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

　　杨守森 1955年出生，山东高密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著有《艺术想象论》《艺术境界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追寻诗性之光》等;主编《文学理论实用教程》《新编西方文论教程》等。

卡尔·马克思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子夜》书影

《四世同堂》书影　　

《小二黑结婚》书影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影　　

《创业史》书影　　

《青春之歌》书影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与思考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在他们的论著、笔记及书信中，亦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形成了本原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结合古今中外许多文艺现象加以分析，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艺活动的奥妙，正确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功能，从总体上指明了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而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研究，以求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为科学地把握其精髓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改变旧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观点，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的最早介绍。继而，一些早期共产党人或革命作家，如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在译自苏联、日本，或自己写的文章中，都曾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更多直接接触，是从“左联”时期开始的。1930年，冯雪峰翻译发表了《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一文，其内容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论述。随后，又有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郭沫若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曹葆华、天蓝翻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赵季芳编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陆续出版。正是通过这些论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日渐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恩全集以及其他许多相关文献资料的不断翻译，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基本观念，已进而成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灵魂与主体，一直在指导与影响着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格局，发挥了特有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能。具体来看：

　　首先，让中国的现代文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我们的古代文学中，通常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骚客为主人公的，主要活跃于仕人阶层。在文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原则指导下，许多作家、艺术家，或深入民间或亲临战场，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通过富有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在作品中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艰辛与苦难、奋斗与追求，使人民大众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使文艺成为真正人民大众的文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一种“新的人民的文艺”，得以进一步兴盛发展。文学艺术家们，注重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作品，表现了各个领域的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不仅注重“文艺大众化”，还在努力追求“大众文艺化”。仅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来看，《群众文艺》《大众文艺》《农村文艺》《农村演唱》《说说唱唱》之类刊物异常兴盛，工矿企业、乡村城区的民间文艺组织大为活跃，工农兵作家得到了重视与培养。正是这样一种文艺格局，在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注重的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学艺术要为现实服务之类主张的影响直接相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匕首与投枪”;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到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文学艺术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推动中国社会革命与历史变革的重要文化力量。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在挣脱民族危机，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振兴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以具体作家作品来看，诸如茅盾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子夜》，正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创作出了富于革命现实主义特征的《寒夜》《四世同堂》《日出》等名作。此后，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问世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袁静与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亦均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一些见解与主张，至今看来仍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创作实践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

　　首先，从唯物史观出发，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功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文学艺术，属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要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政治功能与思想倾向。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论及其剧本《济金根》时，就曾由此角度指出，《济金根》这个剧本的根本缺点就是没有在更高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恩格斯亦从政治角度，高度评价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在推翻封建宗教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恩格斯曾高度称许德国画家许布纳尔表现德国纺织工的一幅画，即因其“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也曾将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称之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原因亦是海涅这首诗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当时普鲁士保皇党人“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叫嚣，显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与战斗性。由以上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

　　其次，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文艺观。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坚决反对抽象化、概念化、只顾内容不顾形式的非艺术化倾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及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缺点时，就曾指出，作者以思辨的结构代替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没有艺术化地展现出生活图景。在那封谈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信中，马克思除了不满意其思想内容之外，亦从艺术角度，批评拉萨尔笔下的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告诫拉萨尔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即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再现现实生活。与马克思相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亦不满于其剧本《济金根》中那些缺乏艺术性的“理论性的辩论”，希望能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并认为这“正是戏剧的未来”。从这些论述与主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同时亦强调要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做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角度着眼，特别论及过“文学语言”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批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文字雕琢，炫耀辞藻，矫揉造作;恩格斯也多次批评过某些作者的语言“死板”“毫无生气”“文体古怪”。他们之所以特别推崇德国诗人海涅，除因其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之外，亦因在他们心目中，海涅的作品是“精致的文学”，并指出这“精致的文学”的使命就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

　　与之相关，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这一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美学观点就是要看其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历史观点就是要将作品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看其内容如何，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高度推崇巴尔扎克的创作，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巴尔扎克的作品达到了这样的最高标准，即不仅能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诗情画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同时也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中叶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就，也是因为，那些作家达到了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即能够“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

　　再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正是立足于人民大众的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文艺价值的看法，又是开放的，多元的。

　　具体表现在，马恩不仅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之类的社会功能，以及“莎士比亚化”的艺术价值，亦曾深入探讨过文艺作品使人挣脱异化的人性解放功能，具体论述过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心灵抚慰功能、道德培育功能等等。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看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挣脱自我异化状态，实现向自身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样一个人性走向完全解放的漫长过程中，文学艺术无疑是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正是由人性解放功能着眼，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论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又这样指出：“作家应如实地写出富有自然人性的玛丽花形象，以抗拒宗教对人性的异化。”恩格斯也曾由此着眼，赞扬“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的超过海涅之处，这就是，能够在诗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论及德国民间故事的价值时，有过这样一段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功能、心灵抚慰功能、道德培育功能的精彩论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这样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艺功能观，自然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更为全面地认识文学艺术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最后，要注重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在致哈可奈斯的信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意思是说，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首先要写出真实可信，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还要如同马克思曾指出的，要认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注意通过对其社会关系即典型环境的描写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实质。也就是说，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相互依存的，一旦割裂，就不可能写出既有生动个性又富有社会内涵的人物形象了。恩格斯认为，哈可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缺点正在于，在人物消极被动的描绘方面足够典型，但因“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不够典型，因而也就还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在恩格斯看来，与哈可奈斯的《城市姑娘》相比，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作者虽“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即顾及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让其笔下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因作者片面注重了社会环境，却忽视了对人物的个性刻画，因而也就仍然未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由中外许多文学实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关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符合以写实为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实际。举凡《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哈姆雷特》《红与黑》《高老头》《复活》这些中外文学史上的名作，莫不是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得以成功的。

　　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另如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矫正世界观方面的局限，艺术生产特征，以及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等方面的见解，亦仍具现实意义，有待于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

　　如何正确信守与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的文艺事业进入了高度繁荣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衡量，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我认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有一些创作者，尚缺乏对社会、时代、民族有所担当的责任感，缺乏“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样的崇高追求，致使其作品中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问题。显然，这样一些影响我国文学事业发展的不良倾向，也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在我国曾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研究也比较深入，有许多重要成果出版，如我们学科李衍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史纲》等等，但在创作实践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即使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来看，虽每年都有大量小说出版，但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够得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形象不多。

　　在我们的理论研究方面，亦时见有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文艺观，以新的片面性代替了旧的片面性之类问题。如由原来片面推崇“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转向“去政治化”、鄙弃宏大叙事、推崇“私人化”写作;由片面强调揭示生活的本质，而转向碎片化;由片面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转向片面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等等。这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理论主张，不仅有害于创作，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如片面的“为政治服务”之类的工具论问题，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产生了重大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如法国作家雨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等，都曾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出之于政治动机，却并未因此而影响他们的成就。这表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对于这类问题，亦需我们正确认识，审慎对待。

　　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我们应该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只有科学地而非教条化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本原性地而非断章取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能更好地用以指导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作为文艺理论工作者，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是，要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实质;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紧密结合当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情况，研究分析文学艺术，探讨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只有如此，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才能有助于新时代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