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两个长期误读

　　一切科学的体系，实际上都构成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统一论体系;每一科学体系之下的具体应用理论，又是在基础理论的场态或价值体系之下而表现的一个现实应用理论的平衡体系;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同样应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统一论体系。

　　但问题正是，古典经济学之后的近现代经济学，却出现了经济学、理二元分流的片面论发展。

　　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奠定了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说而具有分水岭式重要影响的伟大经济学家。

　　在整个西方的文化发展史上，所谓“古典主义”，我们大致可以把它诠释为就是要从世界和事物的本身，来探求世界和事物本质的那样一种对真理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西方，这种探究事物根本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代。但自古罗马后期的中世纪以来，这种对事物本质探求的真理精神就开始被宗教思想专制统治的神学教条主义所钳制和取代了。一直到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人们才以“托古”的方式，重新开始了要以理性和思想解放的古希腊精神来探求世界和事物本质(即真理)的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所以，文艺复兴以来的早期自由主义精神就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的思想解放精神。相应地，在哲学上就有了后来以康德和黑格尔等为主要思想代表的古典主义哲学革命，在经济学上则有了以亚当·斯密等为主要思想代表的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从对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的。这个批判包括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理论批判方面，古典经济学家们否定了重商主义学派关于价值或财富的增长是来自于在商业活动中通过贱买贵卖而获得盈余的学说，而继承和发展了重农主义思想，先后提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财富)的思想。但最终，他们却没能在理论上说清楚劳动是怎样创造了价值和财富的问题，而留下了一些理论的模糊之处，如认为在农业生产中，似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自然作用)本身也可以创造财富和价值(比如地里长出了野果子)。

　　在现实批判方面，主要是对重商主义影响下的封建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限制和束缚了资本主义市民经济发展的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这里最重要的批判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封建主义经济关系集中表现形式的经济统制制度、特权专营和专卖制度，以及行会准入制度等进行的系统批判，并由此而提出了以建立人们市场关系平等为主旨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古典经济学革命的时期，亚当·斯密等正是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精神来为新经济制度的建立开辟道路。而他们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关于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不是“贱买贵卖”)，所以，要解放生产力，就必须破除各种封建约束和管制，实行人们市场关系平等的自由经济制度。

　　亚当·斯密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位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分水岭式重要影响的伟大经济学家，是因为他无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方面，都是一位重要的奠基性人物。对于前者，他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们初步建立了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法则对经济生活具有决定和调节作用的思想，并为后来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释和揭示奠定了基础;对于后者，他关于在“看不见的手”(价值法则)的市场作用下，个人努力和自由支配下的资本就能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并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和自行地实现市场供求关系平衡的经典表述，也正是现代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应用理论思想。

　　也正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即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不彻底和在理论阐释上始终存在的一些模糊，所以在对劳动价值和价值法则对市场具有支配、调节和决定作用的认识和理论表述上，最后就形成了亚当·斯密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一种自然神论或模糊论的“上帝论”思想。也正是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即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论表现不足的影响，就形成了近现代以来，经济学、理“二元分流”的片面发展并影响至今的矛盾情形。

　　后来西方经济学无论微观论或宏观论的市场应用经济学说，以及也可谓是中观论而其实是折中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就完全“虚置”了本应是一切应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那个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原理，并形成为一种经验论、现象论、形式论或技术实用论，以市场边际效用论为理论表现，甚至是片面地鼓吹经济自由化和把自由市场绝对化的那样一种市场应用经济学说，而且还成为了今天的所谓主流经济学。

　　马克思的经济学则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体系中基础理论的真理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价值理论正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继承、发展的理论完成形式;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价值真理，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科学、系统地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就是一般商品关系中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亚当·斯密没有解释清楚，最后以“看不见的手”而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却给它了一个科学的表述，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商品的价值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而上下波动并得以调节的;后者则是马克思把一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批判，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也包括一切形式的社会化大生产)秘密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意义上，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一种关于人们自由权利普遍化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重要理论;问题正是，现代经济科学的完整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本应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统一论(即“统观论”的)。但这后一部分的内容却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虽有所交待却没有完成(有关内容的具体交代，此略)，还需要后来的人们加以补充和完善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专题说明的是，在古典经济学之后而迄今的整个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发展，却一再地发生了价值错位或价值偏离的片面论发展的情形，它所主导的实践发展也一再地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市场关系矛盾之中。

　　迄今的整个西方市场经济学说之所以发生了价值错位或价值偏离的片面论发展，实际上又正是，这些理论都实用主义地建立在了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思想的两个严重误读的基础之上了。

　　这第一个误读就是：把本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思想最重要基础理论的劳动价值理论(也即市场法则的基本经济规律理论)，却实用主义地演绎成了完全是市场现象论的所谓交换价值理论(实为市场交换的价格理论)。

　　正确的价值理论乃是人们建立平等市场关系和进行公平市场交换的基础。古典经济学家们虽然最早地提出了正是人类社会劳动创造了财富的劳动价值理论，但在理论阐述上却始终存在着理论表现不足的某种模糊，并最终形成了亚当·斯密那个著名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仍存在理论模糊的影响下，后来整个西方应用经济学便实用主义地形成了价值偏离的进一步发展，并往往是从更直观现象论的立场出发，片面地把市场经济的理论确立为了各种市场要素分析的所谓交换价值理论，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反映市场供求直观的交换价格理论。但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偏离，却被一些人自以为是地认为，乃是弥补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缺陷的一个重要发展呢。

　　然而，这却实在是对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经济理论的一个严重误读，并直接造成了后来整个西方市场应用经济学说发生了价值错位或价值偏离的实用主义发展，并相继地陷入了各自的深刻矛盾之中。

　　第二个误读则是：把亚当·斯密原本是自由劳动的市场关系理论，却在劳动异化和价值错位的雇佣劳动形式下，实用主义地演绎成了所谓自由资本的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成为了一种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决定论。正是这样的一套实用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方面真正是在维护着私有权利(资本)神圣的资本主义体系，但另一方面则是，它根本就无法科学地面对和有效地解决它自身不断发生的各种市场经济关系不平衡的危机和矛盾。而一切市场不平衡矛盾的最基本方面，其实仍然是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劳动异化表现的弱势劳动和强势资本之间市场关系不对称和社会关系不平衡的矛盾

　　对此，大家必须明了的正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所代表的乃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一种劳动自由的理想。亚当·斯密那部被誉为自由经济宣言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他逝于1790年。马克思称之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发生过周期性的经济过剩危机，那时人们还须要努力面对的也仍然是历史上始终存在着的经济供应不足的问题。所以，亚当·斯密自由经济思想的要旨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首先破除各种市场劳动(生产)关系和市场交换方面的人为管制和特权限制，建立起一种自由劳动和自由交换的市场平等关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最有效地发展经济，增加供给，实现市场的供需平衡。亚当·斯密也正是由此而形成了一套无需要政府来干预市场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所谓“自平衡理论”。所以，亚当·斯密也不可能对后来按资本主义逻辑的未来发展所形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已然是经济过剩危机(而不是经济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行明确的研究和说明。

　　关于自由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历史和辩证地指出，真正的自由劳动乃是生产劳动者同时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直接私有制形式下的劳动，这种“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自由劳动迄今为止的存在形式，又只是小生产的社会存在形式，由于“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除斥作、分工”，因此也“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所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它的解体和被另一种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也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的“另一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形式，也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以来，隨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日益成为资本主义主体经济方式的雇佣劳动生产。

　　亚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发展的生产形式，是仍带有“生产劳动者同时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特征的社会经济形式，也是从农业社会的私人小生产到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过渡形式。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所代表的正是从小生产者到中等资产者们的一种关于确立自由劳动(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理想。但这种理想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就走向完结了。这是由于，“它自身蕴含的经济活力正是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马克思语)——亚当·斯密看到和揭示的正是自由劳动(生产)的市场经济关系可以激发巨大经济活力的方面。但正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更为巨大的经济活力，却使历史很快就进入到本是资本主义正宗，并是以雇佣劳动为主要经济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了。

　　总而言之，亚当·斯密自由经济思想的主旨是建立人们市场关系平等、稳定的自由劳动形式，以便最有效地解决他那个时代仍为历史主题的经济供应不足问题，并实现供需的平衡。但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主题却全然改变了，有些模糊的自由劳动的历史发展逻辑也变成了所谓自由资本的历史发展逻辑。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却并不是什么供需的“自平衡”，而是必然地形成了经济过剩的危机——一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逻辑也不是什么人们自由权利的普遍化发展，而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资本集中和生产兼之下的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一切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逻辑并非是任何形式的或是结果的平衡化，而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资本集中和生产兼并的两极分化。

　　然而，后来的各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守者们，在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各种市场矛盾时，却全然不顾地回避了、甚至是刻意地掩盖了，他们的理论学说实际上已完全脱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也脱离了或是刻意地改换了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自由劳动的理论前提，却只是在形式上以不变应万变地高喊着要“回归斯密”，而时时地祭起了所谓“不需干预市场”和市场可以实现“自平衡”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并意图以此来面对和解决现代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却又刻意地回避了一切市场不平衡矛盾的最基本方面，其实仍然是马克思指出的那个人类劳动异化表现的弱势劳动和强势资本之间市场关系不对称和社会关系不平衡的矛盾。这样的做法在现实中自然是于事无补，并总是不断地陷入了各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我们在此，首先应对整个西方以往的各种市场应用经济学实际上存在着对亚当·斯密理论的两个严重误读作一个思想理论上的澄清，并将以一个建立统观论(统一论)的市场经济(学)革命，来推动和完成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伟大新经济变革，并真正地实现人类文明和世界未来的科学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