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不是基于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第一节“对象和方法”中谈到科学社会主义何以胜利：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

　　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350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

　　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群众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最近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

　　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可以看出，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中，科学社会主义这绝不首先诉诸“道德和正义观念”，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运动的考察，由中得出历史的结论。只有从这个地基出发，马克思主义才显现出其科学意义。不是道德和法权决定一个社会，相反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主导着道德和法权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另外一处谈到那些道德主义者们时说：

　　“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