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西华：毛泽东和葛兰西有关党建思想的比较研究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作为“伟大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在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初步探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形成了颇具葛式“文化”特征的党建思想。如果说葛兰西是第一个突出党建“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则是把党建思想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就他们有关党的性质定位、党的组织形式和党建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的思想作一比较。

　　一、党的性质定位——群众性的党、先锋队的党

　　如何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各国无产阶级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党的性质有一个准确定位。虽说国情不同，但葛兰西和毛泽东对此做出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党、先锋队的党。

　　(一)群众性的党

　　葛兰西从事革命活动主要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主要由社会党来领导。这个宣称自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体现者、并曾成功地发动最底层群众的无产阶级组织，事实上只是一个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内的纯粹议会型政党，没有能力找到一个使自己同广大群众保持经常接触的行动领域。在领导1919-1920年都灵工人委员会运动期间，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未能发挥革命领导作用，相反只是扮演着事件的普通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对工人作组织、教育和领导工作，从而导致这次运动因缺乏一个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以失败告终。在惨痛的教训面前，葛兰西逐渐意识到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意大利社会党渐失民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懂得以城市工人阶级作为自己行动的全部基础，在开展运动时一贯忽视和不顾人民群众。以此为鉴，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作为“现代君主”的党必须是一个能把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基于被领导阶级、群众同意基础上新型的群众性的党。

　　为此，葛兰西主张必须着手共产党的有机建设，以便“使它成为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善于领导无产阶级去完成它的使命的革命共产主义行动的党。成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通过组织社会经济的途径独立地摆脱政治和经济奴役的群众的党”。[1](p.151)本着意大利工人阶级有能力在自己的队伍中形成一个自治的阶级政党的信念，在1921年1月15日里窝那会议上，以葛兰西和波尔迪加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派”代表退出社会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意大利的共产党”，开始了对意大利共产党建设的探索之路。

　　为了确保党的群众性，葛兰西从多方面作了努力。首先将群众因素视为党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论述“现代君主”及政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时，他曾经谈到三个基本要素：群众，中间要素和领袖。其中，群众是作为最通常的要素存在的。葛兰西指出：“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无疑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2](p.126)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一个组织，通过它，群众能够重新成为政治形势中的统治力量。此外，葛兰西倡导党在吸纳新人的时候不作宗教信仰上的要求，并且在党内除了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外，对普通党员不作过高要求。这些举措激发了群众加入共产党的热情，在葛兰西任总书记期间，意共在人数上增加了3倍，党的群众队伍得以壮大。

　　与葛兰西对党性的认识相一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和党的建设实际，对党的性质作出同样科学的判定。早在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p.602)的伟大目标。这一目标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又符合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4](p.202)为此，就必须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p.1096)与此相适应，中共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都全面地贯穿和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宗旨，这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实际工作中，在解决吸收什么人入党的问题上，毛泽东采用了跟葛兰西相似的方法。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党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党又必须向一切革命分子敞开大门，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担负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3](pp.523-524)这种不只限于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做法，客观上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二)先锋队的党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样无疑的是，如果党“仅仅”由群众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在强调党的群众性的同时，葛兰西和毛泽东对党的性质作了另一个重要的界定，即党是一个先进性的政党。

　　葛兰西强调，党“应该从小资产阶级议会型的政党变成通过工人国家为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单一的完整的具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策略、保持坚强和严格纪律的政党”。[1](p.123)党必须在扩大群众基础的同时，体现自身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应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明确的认识。

　　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首先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必须有社会主义思想。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得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自觉的科学因素，并且较民族性质和民族血统的种种倾向的排他性更为优越，在组织领域能够积极引导无产阶级同上述倾向进行斗争，不断获得胜利。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指导，共产党才得以区别于包括意大利人民党和退伍军人团体等在内的所有其他群众性政党团体。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区别于意大利所有其他群众性政党的第二个特征就在于党极富纪律性。葛兰西认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居民中占的比重很大，由于它蕴藏着的革命精力很充沛，它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但“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的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2](p.126)因此，党的队伍必须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并且在国内或在国际都应该服从铁的纪律。在如何把握纪律性上，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倡导无产阶级服从铁的纪律，并非意味着党必须用独断独行的方法来统治。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是通过许多机构进行的，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党内，中央委员会和隶属的领导机构都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形成，都是在通过工作的考验和通过运动的经验选拔有才干分子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第二个因素能够保证组成地方领导集团和中央领导集团的标准不是机械的、表面上的和“议会式的”，而是能够组成一个广泛的、有分支机构的有机整体，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包罗在内并使它具有纪律性，有利于恢复和革新工人阶级政党的原来结构，符合一个联系群众的、思想一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

　　对于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同样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并极富纪律性。就前者而言，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曾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为此，就必须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作为党建工作的原则之一。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p.533)，这一革命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此，就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理论指导地位，就要端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学风，还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

　　就纪律性而言，毛泽东在整个革命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革命队伍进行革命纪律教育。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5](p.1039)革命纪律是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是这样认为的，在革命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毛泽东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3](p.528)毛泽东把遵守纪律作为民族战争中共产党员的标准之一，认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3](p.522)，通过共产党员遵守纪律的示范力量在部队中强化纪律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为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夯实了基础。

　　二、党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

　　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设而言，组织形式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党的各项任务能否贯彻执行及落实程度的好坏。葛兰西和毛泽东在批判各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提出了作为党的有效组织形式的民主集中制。

　　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官僚”现象这一弊端。葛兰西认为，官僚是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党的官僚派是一些最危险的、毫无生气的、保守的力量，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方式是一种“官僚集中制”。他指出，当官僚集中制在国家内部占了上风时，就说明统治集团达到了饱和，且正在变成一个狭隘的小集团，从而通过控制乃至扼杀新生的对立力量，意图永远保住它一己之私的特权。官僚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当官僚集中制占主导地位时，对于党的发展来说就极为不利，因为“官僚主义的概念最后不会导致统一，而会导致表面上的安静、‘一声不响的’死水的泥潭，所建立的不是联邦，而是‘一口袋马铃薯’，也就是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统一’的单位的机械的结合”[2](p.191)。官僚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后果的危害性，促使葛兰西思考在党内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葛兰西认为，党作为群众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应该实行一种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专政，即建立在自觉自愿地承认这种对于保证事业的完全胜利所必需的威信基础上的专政。①而这种威信基础上专政的取得，源于党内民主与集中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在他看来，二者关系处理的妥当与否是衡量一个政党进步还是落后的标准。“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使职能;如果是倒退的，它就会‘官僚地’(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就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纯粹执行者：它就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警察组织，而它的‘政党’名称则成了纯神话的比喻。”[6](p.34)因此，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必须摒弃“官僚集中制”，而代之以“有机的”民主集中制。

　　葛兰西认为，党作为一个处在永远运动中的有机体，不可能是一个僵硬的结构，“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产生‘有机性’……也就是说，它是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现实的运动，使下面的推动力与上面的指令相配合，使基层群众产生的分子不断介入统治机器的坚硬的骨架从而保证连续性和经验的稳步积累的过程。”[6](p.79)可见，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民主集中制意味着一种“运动中的集中制”，并且较为强调民主。在他看来，党的任务在于把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者组织在一个持久性结构中，并能够对无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级利益集团的大多数行使领导权。只有实行广泛的民主，党才能更好地将领导权建基于被他领导的阶级、群众“自愿的”同意之上，并能在利益关系的“运动的平衡”中为获取和巩固党的领导提供“持续的同意”。

　　与意大利党内存在的“官僚集中制”阻碍党的组织建设相类似，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一些类似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不利于党内民主与集中关系的处理，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指出，虽说党一成立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但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小生产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这就导致了以下两种现象：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没有民主，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就产生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党内也存在着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毛泽东对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3](p.529)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民主或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导致极端，上述两种情况都会破坏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这就给党提出了如何正确解决党内的民主生活不足和极端民主化问题，因此必须对这些错误倾向予以批判。毛泽东身体力行，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要求克服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念这两种错误倾向，并及时制定了党的纪律标准：“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7](p.90)

　　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但科学地论证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赋予民主集中制以科学的内涵，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而且进一步思考了党内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其中，最基础和紧要的是“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3](p.529)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党，促使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三、党建的重要途径——教育与自觉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过程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途径被各国共产党广泛采用。葛兰西和毛泽东在论述教育这种重要途径时，均谈及了在革命队伍内开展的全方位教育、无产阶级与大众教育的相互性以及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在党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全方位教育

　　葛兰西在领导意共建设的实践中，十分注重教育活动的开展。在他看来，教育具有普适性。教育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专门的“学校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并适用于每一个个人在他同其他个人的关系中，适用于知识分子阶层与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杰出人物与追随他们的群众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队与主力之间的关系。”[2](p.33)这从教育的适用对象方面体现了教育的全方位性。

　　作为党的主体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育的全方位性还体现在内容上涵盖了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种教育内容。葛兰西认为，借助学校教育，可以确保无产阶级掌握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文化知识：借助职业教育，可以为无产阶级提供接受工业领域一般技术修养的机会。(例如1919-1920年领导开展都灵工人委员会运动期间，葛兰西就曾主张在工厂委员会内部实行两重教育：一是技术教育，使每个工人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提高总体的生产力，使自己成为生产者，而不是工资持有者。)二是进行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宣传，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工人在提高福利的同时，成为自我管理的人。[8]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在文化道德、理想信念层面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对无产阶级进行“潜移默化”的塑造，在加强党的纪律性，确保党内思想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坚定广大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信念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对于最后这一点，葛兰西特别推崇。即便是身陷囹圄，他也利用在监狱办学习班的机会对党员加强政治教育，在号召党员同法西斯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为培养新的、不受宗派主义影响的干部做准备。

　　与葛兰西相一致，毛泽东也主张在革命队伍中开展全方位的教育。这一点在教育形式与教育内容上都有所表现。就教育的形式而言，毛泽东倡导采用集中教育和经常教育两种方式。其中，集中教育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一种教育方式，并且在教育实践中探索出整风运动这一基本方式。毛泽东认为，这种方式不但有助于广大党员接受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而且有助于端正党风、提高干部思想觉悟。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强调经常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乃至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首要环节。

　　就教育内容而言，毛泽东首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必要性，认为它“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5](p.1094)为此，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党内更为广泛地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例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改造党员，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党章为主要内容，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教育。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确保党的思想统一的同时，毛泽东也倡导在党内开展科学文化技术知识教育，提高党员的知识水平；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和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信心；进行革命纪律教育，促使党员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等等。

　　(二)教育的相互性

　　葛兰西在谈及教育主体时突出了教育所具有的相互性。他指出，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教员”与“学生”之间教学互长的过程，就是“每一位教员同时就是学生，而每一个学生同时就是教员”[2](p.33)。为此，在对无产阶级进行的教育中，除了要发挥无产阶级本身“有机的”知识分子②的作用之外，还要发挥广大群众的作用。在他看来，致力于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党的教育是双向的，党要教育无产阶级，同样党也要从无产阶级中汲取营养。“党不能把自己看成是在空气里得到营养的、靠自己发展的，而应该服从工人阶级真正的渴望，应该组织工人阶级，应该在意识形态里表现工人阶级。如果一个党不把群众看成是运动对象，那样的党就要堕落。”[9](p.25)为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借助自身“有机的”知识分子以知识的、道德的和教育的方式来“说服”群众归化的同时，也应从群众具体实践中汲取养料来充实、发展自己。

　　与此相类似，毛泽东也主张党和群众之间教育的相互性。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向无产阶级党内的知识分子提出要同工农兵结合，期望他们学习群众的优良品质；同时，到群众斗争中去培养爱人民的感情，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以彻底转变自己的立场。再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面对管理城市、领导经济建设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困难，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10](p.1481)

　　(三)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

　　在党内进行全方位教育及与群众之间相互教育的同时，葛兰西和毛泽东均强调了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在党建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进行党的主体建设的过程中，葛兰西在借助教育开展党建活动的同时，一改以往对无产阶级采取的单纯外部“灌输”的教育方式，而是将教育与无产阶级自身“批判性”的自觉结合起来，注重教育过程中党员自身积极性的调动。葛兰西认为，在党的主体建设中，无产阶级自身“批判性”的自觉作用重大。这不仅表现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外部教育的效果取决于无产阶级内部自觉的程度，而且也体现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作为进攻手段的“批判性”的自觉的程度高低对于无产阶级能否取胜所产生的影响方面。

　　葛兰西指出，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政党来说，要在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长期文化攻击的“阵地战”③中取胜，必须首先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所固有的，也不仅仅由外部教育灌输获得，它大部分是从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感情、冲动、见识、能力等“自发性”因素中加工提炼而成的。葛兰西指出，对于革命斗争来说，紧紧依靠“自发性”要素还是不够的，它永远不能导致工人阶级超越现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需要的是“自觉”的要素，换言之，就是“意识形态”的要素。他进一步指出，“自发性”要素实际上正是“自觉性”要素的萌芽，有待于发展为“自觉性”要素。在无产阶级由“自发性”阶段发展为“自觉性”阶段的过程中，“有机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先进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起了“催化”作用，“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实现。

　　与葛兰西将“批判性的”自觉与教育相互辅助的论述相类似，毛泽东也十分强调“自觉”因素在党建中的作用。他认为，要搞好党的建设，就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党员意识。这并非仅仅靠教育就能获得，因为这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需要党员“自觉”、自律意识的培养。这样做有助于实现党的思想统一，进而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总之，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面对的、着力解决的问题。从上述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葛兰西与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不乏相似之处，只是较深陷囹圄的葛兰西所作的“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而言，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更多地付诸实践，更富实践性、更为具体化。对二者党建思想的比较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而且对于现实的党建工作也不无裨益。

　　注释：

　　①参见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0页。

　　②在葛兰西那里，知识分子在类型上存在着“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之分。前者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表面上看，他们“独立于统治社会集团之外”，但实际上，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同特定的社会集团发生联系。后者则是指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上，能够对于群众实践活动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同这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

　　③“阵地战”是与俄国十月革命所采取的暴力夺权的“运动战”不同的方式，是一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意识形态作长期文化上的渗透、进攻、瓦解的方式，它被形象地比喻为“分子式入侵”。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仰海峰.葛兰西狱前思想发展中的四个阶段[J].南京社会科学，2006，(4).

　　[9]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