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淳朴的穆斯林兄弟

张宏良:淳朴的穆斯林兄弟

        这两天发了几篇谴责以色列屠城加沙的微信，一下子来了许多穆斯林同胞要求加入微信好友，他们只有两个字“谢谢”，然后就沉入了人群之中不再说一句话。他们的淳朴让人感动，在此只想对他们说一句:穆斯林兄弟，让我们携起手来，重建那个时代的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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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蓝色眼睛里的红色宁夏

来源：中广网

　　1972年2月15日，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春节，一个美国人因胰腺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与世长辞。在北京什刹海畔住所的宋庆龄连夜亲拟唁电稿，最后一句是：“（他）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他的妻子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到中国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这个美国人就是埃德加·斯诺。他蜚声国际的《西行漫记》，1/4内容正是在宁夏完成。今天，我们透过斯诺的蓝色眼眸，看到的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红色宁夏。

　　走进红色海洋
　　23岁那年，斯诺从家乡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在华尔街的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无意中，他获得一笔资金，于是决定作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中国是他旅行中的首选之地。在《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挽留下，斯诺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主要从事记者工作，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
　　1933年，斯诺定居北平，接受了燕大新闻系的邀请，担任起新闻系的兼职讲师。1934年斯诺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尽管他已经收集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位忠于现实、正直的新闻记者却因为自己没有亲临一线采访而一直没动笔。1936年，当他得知驻守西北的张学良与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消息时，认为自己进入陕北的机遇来到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认为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为什么，作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
　　1936年1月，斯诺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求助于宋庆龄；当时另一位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也向宋庆龄表示要去江西苏区工作，但红军已北上，宋庆龄让他等候时机。1936年5月的一天，斯诺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遇见了北京学联主席黄华，他说：“中国红军从瑞金到陕北长征，横跨11个省，纵奔二万五千里，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啊！黄先生，我感到红色中国太神奇了。我想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周恩来，但我不懂汉语，请你给我当翻译好吗？”黄华说：“只要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6月中旬的一天，黄华突然看到天津《大公报》上刊登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采访后写的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到陕北去的想法，想去参加红军。恰巧此时埃德加·斯诺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秘密地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两个人便约好，一起出发。宋庆龄很快为斯诺的旅行做出了安排，并通知乔治·海德姆也去。7月下旬，黄华和乔治·海德姆、斯诺在陕甘宁苏区的保安县（今志丹县）重逢了。　　在宁夏的那些日子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便提出要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为保证他们的安全，中央派一个骑兵小分队随行护送，于8月中旬来到宁夏豫旺堡。如今的豫旺堡是宁夏同心县的一个镇，1936年是这个小镇最辉煌的时期：这里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首长就驻扎在这里。
　　1936年8月22日，西方野战军总部为斯诺和马海德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驻扎在这里的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李富春等人及各师团的代表和驻豫旺堡的连以上干部参加了大会。彭德怀和斯诺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把（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讲演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在场的红军听不懂，经过黄华的翻译后，赢得了热烈的鼓掌。事后，住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的墙壁上，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当时，红一军团第四师驻地毛居井，距豫旺堡比较远，就派了10多名代表，由政治部卢仁灿科长带领，前来参加这个不同寻常的欢迎大会，从缴获的战马中精心挑选了两匹上等黑色骏马送给斯诺和马海德。斯诺和马海德跨上战马，绕场奔跑了几圈，引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热闹的笑声。
　　此后，斯诺、马海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西征部队中去，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斯诺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进行紧张的采访。马海德每到一地，深入红军驻地了解那里的医疗卫生状况，受到红军和回民的真诚欢迎。他在西征前线一边陪同斯诺采访，一边给当地红军和回民群众治病，当地回民对他非常友好，把他当作穆斯林兄弟对待，这使他很受感动。他发现回民中间姓马的较多，为了更好地同群众相处，便决定在自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面加上马姓，把后面的“姆”字去掉，改名为“马海德”。
　　在豫旺堡，由于他们住在西方野战军总部的院子里，可以经常和彭德怀司令员交谈。彭德怀给他介绍了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还领着斯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给斯诺的采访提供许多方便。斯诺对红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感到新奇，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下，他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对红军的生活作了进一步观察。
　　在豫旺堡采访10天左右后，1936年8月26日，应徐海东军团长邀请，斯诺前往驻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红四师送给他们的战马，经过5个小时的驰骋来到下马关。途中，他们遇到前来迎接的一排骑兵战士。来到城外时，当地军民组成“欢迎委员会”夹道欢迎。在城内，红十五军团的广大指战员两旁列队欢迎，城门上挂着一条“欢迎美国国际新闻工作者到苏区调查”的横幅。红旗飘扬，军号齐鸣，歌声嘹亮，欢迎场面十分热烈。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军团长长谈一整天，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
　　1936年8月29日，斯诺在徐海东陪同下，前往住在红城水的红七十三师前线阵地参观采访，又找了部分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回民群众交谈，较为系统地调查了解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情况。后又转入吊堡子一带对驻军广大指战员进行采访。9月7日，斯诺与彭德怀等领导人告别，取道甘肃环县河连湾回到保安，10月21日又由保安到西安，后返回北京。这位杰出的记者在宁夏的日子结束了，到北京后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这本名震世界的不朽著作。《西行漫记》有1／4的篇幅是记述在豫旺地区的采访活动和感受，埃德加·斯诺是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时期宁夏的第一个外国人。　　宁夏———难以铭灭的记忆
　　对预旺堡镇，这个当时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斯诺的眼中是这样评价的：如果不到这里，就不会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不会相信正规红军的精神、纪律，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会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那时，在宁夏的红军使斯诺看到了一种让他感动的东西——— 快活。这是他在东方所看到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认为，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活”这种比较高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红军刚刚结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令斯诺震撼。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在宁夏，他从中极为强烈地看到了红军无论是领袖还是士兵都共有的一种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一篇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从斯诺的手中发出来。1937年10月，由这些报道结集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在一个月内，5次再版，销售10万册以上。它被称为“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20本必读书之一，从1938年到1966年，在美国发行了6．5万册，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　小说销量都大。在全世界，这本书已有至少9种文字的译本，至今每年的发行量平均在8000册以上，它拥有亿万读者。
　　1938年2月，征得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查禁，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轰动全国，在香港以及海外，出版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毛泽东高度评价《西行漫记》，说它“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文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