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群团观

 

　　无论是在福建工作期间还是主政浙江时期抑或进入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始终一如既往高度关怀、热情关心党的群团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不少场合对群团工作从不同维度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作了许多深刻论述。

　　一、深刻把握群团组织的三大本质属性是做好党的群团工作的基本前提

　　党的群团工作是党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工作。因此，做好党的群团工作，首先要对群团组织的本质属性有深刻的把握和准确的认知。2015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群团组织具有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三大本质属性的深刻论断，并对这三大属性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拓展和深化了对群团组织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组织形态的认识维度。

　　其一，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内生要素。这种政治性，不仅呈现在理论的界定层面，更体现在现实生活实践之中。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可从两个维度把握：一方面，从群团组织的维度看，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意志、意见;另一方面，从党的维度看，各级党委应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群团工作的领导，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支撑保障。可以说，政治性是群团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大部分群团组织的孕育、发育和成长、成熟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党的“外围组织”。比如，通过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关系史可以发现：党是团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与团是生死与共、并肩奋斗的命运共同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团是党忠实的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是党有效执政的牢固社会支柱。可以说，群团组织是党进行政治整合、社会动员的重要载体，是增强党的社会合法性基础的中介、平台。因此，群团组织的政治地位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一种现实政治制度安排。其次，群团组织比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地位高。大多数全国性的群团组织由中央书记处领导或国务院领导同志联系、相关政府部门代管。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性是统摄先进性和群众性的轴心。失去政治性的群团组织，将会失去“主心骨”、迷失前行方向。

　　其二，先进性是群团组织的重要属性。群团组织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成长取向、发展愿景上，群团组织志存高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团结动员所联系群众自觉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工作大局竭力服务。其次，群团组织走在时代前列，以先进引领后进，以文明进步代替蒙昧落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是党执政的坚实依靠力量、强大支持力量、深厚社会基础。

　　其三，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群团组织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自己的组织，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群众性是其根本特点。群团组织联系特定利益群体，如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共青团联系青年、妇联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科协服务科技工作者，因此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权益、规范群众行为方面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职工、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等特定社会群体需要通过各自的组织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党和政府也需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经常反映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助于改进工作、提升合法性。这种建立在紧密联系之上的利益代表结构是其他组织难以企及、无法取代的。值得注意的是，群众性和先进性是辩证统一的，在实践中既要反对把群团组织当作狭隘的先锋组织，犯“关门主义”错误，也反对把群团组织降为一般性、普通性的群众团体，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党曾有过深刻教训，应该认真反思、避免重犯。 当前，群团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脱离群众。有鉴于此，习近平特别强调，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力戒“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

　　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这三大本质属性有机统一于群团组织的一切活动之中。概言之，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这三大本质属性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的，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非此即彼的。既不能以政治性、先进性遮蔽群众性，也不能以群众性掩盖政治性、先进性。在实践中，要防止把它们片面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思想和行为。

　　二、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服务群众是群团组织的根本职责

　　当前，全国性的群团组织共23个。这23个群众团体代表我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条战线、各个群体的人民群众，基本涵盖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组织，其共同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严格规范的章程、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严密规整的组织网络体系。同时，这23个群众团体各自情况不尽相同，在联系群体、目标取向、核心使命、动力机制、功能结构、运作机理、社会效应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因此，群团组织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开展工作、服务群众，切不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没有体现自身的独特特点、独特优势。比如，青年有别于少年和中年，在生理、心理、利益和要求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共青团开展工作应适合、契合青年的特点，应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共青团只有正确地表达青年的意愿，才能密切地联系青年;只有全面地关心青年，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作用。2004年3月31日，习近平在团浙江省委机关调研时就形象生动地指出，共青团员的特点是敏锐、活泼、忠诚，善于学习，活跃、积极向上，生机勃勃，对祖国、对人民刚直热爱。现在共青团组织要克服机关化、官僚化倾向，不能没有共青团的特点，死气沉沉。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不同类型的群团组织要从其不同的特点出发，有的放矢地提供载体、搭建平台、开展活动，使开展的群众工作充满活力、契合所联系群体的特定需求。

　　同时，不同的群团组织有各自不同的独特优势，应善于发掘、运用、开发自身的独特优势服务群众。综合习近平的相关论述，群团组织至少有组织结构、贴近基层、沟通平台、影响公共决策这四大独特优势。

　　其一，组织结构优势。目前，我国群众团体中的人民团体就有800余万个基层组织，是社会组织数量的10 余倍。大部分群团组织建构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乡镇直至社区、乡村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遍布城乡的层级化组织网络结构，有一支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稳定工作队伍，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优化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有独特优势。因此，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非常强调要发挥群团组织的组织结构优势。比如，2010年2月25日在2010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中国工会要 “发挥会员人数众多、组织覆盖广泛的优势”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13年10月31日在与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着重强调“要通过立体化、多层面的组织体系最广泛地把广大妇女吸引过来、凝聚起来”，等等。实践表明，群团组织这种层级化组织结构体系，是高度有效率的组织，有助于上情下达，把党和政府的意图、决策及时传输到基层，同时，也有助于下情上传，把基层群众的诉求、愿望、期盼通过组织化的通道向上反馈，是公民参与的重要组织化平台。亨廷顿在分析现代社会动荡和暴乱的症结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日新月异，迫切需要相应的组织化机制与之相匹配。在我国，群团组织充当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组织化平台的作用，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积极效应正逐步显现。

　　其二，贴近基层群众优势。群团组织植根 基层社会、贴近普通群众，既是党和政 府沟通社会、整合社会、联结社会、凝聚社会、嵌入社会的有效载体，也是特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场域”。2008年10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要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贴近基层、贴近职工的优势，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完善服务手段，拓展服务领域，形成服务体系…… 要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职工权益机制中发挥工会的特点和优势，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践表明，群团组织由于贴近基层群众，在反映群众诉求、整合群众利益、协调社会纠纷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效应。有的外国学者也关注到，群团组织在实践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为群众意见提供了完全的表达园地，沟通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代表，并动员人口的各个部分支持中共”。

　　其三，沟通平台优势。群团组织在其功能定位上被确定、确认为是联系党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种特殊的功能定位使其位于党与社会中间的特别的空间结构之中，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在党与群众之间、特定群众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协商、协调、平衡。这种组织结构定位，类似于欧洲国家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结构，在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更多体现为国家统合主义结构。实践表明，这种组织空间结构，是分化社会“组织化”的“再组织化”，对于推进党群有序、有效沟通功效显著。基于对群团组织这种沟通平台的深刻体认和把握，习近平特别注重发挥这个独特优势。比如，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要发挥群众性、高知性、统战性的特点和优势，立足国内、开拓海外，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把广大留学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22014年5月10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习近平明确提出：民间外交应该发挥优势作用，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多合作平台，引导国外机构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其四，影响公共决策优势。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的必备要素，是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影响公共决策议程的基本形式。在我国，群团组织有体制内的沟通、联结通道，能有效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修订。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群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较强，渠道更畅通、便捷。中央政府于1983年和1985年两次确认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全国侨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这 7个群团组织为部级单位，确立和巩固了群团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2011年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强调：“要更加重视发挥科协组织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独特作用……积极引导支持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化服务职能”。正是基于群团组织在公共决策中的特殊优势，许多群团组织成为参与立法协商、政策协商的重要主体。比如，全国总工会积极参与立法协商，推动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