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久安——纪念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毛泽东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它们的内容包括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帝国主义，推翻独裁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开展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抵制修正主义侵蚀，强化社会主义理念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充分认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的一段讲话，才能透视毛泽东精神及文革精神的实质。他在就物质利益的辩证关系和原则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辩证地指出：“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批评教科书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而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因此，毛泽东在这里考虑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实质问题，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物欲横流，私欲膨胀，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被抛到九霄云外，人成为物的奴隶，无数先烈为之英勇奋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就会被葬送。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积极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出于防止和避免出现这种人与物被颠倒的关系和私有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局面。(以上引文参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指示和重要论述是毛泽东精神的进一步发挥。其史料详尽，有案可查。

　　1967年1月​，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 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对毛泽东文革精神最精辟地诠释。一切将污泥浊水泼向毛泽东及文革的人们，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或者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坚定彻底的革命者，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指出：“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这里指明了小生产者即个人主义者是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以及小生产者的危害性。强调资本主义有随时复辟的可能性。而革命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解决。仅仅认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就认为太平无事，那是过于天真了。因此，提醒人们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毛泽东对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

　　“修正主义这种东西，中国也有。没有群众运动，是不可能肃清其影响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不难看出，毛泽东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离不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仅是政治斗争，更是思想斗争。而出发点则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文化大革命又是教育运动：一方面，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另一方面教育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要充分认识小生产者与官僚主义者虽然相差悬殊，但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与爱好，那就是以个人主义及资产阶级思想为同一基础，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则是资本主义倾向。他们极力鼓吹和实施私有化，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是他们的共同目的。所以他们排斥和抵触乃至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社会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中国，他们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维护个人主义和小集团利益。他们的势力不可小觑，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找突破口。所以，要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考虑从上至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通过从下至上地发动群众，排除干扰，义无反顾地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铲除小生产者和官僚主义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流毒与经济基础，才能行之有效的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文革精神与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极度吻合。所以，毛泽东指示在庆祝国庆十八周年的社论中引用列宁的论述作为文化革命的理论依据。列宁的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它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概括为六条要点：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 最重要的， 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 批修“。

　　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开展文化大革命，根本目的是“​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因此，斗私批修，反对官僚主义就必然成为其主要内容。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

　　毛泽东在文革强调，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让群众选举干部。“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毛泽东早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政息人亡“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那就是民主监督和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和民主选举是文革中最大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反动阶级的民主，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与个人主义泛滥的民主，更不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民主。它是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精神，也就是文革精神。

　　革命大联合下的“三结合”是文革期间一种新的组织原则。毛泽东指示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明确指示：“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后来又进一步解释道：“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 ” 特别强调：“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三结合“体现了毛泽东关心、爱护、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精神。

　　毛泽东为什么强调要正确地对待干部，实行革命三结合?一方面指出：在运动中“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同时指出：“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 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改过来。”后来又指出：“ 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 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毛泽东没有忘记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友，对他们寄予殷切希望，才反复强调：”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不能没有领导干部。 毛泽东给以“三结合”极高的评价，指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并总结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而随着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一点，连外国人都有所察觉。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了一张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他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 打、 砸、 抢， 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毛泽东认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 分析得很不错。”反对和破坏文革的大有人在，动乱和无政府主义也是自然现象。针对文革中的混乱状况，毛泽东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 会见外宾时坦率地承认，无政府主义不仅发展了而且还有一点乱，但同时指出：“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 胜负就可以分。”这里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家与哲学家的大智大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因为他始终相信群众，相信真理。“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这就是毛泽东的信心和力量的来源。因此，他一再教导人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是毛泽东相信的一只有生力量。他盛情地赞扬道：“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地打击。”他批评有些领导干部“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有毛泽东看重红卫兵和学生的地位与作用，他曾指出：“学生历来是起桥梁作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如此。”并对他们寄予殷切希望：“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同时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这里指出红卫兵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领导运动，只能是运动的一种推动力量，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地引导。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总之，学生闹事要管。 “对于犯罪的青年学生“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于红卫兵小将来说， “实际上他们也上了一课，就是文化革命的一课。”

　　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永远相信的生力军。为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有序进行，毛泽东作出一系列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和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坚持“支左不支派。”对于“要抵制错误的领导。”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公开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及其口号。毛泽东对有关警卫团到工厂支工提出再三要求：一，深入、细致、艰苦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二，不要匆忙表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地把两派革命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生活。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中央根据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拥军爱民的精神发出《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号召强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 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指导精神。他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鉴于工人阶级在文革中出现两派分裂和斗争的情形，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文革中出现的动乱与逆流，毛泽东明察秋毫，指出：“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真正“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 “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文革局面焕然一新。毛泽东在1968年国庆节高兴地说：”现在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占统治地位。“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坦诚地指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谈到中国的状况，毛泽东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既看到黑暗的一面，也看到光明的一面;以革命家的气魄来对待：面对失败有一手，面对胜利有信心。党里面没有右派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封、资、修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如果说中国的事情尽是完美的，“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这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把握历史的脉搏，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虚怀若谷，“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毛泽东不愧是清醒的唯物论者，他充分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建设了一点东西，革命还没有完，问题很多，但大局已定，广大人民是要前进的。”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评价文化大革命时说：“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 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主要的我看是思想问题，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中间隐藏了有一些敌我关系，那是少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好解决。”

　　谈到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进展时，毛泽东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毛泽东还非常乐观地说：“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比如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还是推荐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有各种不同意见，我看是好事，只要基本的部分保证能够反映工农兵的意见就好了。”

　　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时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这次大搞群众运动，搞得比较彻底。但是伤了一些人，倒了一批。”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说：“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他同时不忘告诫人民：“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 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

　　时代风云见不仅证了一个世纪伟人的深谋远虑和悲怆之情，正如“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那种索福克勒斯一样的悲剧意蕴，而且也见证了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文化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它体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毛泽东为了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而没有一丝懈怠的革命情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