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蚂蚁咬大坝的希望也是希望

　　近日，中央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意见，展露了改变现有不合理证券管理制度的一丝微弱希望。虽然十几年来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一直呼吁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穷人和弱者的共同诉讼制度，但是对于古今中外最开放、西化程度冠绝世界的当今中国而言，却如同蚊子的叮咬无法撼动三峡大坝一样，很难找到真正突破口。虽然十六大后中央和全国人大强行突破，规定8个领域引进共同诉讼制度的部分法律条款，但是这些强制规定很快就被部门法律所抵消。中国法律仍然被锁定在西方国家司法改革之前，同时也是中国改革之后那种落后状态，法律仍然只为富人和强者服务，穷人和弱者没有丝毫办法。

　　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继承了十七大后司法改革必须向天理回归的改革方向，再次向现有的旨在保护富人和庄家而完全置中小投资者利益于不顾的“富人法律”发起了冲击，宣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诉讼制度，终于在中国富人司法制度的钢筋水泥大坝上撕开了一个希望的口子，虽然这个口子就像蚊子叮咬三峡大坝一样的希望极其微小，但是毕竟是一个希望。

　　这次中央政府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诉讼制度的最大突破也是唯一突破，就是一个人打赢官司，所有被侵犯的投资者都可以得到赔偿，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家公司和庄家坑骗了成千上万投资者，这成千上万投资者要分别与公司和庄家打官司，庄家的诉讼成本等于零，而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大于天，这是中国股市富人敢于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证券法最悖逆现代政治文明，最没有天道天理天良的地方。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正是意识到了这种背逆天理、丧尽天良的富人法律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穷人的反抗，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穷人因为绝望而走上武松、张扣扣的暴力复仇道路，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没有中国这样强大有组织的专政力量，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资本家集体发财，所以才不得不进行司法改革，悄悄引进了中国文革的大众政治文明原则，建立了能够稳定穷人的共同诉讼制度。

　　那么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和中国马上就要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诉讼制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是保护富人还是保护穷人的四个最根本问题上。

　　其一，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就像文革的老百姓造反一样，是千百万受害者共同与一个庄家打官司，具有绝对压倒优势，无论是司法界还是舆论界都会站到这千百万受害者一边，庄家必输无疑，不仅官司必输，今后还将很难做人，最关键的是庄家无法收买这千百万人。而中国即将实行的证券诉讼制度，是由一个受害者单独和庄家打官司，赢了以后其他受害者都享有赔偿。

　　一方面这种一对一的官司与现在一对一的官司没有任何区别，穷人仍然请不起律师，富人仍然拥有最庞大的律师团，并且单独收买一个案子的律师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必输无疑，打官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会造成穷人之间互相残杀，把受害者对富人的仇恨转向受害者之间，比原有的制度对穷人更加不利。特别是按照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律师是从最后赔偿中提成，而中国则是提前收取律师费。这就决定了美国的著名律师都愿意替穷人告富人，只有告富人才能获得更多分成，而中国的律师只愿意替富人告穷人，只有告穷人才能提前获取巨额律师费。

　　其二，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中国文革期间的“有罪推定原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自证清白，只要被告不能自证清白，原告的诉讼要求就自然成立，而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而将要实行的中国证券诉讼制度仍然坚持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只要原告拿不出证据，轻者败诉，重者还要以诬告罪论处。而现代社会，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比如股市中任何一个中小投资者都绝不可能拿到庄家的证据，因为他连庄家是谁都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就决定了受害者不打官司是死路一条，打官司更是死路一条。除了自杀和他杀之外，没有任何选择，并且最悲惨的是他杀都不知道应该杀谁，只能杀那些无辜的更弱者。这就是当年武松能够血溅鸳鸯楼，而今天的复仇者只能血溅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根本原因。可见现代法律制度对富人的保护，是到了何等无微不至的程度。这种恶法治世的所谓法制社会，可以说是最没有天理天良的社会。

　　其三，美国共同诉讼制度是由完全属于法盲的老百姓根据道德判定有罪还是无罪，实行的是中国文革中的群众判案，群众专政的原则，而当今中国证券诉讼制度则是由法官根据法律判定有罪还是无罪。这是完全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作用的两种法律。一方面，共同诉讼制度判定有罪无罪的公民陪审团是由身份证抽签产生，必然会根据天理天良等世俗道德来判案，绝不会给律师和法官留下法律空子可钻，避免出现张扣扣那样违背道德和民意的惨案。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目前中国这种律师和法官相勾结的腐败现象。可见共同诉讼制度是穷人的法律，而当今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富人的法律。

　　其四，同一案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赔偿方式和额度不同，这是完全吸收中国文革和东方司法原则的结果。共同诉讼制度，不仅在决定有罪无罪上道德起决定作用，在最终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上，道德仍然起决定作用。如果是财大气粗欺负人，则会百倍千倍万倍地赔偿，如果是平白无故受欺负的穷人和弱者，也同样会得到超过实际损失百倍千倍的赔偿。这也就是让富人胆寒的惩罚性赔偿。这种赔偿方式，主要是来自于毛主席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根据不同道德品质而采取不同处理结果的新中国司法原则。而当今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则根本不管是不是财大气粗欺负人，只讲事实而不讲道德，全都按照相同方式和相同金额来赔偿。由于相同金额对于富人和穷人的影响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只要有钱，谁都可以随便欺负老百姓。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这个共同诉讼制度这么好，又是来自于中国，为什么中国不实行这套法律制度?我们已经无数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首先是利益决定的，是当今中国富人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当今中国的庄家和大股东的利益决定的，当今中国金融集团的利益决定的。他们违背天道天理获取财富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更喜欢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而不喜欢吸收了现代政治文明和东方法律思想的当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这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背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方向、逆历史潮流倒着改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就是妖魔化文革的结果。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会议中，包括在私下讨论中，在中国只要一提起共同诉讼制度，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共同诉讼制度的上述原则属于文革浩劫。中国官僚富豪和知识分子几十年对文革的妖魔化，已经把富人和穷人之间，剥削者和劳动者之间，压迫者和反抗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凡是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东西，统统都属于文革浩劫。如此以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阶级斗争推动下形成的有利于穷人的所有改革，全都变成了一种政治罪恶，从而把中国改革推上了与现代政治文明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

　　第三，群众不觉悟也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本人从事证券教学和研究几十年，曾经无数次在课堂上问过学生、股民、普通群众、官员、企业家等各种教学对象：有罪推定好还是无罪推定好?法盲判案好还是法官判案好?赔偿额应该重在道德品质还是实际损失?所得到的回答几乎全都是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是精神枷锁的强大力量，让老百姓主动去维护残害自己的法律，同时还把那些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视为异端。今天是耶稣受难日，西方之所以要搞这么个东西，大概就是为了提醒老百姓的这个悲剧命运。

　　回顾中国的改革过程就会发现，那些越是对老百姓剥夺严重的改革，最早越是老百姓交口称赞的改革。朱镕基对老百姓的剥夺最严重，把住房、教育、医疗等原先的免费福利全都变成了暴利产业，并且规定法院“三不受理”——拆迁案、下岗案、股市案——把老百姓整得连党内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别的总理都是干8年，朱只干了4年就不让他干了。可是朱却成了当时中国老百姓交口称赞的改革总理。可见，要砸碎老百姓的物质锁链，首先要砸碎他们的精神锁链。否则，即便是物质锁链砸碎了，老百姓也会拾起来当做项链重新戴在自己脖子上。十六大以来，中央在共同诉讼制度问题上一系列突破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反向改革，不是向着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去改，而是逆着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去改，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法律党的原因。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扭转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一是要依靠党中央的力量，二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十六大以来，中国在共同诉讼制度的改革方面，之所以一连串的突破最终全都收效甚微，就在于只有中央力量这一个方面，没有人民群众力量的配合。就像毛主席生前所总结的那样，过去历次整改之所以不管用，就是只有自上而下的力量，而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而中国利益集团最大的特点又是怕下不怕上，上面有一条政策，下面有一百条对策，根本不把中央政策放在眼里，唯一令他们惧怕的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一起来，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会显形。这就是中国所有官僚和老板只怕舆论监督而不怕上面监督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大众政治时代，在大众政治时代，单靠中央的力量来解决方向性问题，就如同蚂蚁咬大坝一样，虽然有希望，但希望十分微弱。只有同时也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把蚂蚁咬大坝的微弱力量变成社会历史潮流的强大力量，才有可能改变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否则一句“特色”二字，就能够抵消掉社会政治文明的所有进步，这次撇开共同诉讼制度继续反向立法，理由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诉讼制度。“特色”二字的最强大力量，就是不否认社会历史的进步，不否认男女厕所，但是却强调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男人，不受男女厕所的约束。除了人民群众的强制约束之外，包括中央在内的任何人对此都无可奈何。

　　不过我们对特色二字也要辩证地来看，既要看到特色二字抗拒文明和进步的消极方面，也要看到特色二字承认文明和进步的积极方面。我们说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承认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是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已;我们说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就是共同诉讼制度)，就是承认了，共同诉讼制度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明，同样是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已。但是这种承认本身就为社会主义，共同诉讼制度，以及所有先进的政治文明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人们就可以在这个合法性基础上，克服各种“国情”障碍，推动社会向着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发展。

　　大家要相信世界政治文明的进步，相信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经过这次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瘟疫之后，中国将很快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一个明确选择，最终会抛弃特色二字，至少会对特色二字作出重新诠释，就像十八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所讲的那样，不管是什么特点，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国之所以能够率先从瘟疫中摆脱出来，成为全世界首先战胜瘟疫的第一个国家，所依靠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与此同时身陷瘟疫灾害而不能自拔的西方国家，究其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造成的。如果他们不能够效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做法，他们就不仅不可能从瘟疫和危机中摆脱出来，甚至还会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所以这次瘟疫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警醒，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更优越的问题，清清楚楚地摆到了人类的面前，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相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讲，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今天从“特色”二字中所看到的含义，与以往便有了很大不同。以往我们看到特色二字，所看到的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顽固抵御;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变——向着大众政治文明转变，向着社会主义转变——的艰难不易，看到的是蚂蚁咬大坝的那种顽强和希望，虽然这是一种微弱的希望，但微弱的希望也仍然是希望。此时此刻，我们的内心情感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批判，而是在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深深祝福，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早日脱掉特色二字，挺起胸膛向着全世界宣布，今天中国人民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202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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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台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的意见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日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中央第一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其中，在资本市场方面，《意见》明确，要制定出台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的意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完善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市场建设。

　　“这为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健全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就是要夯实要素市场交易基础设施，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引导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恰逢新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迎来改革窗口期。

　　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突出短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意见》分类提出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改革的方向，明确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具体举措。

　　具体来看，土地要素方面，着力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劳动力要素部分，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畅通落户渠道。

　　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技术要素部分，着力激发技术供给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数据要素部分，着力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意见》还提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探索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实行发行注册管理制。加强债券市场评级机构统一准入管理，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推进证券、基金行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有序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条件，推进境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近日在参加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时表示，证监会正按照已经公布的资本市场改革12项重点工作，包括推进注册制改革、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改进和强化中介机构服务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创造更加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环境等，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曾刚表示，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营造适合市场参与各方发展的环境基础，让市场发挥作用，对于造假、欺诈发行的要加大打击力度，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极大地约束违法违规者，震慑踩红线的人。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优化投资者结构，吸引长期资金入市，让资本市场的基本环境得到改善，发挥好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