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学习过相对论的人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位思维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他坚信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必然性，坚持决定论思想。他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在有比迄今为止更有力得多的反对严格因果性的证据之前，我不想轻易放弃严格的因果性。我不能容忍这样的想法：受到一束光照射的电子，会由它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它想要跳开的时刻和方向。如果是那样，我宁可做个补鞋匠或者甚至赌馆里的一名佣人，都比当一个物理学家强。”这段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气节！然很多人只是仰慕爱因斯坦的智慧，而不理解他的精神。

    关于社会主义，不需要马克思的理论，就从爱因斯坦、康德这些杰出的思想家的理论中也能自然而然地推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如果潜心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绝对不是一家之言，她是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最高的认识形态。反对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呢？可以，但要做足功课，需要将古希腊文化彻底推翻，再建一个全新的文化起源。否则，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道听街头巷尾的市侩之言。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49年为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创刊而作。文中详述了他主张社会主义的理由，后收入1950年出版的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1992年五月与1994年五月，《每月评论》又两度重刊本文。在半个多世纪后，衡诸当世，再读斯文，仍有足多发人深省之处，爰加移译，以飨读者。——译者

　　以一个并非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的人来表达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恰当吗?我有许多的理由认为这并无不当。

　　我们先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天文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看来似乎没有根本的差别：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从特定类别的现象中发现普遍认可的规律，使这些现象的相互联系尽可能明白易解。但实际上，两者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差异。被观察的经济现象经常受到许多很难分开评估的因素的影响，这就给发现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造成困难。此外，众所周知，自所谓文明时期开始，对人类的历史经验有重大影响与限制的，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因素这一项。例如，历史中的大国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来。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国家中，从法律上与经济上都自居为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所有权，从本民族中任命教士。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划分历久不变，并创造一套道德规范，使人民的社会行为不太自觉地循规蹈矩。

　　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最多能提供达成目标的手段

　　但历史传统是关乎所谓昨日之事;至今我们仍未克服凡勃伦【译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制度经济学派 创始人，著有《有闲阶级论》等名著】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时期”。我们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属于那个时期，而且就算我们能从那个时期的经济事实得出一些规律，也无法应用到其他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时期，当前状态的经济科学对阐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在没什么帮助。

　　再者，社会主义是由一个社会——道德的目标所指引的。然而，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更无法把目标浸润于人类心中。科学最多能提供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但目标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设想出来，如果这些目标没有夭折，而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被许多人奉行不辍，这些人在半知半觉中就会推动社会缓缓演进。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必须警惕，在对待人的问题时，不要过于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我们切莫以为，对于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只有专家有权表达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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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之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如果我们自问，为了使人的生活尽可能的满足，社会结构与人的文化观点该怎么改变，我们必须时时意识到有些情况我们是无法更动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再者，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与人口发展已经造就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以人口之相对密集与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而论，细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机构是绝对必要的。那个回顾起来闲适宜人、个人或较小的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一去永不复返了。若说人类目前已构成了一个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共同体，并非太过甚其辞。

　　现在我可以简单陈述，就我看来，造成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这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比以前更察觉到他依赖于社会。但他觉得他对社会的依赖并不是一项有益的资产，他与社会不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社会也不保护他的生存，这种依赖关系反而威胁他的自然权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计。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欲望因所处的社会位置而越来越强烈，而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公益之心则越来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论他们身居何种社会地位，都遭到社会公益之心日趋消沉的祸害。他们毫不自觉地陷于私欲横流中无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独寂寞，享受不到纯真、简单、质朴的生活乐趣。人生短促又多险，只有献身于社会，方可寻得生命的意义。

　　依我之见，真正的罪恶之源就在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我们看到一群庞大的生产者，相互之间不停地力图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凭借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规则。就此而论，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就是生产资料(即生产消费产品及追加的资本品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实也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单起见，以下的讨论我会称凡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为“工人”，虽然这样并不完全符合这个词的一般用法。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有能力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新商品，归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紧要之处是，工人生产出的商品与付给他的工资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依据真正的价值来衡量。只要劳动契约是劳雇双方“自由”订立的，工人所得到的报酬就不是由他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来决定，而是既取决于工人维生的最低需要，也取决于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与竞求工作的工人数量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理论上说，工人的报酬也不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私人资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无实

 

　　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部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由于技术发展与分工日趋细密促使较小的生产单位消失，形成较大规模的厂商。结果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其权力之大连民主社会也制衡不了。这绝非虚言，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挑选出来，政党的经费则大部分由私人资本家资助，要不然就深受资本家的影响，资本家实际上从中隔开了选民与国会议员。结果，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并不能充分保护劳苦无告的下层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现存条件下，私人资本家必然直接或间接控制报纸、广播、教育等资讯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个别的公民就极难做出客观结论并明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常以两大准则为特征：第一，生产资料(资本)是私有的，依资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劳动契约依劳资双方的自由意愿订立。当然，就此而论，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政治斗争，已经获得了成果，使某些行业的工人的“自由劳动契约”有 了些许的改善。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经济型态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大的差异。

　　生产是为利润而开工，而不是为生产有用的产品来满足人的需求。没有条款规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愿工作的人都能就业，一支“失业大军”几乎总是存在。劳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业。由于失业与低薪的工人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也就受到限制，结果就滋生深重的贫困。利润的动机及与之俱生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资本的积累与运用波动不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衰退。没有限制的竞争令工人失业，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弃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对个人的社会意识的斫伤。

　　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罪大恶极之处就在于对个人的这种戕害。我们整个的教育制度都深受这种罪恶之害，学生都被灌进了过份强调竞争的想法，训练他们崇拜名位利禄以为未来生涯之资。

　　我深信要清除这些深重的罪恶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一套导向社会目标的教育体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制定计画来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调整生产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会把工作分配给所有有能力劳动的人，也会确保每个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计，对个人的教育，除增进他天生的能力外，还要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使他不再陷于我们当前社会崇尚权力与功成名就的习气。

　　然而，必须记住计划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发生个人完全的奴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的范围极为广泛，怎样才能避免官僚体系专权跋扈？怎样才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而确保反制官僚权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厘清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当前的环境下，自由而没有阻碍地讨论这些问题被悬为厉禁，我认为这本杂志的创刊对公众是个重要的贡献。

　　1947年，当爱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监控后，深表失望地说：“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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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推倒了主导西方科学二百余年的牛顿古典力学，人类的宇宙观为之丕变，物理学自此开启了新的纪元，举世无不推崇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但较不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自青少年时期始，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除了孜孜于科学研究，对人类的命运也无时或忘。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深为忧惧在科学昌明下，战争恐有毁灭人类文明之虞。1932年7月30日他致函著名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商讨消弭战争之道。信中痛责各国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一小撮统治阶级利欲薰心，为了一己的私利与权位而不惜发动战争，以万民为刍狗。二战期间，他旅居美国，却因他思想左倾并参与了左派的反战和平集会，美国联邦调查局自1940年始，便严密监视他的言行。到他逝世，FBI监视他的档案材料累计达数千页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