产时期，这100户人家种500亩地，很多人家劳动力竟然不够用。而当合作化集体化以后，在公共劳动中即使是早期都可以结余出1/3的劳动力(参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有序言和按语)。实践中，这部分劳动力就可以从田里调出来开办建筑队、木工队，运输队，卫生室，澡堂理发，办幼儿园办小学。中国后来的所谓“乡镇企业”，实际就是从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来的。

　　如此，同样500亩地所产生粮食养活的同样人口，原先只是单一的农业，而后来就可以农、工、商、运输、教育、卫生、服务一应俱全，劳动的品种数量和质量已经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地区、县、社、队，各级经济体，从农机化肥到桌椅板凳因地制宜的工业布局和分工，靠地方公有制经济主体内部公共劳动的自主调配，挖掘闲置劳动力，自力更生发展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就成了中国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一大特色。

　　这样，从50年代萌芽到197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已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 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550亿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有的地区比重更高一些。如江苏1978年社队企业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浙江也是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到1978年底，全省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21.7亿元，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省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找回中国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毛泽东社队企业构想和实践研探》向东方盼天明文章)

　　历史进入80年代，单干风刮遍全国。由于农业单干无法继续支持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这实际造成了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实际停滞。但即使如此，已经产生并存活下来的原有社队企业，依然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壮大，引领了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潮流，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我念书是在山东牟平(现在的烟台市牟平区)西关村。这个村子90年代初就有建筑公司、安装公司、机械厂、服装厂、木器厂、商场、洗衣班，幼儿园、中小学、技校、医院等二三十家村办企事业单位，年产值近十亿。这些企业都是从当初最早简单的建筑队、木工队、服务队，发展来的。而这个村还只是个代表。当时，牟平县宁海镇因为集体企业办的好，在90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乡镇之首(到94年亿元村就达13个)。而全国，天津的大邱庄、江苏南部地区的“苏南模式“、张家港，更是闻名遐迩。当时社办企业可以说到处都有。我爱人老家山东海阳有个方圆集团，前身就是社办企业，现在已经是全国建筑机械领域的骨干企业。我老家山东德州那个地方够差了，没听说有过像样集体工业企业，但社社办个砖瓦厂，村村不用国家投资单靠集体公共劳动办个小学还是可以的。即使后来经过大面积私有化的洗礼，全国大大小小的乡镇社队企业多已私有化了，今天我们也依然还可以从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河北的周家庄、山东的南山集团、陕西的后寨村、袁家村，看到社队共有制集体经济相对个体农业地区的辉煌身影。可以说，没有公社化时期的农村的集体经济，就不会有后来农村地区的工业化。

　　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中国还包括农村集体经济中，充分的利用好几亿农民农闲时的劳动期间。这是笔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我是农村长大的，从我记事起，每到冬春两闲，各家各户的青壮劳力都要听从县社统一调遣组织搞农田水利建设，所谓“挖沟”“挖河”。而这基本也是不用国家花什么钱的，也是在集体经济提留中管顿饭吃就行，或者至多是给几个公分通过微调集体分配做些物质鼓励就可以的。总之，充分利用好农民的劳动期间，这也是早期加强公共必要劳动生产加强农村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别忘了，在中国这是几亿人的力量。正是利用这几亿人的劳动期间，我国从建国到80年左右才兴建了大小水库85635座，修整的河流、“大寨田”、水利设施不计其数。不用花国家多少钱，奠定了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的出生地进入80年代，农业就实现了自流灌溉，从那以后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稳产。

　　而这样大规模的使用劳动力，如果不是共有制下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要是靠花钱买劳动力来办的话，毫不夸张的说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办不起的。实际上，今天的人们依然还在享用着社会主义时期公共劳动积累的历史成果。

　　利于劳动期间的形式，在农村还包括：鼓励家庭养殖、积肥，和发展手工富业，等多种形式。

　　注：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共产主义时期已经积累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被剥夺，中国新兴资本就简单的完成了它们的原始积累。再加上农村生产率提高和多出生人口所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此开始，通过一次剥夺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新兴资本，就有了大规模利用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资本积累的条件。中国新兴资本(包含国有资本,我们暂且不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作为世界资本界的一颗超级新星，它的超级资本积累方式，除了化公为私的鲸吞掠夺，其基础就是中国残余的共产主义体制、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给它提供了一个劳动力价值价格几近于零的庞大廉价劳动力群体。正是这个劳动力价值价格几近于零的劳动力群体，支持了中国超低工资的资本积累模式和中国工业品对世界市场的强占态势。这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这个中国模式中，由于其劳动力的基础生产费用最终都是农业农村的共产主义残余和其它领域的共产主义残余承担的，所以资本从而代表它的政府基本不用考虑劳动者的教育、伤病、养老、甚至住房。共产主义残余的存在和对劳动力价值价格、土地价格的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的土地价格对国家来说多数也是几近于零的，它是国有土地或近似的国有土地。可参看何新的观点)，同时也是中国本身各项建设可以低成本展开的根之所在。这是中国模式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即将完成他们复辟大业的时候，磨刀霍霍准备随时瓜分所余最后一点共产主义残肉。但它们不知道，当共产主义残余影响下的劳动力和土地廉价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中国新兴资本自己的噩梦也就开始了。那时中国劳动力的多数生产成本最终就要政府实际最终还是资本来承担，土地已属私人，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土地的价格就会急剧上升，中国建设的低成本时代、中国商品廉价强占世界市场的时代也即结束。所以，关于“一路一带”，现在有很多人幻想其他国家的投资建设也会像中国这样简单容易，都是过于天真了。中国是公有土地，只要国家有规划，就可以用。外国是私人土地，是有私有权的，首先你搞人的土地不容易，即使可以搞到，那成本也不是国内的情况可比的。所以，现在中国人永远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时期的好处。没有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凭什么可以在社会主义分拆后可以家家有房子住(世界自有住房率最高的)、农村家家有地种?!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分拆留下的好处，还会剩下什么?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分拆，光凭市场经济，恐怕多数劳动者两辈子买不起套房，城市就到处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农村也到处还是地主和贫雇农。并且，社会主义分拆的这点好处，也是暂时的。社会主义分拆给中国造成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就是不断的被剥夺。今天新掌握权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已经把目光转向农民那点土地了。被剥夺，是小资产阶级逃避不了的历史宿命。

　　通过发掘闲置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还表现在军队的参加生产(军人放下枪就是劳动者)——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的开山筑路，及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的义务劳动，这些都是挖掘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生产的形式 .

　　最后，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依然是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及产品生产的常规形式。

　　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实际上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共产主义前期，其剩余劳动(共产主义时期叫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都必然的存在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只是阶级社会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劳动者的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无一不是在阶级压迫下进行的，所以，就不存在探讨它的劳动积极性问题，因为它总体都是消极的。

　　而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已经成了自己社会的主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生产，是一种联合劳动者积极主动的自觉的生产。并且，对每一个个人来讲，他在社会中价值感的实现，也必然是在对公共劳动的贡献当中。所以，我们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中，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真正含义。公共劳动中人们总体都是无私的积极奉献的，而非是自私的专谋自己私利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化人们人人做圣贤，实际没有几个做到，但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人做圣贤近似的做到了。非此，我们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劳动中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广泛存在的共产主义劳动竞赛。

　　而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中，人们劳动时间的自觉延长和劳动强度的自觉加强，往往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中完成的。

　　本人的岳父曾经在生产队务过农，也在工厂上过班，他就经常提到当年工作时青壮劳力起早贪黑互不服输自觉的劳动竞赛场景。我的父亲去世的早，我的母亲则抱怨我父亲是在集体劳动中损害了身体。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在机械厂上班，至今还自豪自己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为入党而积极工作。有一个阿姨是河南人，她讲河南公社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过度劳动问题(主席批评过这种过度劳动的组织者比地主资本家还不如，快赶上周扒皮了。大体这意思)。但即使是过度劳动，也依然可以从她的言语中感受到，当时新获得主人翁地位的人民大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战天斗地的冲天热情。

　　公共劳动中这种冲天干劲，再加上公共劳动中人们没有了专利权、知识产权这些私有观念，对新社会完全是尽心竭智，再加上尊重群众首创集思广益的群众路线，所以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也都是爆发式跃进式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可想象的。比如前苏联作为后起国家在世界科技领域的成就，又比如新中国在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科技各领域做出的令世界难以置信的跃进式成就(两弹一星、大飞机、杂交种子、青蒿素)。这些也只有在实现了全面协作的共产主义群众性公共劳动和科学实践中才可以做到，在个人和集团利益至上、以人为壑、知识产权等私有权至上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在特定条件的早期共产主义建设中，是必然会存在的。尤其20世纪存在的像苏联中国等原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由于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起码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经历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或产品的生产，以加强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在中国，这个过程早期则集中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即“三面红旗”。

　　今天一谈起大跃进，人们往往条件反射似的立即联想到它的错误，甚至是把它和某种罪过联系起来，说是它直接地导致了三年困难和饿死人。但在经历了人们对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反革命运动的重新认识之后，同时也是随着一些新的历史资料的披露，现在回头再看，原有的一些历史印象恐怕就有些失实了。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很多说法本身可能就不一定是基于事实的结论，而是由于夹杂某些不纯政治目的私货有意思想灌输诱导所使人产生的草率武断。

　　根据后来披露的《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和陈伯达晚年口述回忆佐证，造成三年困难主要的直接人为原因，起码是1959年相对与58年(18亿亩)粮食少种的2亿亩，其中夏粮甚至少种可达3.7亿亩，和接下来严重脱离实际的高征购。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农村粮食危机及其与农业生产的恶性循环(59年粮食产量少58年16%，也与少种比例基本吻合)。(另，还有自然原因。粮食主产区的天灾因素是实际存在的，抹杀不了。而那时国家初建，各地农田水利建设还只是开始——农业完全靠天吃饭，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还不可能有后来的抗灾能力)

　　如果造成困难的直接人为原因是这个少种多购，那么不管这个少种多购的直接肇始者是谁，是不是刘邓或者主席，只要这个原因是少种多购，那么它就与大跃进本身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了。也就是说大跃进本身并不必然就会导致少种多购和粮食困难问题，相反历史的看倒是少种多购和粮食困难拖累了大跃进。

　　当然大跃进也还是有它的教训的，这就是58年秋凸显的劳动力计划调配问题。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虽然在资本之外实现了劳动力的可以有组织的大规模调配，但劳动力却又是不可以随意调配的，因为劳动力任何的过度调配，如果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平衡，尤其破坏了生活资料部类(核心是农业)的生产供给能力，即使是共产主义，它照样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这里就也还有个对公共劳动计划管理工作的经验和认识问题。

　　反过来讲，公共劳动初期一定程度的混乱是必然的，一点混乱都没有倒是不必然的。而58年秋，貌似的局部地区就正是出现了劳动力从生活资料部类(第一部类)向生产资料部类(第二部类)程度不等的调度过度问题，以至影响到局部地区秋季收获。

　　这里之所以说是貌似，有两个原因：一、根本的讲其实并非真正严格意义的劳动力调度过度问题，而至多只能说是个初期的公共劳动管理经验问题。原因实际在劳动期间问题上已经谈到了。农业生产的特点，本来就是平时闲收种忙，有很多的劳动期间。平时农业富余劳动力确实是很多的，调走搞点工副业绝没有问题——即使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农闲时节也还是要把赋闲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但也再没出现58年的问题。所以，关键不是在劳动期间劳动力可以不可以调走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耽误农业生产，且收种时人手要不要及时调回来农忙抢种抢收的问题。58年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重视到这个问题，秋收时没有及时把劳动力调回农业抢收。这个教训其实后来是及时吸取了的(人民公社时期，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一到农忙时节就积极组织支农，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里说58年出现貌似农业劳动力调出过度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58年秋这个局部的丰产不丰收，很大程度也是受了农民自己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天真情绪影响，“收不收不要紧、收好收坏不要紧，有公家呢!”，地瓜随便一埋，棉花也没人管，实际很多东西是人为糟蹋了。说白了，和食堂敞开肚皮吃饭一样，实际主要还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生产生活管理经验问题。

　　所以，积极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把这个东西无限的扩大化，甚至用作污蔑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由，就是极端荒谬和别有用心的了。

　　大跃进是什么?说白了，最初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公共劳动中，尽可能的挖掘中国人民中潜藏的巨大富余劳动力和创造力，发展工农业分工，适当的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发展绝对的和相对的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向社会生产方方面面尽可能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实际需要跃进的就不止物质生产一个方面，实际包含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深一步说，大跃进还是中国吸取苏联严重依赖国家工业化，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工业化教训，中国自己的依靠地方甚至社队发展轻工业，同国家重工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发展路线。它是完全的根植于人民群众潜藏的巨大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语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语)。总评大跃进，实际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上的大跃进是非常成功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那时候是人家有的我们也都有了，有的甚至一点不落后。工农业方面跃进的挫折，也不能让跃进本身来背黑锅。

　　至于有人借三年困难否定人民公社化，这种联系其实也是牵强附合的，实际根本没有道理。

　　前面说了，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直接的是59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少种的十几到20个百分数和接下来的高征购。这与人民公社化没有绝对的关系(实际都是邓小平的直接责任人，改开时代没人敢说这些错误就对了。但把责任推给三面红旗和主席，这就不地道)。并且，即使浮夸风穷过渡那样的错误，和人民公社化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实际上，除了初期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参照刘少奇58年言行。公平讲，这个地方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事情总要有人领着干起来，然后调整了才可以进入正轨。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先左后右)，《农业六十条》实行以后，实际上不管是从总产还是从单产，人民公社化时期都是新中国历史上粮食增长率(不管是总产还是单产)最高的时期，单干以后反而是新中国农业历史上增长最低最乏力的时期了。并且如前所述，如果没有集体农业和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人民公社后来被污名化，实在是另有原因的。现在即使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大受影响，已经把人民公社看作是极左。在他们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止于高级社(生产队)就可以了，人民公社左了。实际，他们并不明白人民公社化，是当时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超出农业生产范围，向亦工亦农或工农并举生产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时候，不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冠名已经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实际和方向，新的实践也已经需要超出原有生产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统一规划和领导区域内工农业和社会发展布局。实际上这才是人民公社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参考《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单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的结果，它还是代表着新中国农村工农并举的经济和社会(包括现在所谓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这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看一看前面所述的今天依然保留着集体经济农村和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单干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别就知道了。否定了人民公社，实际也就否定了农村以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工农并举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因为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就否定了农村地区区域性的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没有了可调配的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农村地区一切的工农业(农田水利是农业积累)积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就都成了无水灌溉的荒漠。所以，单干后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退化，以至于形成后来严重的三农和农村发展方向危机问题就是必然的了。反观当下，全国只有少数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地方，工农业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还算不错，但因为没有了人民公社的区域统筹作用，也不过是零星几个村庄而已。目前中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标本，是河北省晋州市的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个社从1952年合作化开始，已经存在60多年，是我国目前硕果仅存的用公共劳动代替资本解决了农村地区工农业及社会事业发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典型(参看《潘毅：写于杜润生逝世之际——中国集体村庄的启示》)。可以说周家庄的方向，就是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未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其实践结果，必然也还依然要指向人民公社的方向_____区域的发展没有统一的规划、领导和公共劳动来源，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说，人民公社从现在开始，应该重新正名。

　　关于大跃进问题、新中国公共劳动初期的三年困难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系问题，我将另外著文探讨。

　　总体来看，不应该是大跃进造成粮食危机，而应该是粮食危机严重破坏了大跃进。

　　大跃进虽然因为粮食危机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未能实现中央内定的7年钢铁赶超英国目标(内定7年，外宣15年;7年的没达到，15年的基本达到了)，但它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实际依然是有着莫大的历史贡献的。如果我们以1970年代末基本完成工业化。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到了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这本身就证明了大跃进的巨大的历史成就。

　　这样到毛泽东同志去世的时候，通过发掘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通过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新中国基本完成了钢铁从57年开始15年赶超英国的跃进目标，和到80年建成了中国人民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工业化的目标。这是从明末开始落后西方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成就。正是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无人比肩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已经超过美国了)和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国家安全，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

　　现在，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诋毁甚至谩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们。而我们则要称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正是他们创造性的解决了人类如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和如何初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开创了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纪元。

　　注：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请参看网文《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署名：小草)、东方出版社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和《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原因探究》和《陈伯达回忆》所及三年困难形成人为原因相近。主要不同点在于：《原因探究》关于59年粮食种植面积是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而《陈伯达回忆》则是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59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决议》，而两者又同时都没有提到对方所提供的上述文献。按理说，《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披露的数据是后来经过书记处对原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修改以后的数据，应该更准确一些。但不能无视陈晓农或陈伯达的意见，59年夏粮(如冬小麦)种植面积因为是头年秋后耕种的，所以它应该是已经受了当时制定59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的增产预期情绪的影响的，所以陈晓农或陈伯达披露的59年夏粮种植面积比58年减少20%，应当是准确的，起码不能忽视。从这个角度讲，书记处后来的调整，至多只是对59年过大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减20%到减10%的打折性补救。恐怕也不能作为59年粮食种植情况的准确数据了。

　　(另，《戚本禹回忆录》中，戚本禹作为三年困难死亡人数调查当事人已经披露，当时实际死亡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其中600万是实际调查数据，800万是上估了20%。现在看这个上估的20%，实际是要打问号的，也就是说实际死亡数字的上限在600万，这和孙经先和有网友早前在网上披露的根据各次人口普查对三年实际死亡数字的研究结果接近吻合——折合在四五百万左右. 这下，《墓碑》真要成了杨继绳专为自己立的块墓碑了___一千年都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