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伟大启示

——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作者简介：张作云(1945-)，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的继续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9BKS035﹚。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性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危机的历史必然性、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危机的实质、危机的周期性、危机的革命作用和历史意义等问题的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能否摆脱危机的判断、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论述，是他的危机理论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目前，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结合当代尤其是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回顾和学习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的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及其必然趋势，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实现人类崇高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较大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些年来，西方理论界的一些人士认为，马克思没有全面而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以此否定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真理性。岂不知，马克思虽然没有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专门论著，但在他的浩瀚论著中，却有许多地方对资本主义危机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如果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基本结构及其内在联系来看，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不仅是他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理论境界。日月如梭，往事如烟，时间越过将近两个世纪，在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却依然璀璨夺目，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闪耀着真理的光焰。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是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批判开始的。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危机的谬论。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即“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买和卖”相互平衡的“销售论”[1]。接着，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吸收了萨伊的基本思想， 在把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抽象为物物交换之后，，提出生产物自身创造出市场、“市场商品普遍充斥”“不可能”、“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的理论[2]。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危机理论上，却完全接受了萨伊和穆勒的观点，在把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归结为“物物交换”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和消费”相统一的理论。[3]

　　针对萨伊“买和卖”相互平衡的“销售轮”，马克思首先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教条。接着，便分析了这一“教条”内含的矛盾。他说：从“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统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所有制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所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个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个二者之间的直接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4]这样，买和卖的同一性，就 变为不同一，而变为不同买和卖的过程的对立了。在分析了买和卖之间的矛盾之后，马克思揭示了买和卖之间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所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他说：“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5]虽然这种矛盾形式“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6]但无论如何，萨伊以“买和卖”的一致性或“无矛盾”的理论为论据，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危机”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和十分荒谬的。

　　针对穆勒否认生产普遍过剩的“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论，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部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掉了。事实上，为了消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7]马克思指出：“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1)供给和需求的这种同一性，从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即等于一定量物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供给是这种交换价值，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2)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决不是由物化在它本身中的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8]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使用价值的供给和有待实现的价值的供给决不是等同的，因为数量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表现同量的交换价值。”“我所供给的(但是还没有实现的)价值和我所供给的、已经实现的”使用价值的量，“决不是互成比例的。”“没有丝毫理由认为一种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的能力和我所供给的商品量是成比例的”[9]最后，马克思揭示了穆勒论证方法的实质及其形而上学逻辑。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需求和供给的直接等同(从而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不可能性)是怎样被证明的。需求据说就是产品，而且这种需求的量是用这种产品的价值来计量的。穆勒就是用这同样的抽象‘证明方法’证明买和卖只是等同，而不是彼此相区别;他就是用这同样的同义反复证明价格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他也就是用这同样的手法证明供给和需求(它们只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必然是彼此平衡的。这还是同样的一套逻辑。如果某种关系包含着对立，那它就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对立着的统一。因此，它就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10]可以看出，穆勒“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的理论，不仅在 世界观上是唯心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形而上学的，整个理论的论证，充斥着以“辩护”为特点的荒谬性。

　　对于李嘉图以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为宗旨的“生产与消费”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指出了这一理论观点的来源。他说：“李嘉图接受了庸俗的萨伊(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11]接着，马克思揭示了李嘉图“生产和消费”相统一这一理论的荒谬性。他说：“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支付包括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观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观条件。”[12]马克思认为，以“雇佣工人的企业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为理由，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手法，也是十分荒谬的。“企业主代表工人——指的是在市场上代表——与假定说工人自己代表自己，条件是不一样的。企业主必须出卖包含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资的价值形式出现——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资本家需要的市场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企业主是否认为市场条件对于开始再生产已充分有利，这取决于企业主而不是工人。”“对于一切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13]“反过来，说消费者就是生产者，也同样是错误的。”“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组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14]马克思认为，从工人的消费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为“消费和生产”相统一的观点辩护，从而否定生产过剩，进而否定危机，其手法也是蹩脚的。他说：“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他们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15]“如果把这里考察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16]马克思还揭示了李嘉图论证方法的矛盾性。他说：“否定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他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的矛盾的一个证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17]

　　最后，马克思把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揭示了他们理论的辩护性质。他指出：“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18]这种辩护论，实质上是要否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证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即永恒存在的生产方式。[19]

　　在批判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通过否认生产过剩、进而否认危机存在的谬论之后，马克思又批判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承认危机、但曲解危机根源的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是最早论证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性及其根源的经济学家。关于危机的必然性，西斯蒙第认为，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决定的，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不仅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要实现二者的平衡，“生产要随着需要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减”。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无法保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缩小的矛盾。西斯蒙第还指出了危机的另一原因，即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市场是由消费者的人数、爱好、消费的范围和收入的大小共同组成的，“要确切了解和估计市场上的这种波动是困难的，对于每个生产者来说，这种困难更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洞悉其他商人的数目和购买力，以及要和他竞售商品的竞争对手。”即使生产者有熟悉市场情况的本领，能了解市场情况的变化，要使自己的生产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困难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这种复杂变化，既难于预测，也难于适应，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无法保持平衡。[20]对于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理论缺陷。关于西斯蒙第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之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21]他模糊的猜测到，“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相适应;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22]对于西斯蒙第的理论缺陷，马克思指出：“他经常迟疑不决的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呢，还是应该控制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在这方面，他经常求救于过去;他成为‘过去时代的赞颂者’，或者也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23]

　　作为英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的马尔萨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危机理论。首先，他不像萨伊等人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相反，他强调这些矛盾，并且论证了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需求总是由价值决定，而供给总是由数量决定。”“商品不仅同商品相交换，而且也同生产劳动和个人服务相交换，而同这些东西相比，就像同货币相比一样，可能发生市场商品普遍充斥。”“供给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24】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发生商品普遍生产过剩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在于找到消除生产过剩即危机的方法。无论是工人的购买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都不能为全部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只有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才能为全部产品提供有效的需求，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他说：“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25]马尔萨斯的危机理论，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首先，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并不掩盖反而突出资产阶级生产矛盾的原因。他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说来，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的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26】其次，马克思揭露了马尔萨斯关于“避免生产过剩即危机”药方的本质内容及其荒谬性。他指出：马尔萨斯开出的药方是，“一方面，存在着工人阶级，由于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同供他们使用的生活资料相比始终是过剩的，即生产不足而造成人口过剩;其次，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由于这种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始终能够把工人自己的产品按照这样的价格卖回给工人，使工人从中取回的仅仅能够勉强维持他们的生存;最后，社会上还有很大一批寄生虫，一群专事享乐的雄蜂，他们一部分是老爷，一部分是仆役，他们部分地以地租的名义，部分地以政治的名义，无偿地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攫取一大批财富，但是，他们要用从资本家手里夺得的货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支付向这些资本家购买商品;资本家阶级受积累欲望的驱使从事生产，非生产者在经济上则只代表消费欲望，代表挥霍。工人人口同生产之间的失调现象，通过根本不参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吃掉一部分产品的办法得到消除。资本家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失调现象，则通过财富享受者的消费过度得到消除。”这就是马尔萨斯所开列的“避免生产过剩的唯一办法”，“医治这两种过剩的灵丹妙药”的实质。【27】最后，马克思揭露了马尔萨斯危机理论的辩护性和反动性。他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十分明显地符合他的目的——为英国现状辩护，为大地主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年金领取者、收税人、教会的什一税、国债、交易所经纪人、教区小吏、牧师和家仆(‘国民支出’)辩护。”[28]“马尔萨斯也愿意资本主义生产尽可能自由地发展，只要这一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即各劳动阶级的贫困是这一发展的条件”。“马尔萨斯愿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成历史的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基础。”[29]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只承认货币危机，不承认生产过剩的危机”、用“生产不足”“消费不足”或“资本过多或不足”来说明危机、用“通货不足或滥发通货”说明危机、用“信用”和“投机”或资本的“贪婪”来说明危机等歪曲或掩盖危机根源和原因的错误理论。至于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防止和消除危机的理论，诸如“提高工资”、“大量工业投资”、“控制通货”、“调节生产和分配”、成立“卡特尔”、“禁止竞争”，甚至通过“道德”训导和“法律”约束等等，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通过对上述危机理论的批判，建立并阐明了自己科学的危机理论。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要点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危机历史性质的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以过剩为本质特征的危机。他说：“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30]资本主义幼年时期也不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他说：“在 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31]“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32]只是在“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33]马克思还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产生的特有现象。他说：“延续多年的、本身分为一些各具特点的时期或时代的工业周期，确是大工业所固有的。”[34]

　　第二，关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论述。马克思首先论证了简单商品经济或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他指出，商品流通“分解为W—G和G—W，这是最抽象的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35]“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分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36]关于危机可能性存在的原因，他说：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互相对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37]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他说：“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种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38]他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可能性在于“买和卖彼此分离”，第二种可能性即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危机。“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即由货币执行支付职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危机。【39】第一种可能性是第二种可能性的前提和基础，第二种可能性则是第 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还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他指出：“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在用。”[40]这是因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41]最后，马克思揭示了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他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只是在那种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42] 马克思在考察过剩人口对资本积累和和再生产周期不同阶段的意义时，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造成现实危机的条件。他说：“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世界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43]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危机由可能变为现实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及其充分发展的阶段才得以具备的。这些基本条件不仅证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也在实践上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关于危机历史必然性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

　　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和“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44]危机的必然性，是由资本积累造成的，“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产业方面的“‘地震’也来得愈来愈频繁”。[45]“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给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46]“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47]

　　第四，关于危机根源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危机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说：“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48]“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自己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9]其次，他认为，危机来源于市场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日益狭窄的矛盾。他说：“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也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50]再次，他认为这种市场日益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日益狭窄的矛盾，来源于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他说：“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不断发生冲突。”[51]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 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53]在层层递进地分析了引发危机的一连串矛盾之后，马克思点出了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54]

　　第五，关于危机实质的论述。马克思首先指出，生产过剩是危机的普遍的和基本的现象。“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佣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55] “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56]“生产过剩是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暴露出来的”。[57]其次，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分析了生产过剩的基本规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不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也不是资本过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他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生产过剩，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58]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值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值来说过多。”【59】“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60]“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不能自己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资本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61]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62]这是因为，“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63]但是，“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 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64]“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65]“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66]马克思最后说，周期性“相对的生产过剩”，进行生产“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67]

　　第六，关于危机周期性的论述。关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原因，马克思指出：“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68] “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69]危机周期的“规律就是，在商业周期的一个时期中繁荣的最高点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就成为下一个时期的起点。”[70]关于危机周期经历的阶段，马克思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71]“这就是说，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72]其中，“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始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73]关于危机周期所经历的时间，马克思指出：“直到现在，这种[工业]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74]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75】关于危机周期循环的物质基础，他指出：“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76]

　　第七，关于危机革命作用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危机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战争和革命因素的增长。他指出：“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在工人阶级中间多少处于沉寂状态，并且只保存下来进行新的鼓动的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又会开始。”[77] “深刻地震撼欧洲”的“战争或革命”，“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78]在危机中，“工人阶级因消费不足而激起愤懑”。[79]“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为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么，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缩、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80]马克思认为，危机必然引发社会的革命运动。他指出：“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 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81]“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82]恩格斯在1881年3月30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在总危机临近的时候，早已预言过的全世界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瞎眼的敌人在为我们工作;加速世界崩溃的发展规律，正在全面的慌乱中和通过这种慌乱发挥作用;——看到这一切真是令人高兴。”[83]

　　第八，关于资本主义能否摆脱危机的判断。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马克思的结论是：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资本主义根本无法摆脱和消除危机。他指出：“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度过分挥霍而使社会信贷极度紧张而缓和下来，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而得到缓和。”[84] 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85]“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86]马克思认为，“‘如果现在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有制和资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那就没有(……)任何办法‘来消除……这个祸害本身’”。[87]就是说，不改变现存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杜绝或消除危机。斯大林说得更加明确和直截了当：“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88]

　　第九，关于危机历史意义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危机频繁地和周期性地发生，既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先兆，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强制性手段之一。他说：“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暴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89]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危机就“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90]最后，马克思揭示了危机的历史前途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他说：“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91]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他说得更加明白：“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痉挛现象，那末，”“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92]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来看，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和论述，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对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迫切性，是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动因之一。在1857年12月21日给斐.拉萨尔的信中，他说：“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93]其次，他多次谈到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性。在《英 国的贸易和金融》一文中，他指出：“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场危机的规律，必须不仅说明危机的周期性质，而且也要说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此外，决不能容许每一次新的贸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94]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他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95]另外，马克思还把“世界市场和危机”作为他的宏观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分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96]关于危机问题的研究方法，很明显，马克思对危机问题的研究，始终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进行的，运用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尤其是其中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

　　此外，马克思还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运用大量的案例及其统计资料，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商业危机、农业危机、财政危机、独立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连绵不断、周期发生的危机的历史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等。对于这些，本文虽未涉及，但可以在上述危机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中得到启示。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伟大启示

　　自1825年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以来，危机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西方国家的上空，跌宕起伏，连绵不断。联系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合当代尤其是08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回顾和学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的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及其历史趋势，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实现人类崇高、美好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也是深远的。

　　首先，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历史性质的分析，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形式。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形式，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就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它必然要被新的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例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必然要被一种新的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代替，那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存在也就必然具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那么，历代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永恒”论，就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和反历史的。同样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西方国家文人墨客所鼓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国内一些人士借我国改革开放之机竭力鼓吹并力图付诸实践的“远离政治”“告别革命”论、“资本主义优越”论、“资本主义补课”论、“与国际接轨”论等等，就是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重走资本主义老路的理论。

　　其次，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关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分析，占有很大的篇幅，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俯视当今世界，已经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由以美国为旗手、西方国家为主导，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结成的联盟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存在的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一些条件，虽然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又有所新的发展，并逞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诸如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统一、开放、完备的世界市场体系;发达的交通运输，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网络信息系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以及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日趋剧烈的竞争;主要发达国家对经济政治霸权的争夺;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国际投机家疯狂的投机欺诈活动;等等。这些条件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危机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的有机系统。这种情势，不仅强化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性风险，而且也增大了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过近70年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论理来说，不会存在马克思所说的过剩性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具备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复杂的，而且也是变化发展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多元化的经济制度结构和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非公有制经济及其经济制度在其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中，政府虽然发挥着重要的宏观控制作用，但市场已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各行业、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具有了浓厚的市场化色彩。国际上，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行，不仅扩大了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而且已经融入了以美国为主导、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市场体系。因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便为我国现阶段发生“过剩”性危机提供了制度前提;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也孕育和放大了危机的可能性;同时，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也增大和强化了危机发生的风险;再加上国际尤其是西方国家经济周期及其危机的输入和影响，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是客观的，而且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和较为充分的。危机的风险，不仅缠住西方国家不放，而且也潜伏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必须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结合自己的国情，切实端正改革开放的路线，制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方针政策，防患于未然。

　　第三，危机的根源问题，历来是资产阶级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在经济学史上，早有萨伊、穆勒、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开启了歪曲、掩盖危机根源的先河。在国际共运史上，又有资产阶级的别动队、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加入歪曲、掩盖危机根源的行列。[97]在当代，尤其是08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学者在危 机根源问题上，又泡制出诸如“金融规制及监管失败”论、“系统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失败”论、“过度借款、高风险投资及缺乏透明”论、“政府应对准备不足、应对政策前后不一致”论、“问责制和道德出现系统崩溃”论、“抵押贷款标准的坍塌和抵押贷款证劵管道传递”论、“衍生品场外交易”论“信用评级机构失败”论、“政府住房政策”论等等。[98]在我国，也有学者趁机助阵，加入西方行列，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歪曲、掩盖危机根源的。【99】这伙人，在危机根源问题上，绕来绕去，只举现象，不触本质，只谈直接原因，不谈根本原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手段之高超，真可谓登峰造极者也!

　　必须指出，只要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难得出危机根源问题的结论。在当代，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如果想偷天换日，否定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的生产社会性和占有制私人性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源，以达为资本主义辩护之目的，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根源和原因，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决抵制和反对改革开放中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绝对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第四，危机的实质问题，也是资产阶级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歧的焦点之一。历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萨伊、穆勒、李嘉图到当代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无不回避、歪曲、掩盖危机的实质，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08国际金融危机爆以来，在我国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鹦 鹉学舌，不厌其烦，和而论之。【100】这些学 者和政客非常明白，危机与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两个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方面。否定了生产过剩，就否定了危机，而承认了生产过剩，就必然要承认以生产过剩为本质特征的危机。他们既然要为资本主义辩护，既然要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永恒正义的理想王国，当然要千方百计地回避、歪曲、掩盖以至否定危机的实质，当然要否定生产过剩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正确认识和揭示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和本质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告诉我们，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危机相伴的历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危机的办法，只不过是一付止痛剂，其结果，必然成为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必然是证明治理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频繁的和周期发生的危机，不仅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而且也会不断深化和加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发展为全面的社会危机，以至引起社会革命。历史已经表明，危机已经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推动着资本主义走向崩溃，加速其走向灭亡的进程。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揭示的“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正在发挥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的作用。当代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爆发，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调整及其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勃然兴起的“反思资本主义”、“偏爱社会主义”浪潮，便是绝好的证明。但是，危机的频繁发生，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经济主体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同时，还有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围堵、干预和渗透。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孕育着我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大了危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蔓延直至发展为全面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上世纪末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01年南美阿根廷发生的半个月内先后有四位总统轮番上任的集经济、政治、社会为一体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引发全面社会危机的突出案例，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校正衣冠的镜子。

　　第六，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当代意义。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首次过剩性危机以来，在对危机的认识上，大体有两大理论。一种是辩护轮，另一种是批判论。在危机问题上的辩护轮，早期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有萨伊、穆勒甚至还有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等。进入20世纪之后，又依次出现了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等。这些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无不从其资产阶级的本能出发，无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杜撰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或者否定资本主义普遍过剩的存在，进而否定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或者承认普遍过剩的存在，但却以错综纷繁的现象，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以达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这些辩护性理论，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理论上各具特色，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的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01]在世界观上是唯心的和反历史的，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和反 动的。

　　对危机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又可分为三种，即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危机理论、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危机理论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危机理论。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西斯蒙第，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肯定了生产过剩的客观存在，揭示了危机的必然性。同时也反对并批评斯密、李嘉图等人把资本主义说成合理的永恒制度的观点，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但是，由于不了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性质，因而，不能揭示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尤其是无法找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治理和消除危机的办法，反而以其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历史的倒车，主张回到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去。作为空想社会主义优秀代表的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十分出色的。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指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引起企业主之间的竞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必然造成物质财富的惊人浪费，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他并不了解过剩性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危机时，他虽然看到了新社会的曙光，已经站在社会主义的大门旁边，但并没有找到科学打开社会主义大门的钥匙，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代表社会主义未来的伟大阶级，而只是试图依靠自己的所谓“顶层设计”，通过资产阶级及其开明人士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总的来说，这两大理论，虽然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了危机的必然性及其生产过剩的实质，但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变革社会的思路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变革社会的思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其实现社会变革的蓝图和思路则是空想的和无法实现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方法论是改良的和形而上学的。

　　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则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不仅论证了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揭示和论证了危机的根源和实质;不仅分析了危机的诸多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而且揭示和论证了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不仅通过对危机历史和现实案例的考察，论证了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及其历史趋势，而且还指明了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和进行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科学的、具有无限真理性的理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真理性的品格，完全归功于他的方法论的科学性。具体说来，就在于他的方法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就在于他的方法论不仅是批判的，而且是辩证的和革命的;就在于他“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就在于他“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就在于他的方法论“不崇拜任何东西，”[102]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103]从根本上 说，就在于他的方法论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及其鲜明的阶级性。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及其格局，面对国内近几十年来日渐积累起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认真学习和把握马克思科学的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革命之青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1】(英)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2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6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1-59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1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1-59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59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3-5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2页。

　　【20】参见吴奎罡、李可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教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页。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页。

　　【25】参见吴奎罡、李可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教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5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583页。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2-57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7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注)。

　　【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45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7-27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59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3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9-28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6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7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7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7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4-695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56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5-456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注)。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注)。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注)。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1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5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1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8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7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2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343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5页。

　　【88】《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5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1972年版第139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9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7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9页。

　　【9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8、431页;《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注②)。

　　【98】参见王欣红等译：《金融危机调查报告—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99】参见谢平主编：《突围—中国金融四十人总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100】参见张作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