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鑫良：延安时期为何“只见公仆不见官”

        在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愈挫愈奋、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其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当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和艰险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根据地认真探索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实践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小脚老太参加选举

　　1941 年 11 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变了第一届参议会（ 1939 年 1 月召开）选举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当选的 18 人中本来有中共党员 7 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然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当选。议员代表李丹生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李鼎铭副主席认真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

　　延安时期进行的四次选举，堪称国史、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厉行廉洁政治

　　早在 1937 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理念。

　　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 1941 年 5 月 1 日 批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1941 年 11 月 21 日 通过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 1938 年 8 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1941 年 12 月底，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 1933 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有伤疤 90 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因贪污 3050 元，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诸如此类案例，彰显了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行动。

“只见公仆不见官”

　　美国记者斯诺在 1936 年和 1939 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1945 年 8 月 10 日 ，此前访问过延安的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公务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同期访问延安的左舜生也对梁实秋说，在延安的各级政治机关门口没有警卫，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闼（小门）直入。

        来源《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