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国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

     

       中国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最大不同，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卖国力量的根本原因。

　　有人说苏联东欧后来的富豪也是侵吞国有资产，其实完全不同。今天俄罗斯和东欧的富豪，是在全国平均分配国有资产券之后，从老百姓手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与中国富豪通过权钱交换的刑事犯罪手段，是有本质区别。那是制度犯罪而不是个人刑事犯罪。

　　由于中国富豪犯罪致富主要依靠的是各级官僚，这就造成了中国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和富豪集团，为了避免被人民所清算，宁可毁掉这个国家，也不能让人民重新掌权。当今中国面临崛起或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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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应重查国资转让：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

　　（来源： 我要正义网微信订阅)

　　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到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吊样的富豪们。

　　“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不是生产富豪的本土人，更不是生产富豪的本国的官方机构，却是那个被誉为“民主斗士”的台湾人李敖。在他看来，昔日那个救穷人脱苦难，扶社稷于既倒的共产党，时不过60年，人不过三代，颜色尽改，这是怎么啦?

　　李敖说的话，也正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了也白说的话。

　　人们在问，历史在问，这是怎么啦?　　从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前后经过大致相等的两个30年。前3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目之所及，满目苍夷，人人面有饥色，处处藏污纳垢。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饿怕了的中国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等贵贱，均贫富，挺起腰杆子做人，激发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大干社会主义。即使在帝国主义全方位的封锁下，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解决了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吃飯的大问题，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日益巩固的国防。这个时期，我们靠集体的力量，建立了一大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积累了几万亿的资金，拥有了比较雄厚的家底，为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打了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虽然还不富裕，但心里很踏实。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78年和1949年比，我国的工业增长了38.4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雄居第一。同一时期，被吹得牛比烘烘的“日本奇迹”不过20倍，在我们之下。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修正主义的前苏联合计十几倍，位居第三。意大利七倍、西德六倍、法国五倍、美国四倍，而老牌的英国更不值得一提，只有 1.8倍。我们发射了红外侦察卫星，能够回收卫星，并且已经培训了航天飞行员，成了世界第三个航天大国，我们造出了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成了第五海军大国。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在世界上处于第二位，和先进水平最多只差五年，台式机在1973年已经形成系列，批量生产，与美国最先进水平只差三年。我国的反导弹 640工程不但世界最最先进，还世界唯一;。。。美帝国主义空喊了星球大战，到最后都是假的。……可以断定，如果毛主席健在，那么要不了多久，一觉醒来，人们会看到一个工业上、农业上、科技上和国防上都处于世界最前列的中国已经屹立在前面。”(《毛泽东时代我们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的》，曹为平，乌有之乡，2010-3-3)

　　反观后30年，一代伟人离世，时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生活在变，观念在变。新闻媒体上使用的最多的字眼是“改革开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赚钱，人们最担心事情的是失业。“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句很平实的话表达了此时人们的复杂感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私有经济的合法化，人们在“猫论”的指导下，“不问手段，只问结果”，“摸着石头”踏进了资本主义这条河流。这一切都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的。所以才有了工人下岗，农民进城。外资涌入，国企殆尽。资源枯竭，雾霾弥天。进而导致腐败丛生，贪官无忌。崇洋媚外，白银外流。高楼林立，望楼兴叹。贫富泥云，民怨载道。物资的极大丰富，换来的是信仰的极端贫困。文化上的西风劲吹，换来的是道德的缺失。这就是今日不能忽视的社会现象。

　　经济体制改革，在善意的出发点下，实质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盘西化。我们从国有企业的解体，厂长经理的走马上任，就不难发现这条公有制演变成私有制的轨迹。河北保定铸造机械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从一则资料可以看到这个演变的全过程。　　保定铸造机械厂原隶属于国家一机部大型国营企业，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保定市建立的八大企业之一，该厂建于1956年，拥有资产3亿多元(人民币当时币值)，职工2000余人，建厂50多年来，生产形势一直很好，从未停过工、停过产，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企业，就在文革期间，因生产等各项指标完成的好，曾受到一机部的表彰，成为该行业全国的优秀样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利用厂长经理负责制，大搞“铁腕治厂”，把工厂变成厂长经理的一言堂。1996年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此时的“保铸”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后不久，就强令600多名职工下岗。通过这种“铁腕治厂”，“保铸”完全变成了肖中庶的一言堂。1997年“保铸”依照当时河北省主要负责人程维高(因腐败被处分)的指示，合并于田野汽车集团，遂改名为“河北省田野汽车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肖中庶任总经理，但其性质仍为国有企业。在经营形式上依旧延续原来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和田野集团没有实质上的联系。肖中庶对“保铸”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独断专行，做出任何决定，无人监管，无制度约束，这就为他侵吞国有资产洞开了方便之门。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二步是在厂内建立私企，啃噬国有资产。2001年12月7月，“保铸”总经理肖中庶在“保铸”内成立股份制私有企业——“保定维尔铸造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肖中庶为总经理。这样，肖中庶就有了双重身份，既为“保铸”法人代表，又重叠着“维尔”的法人代表。实质上“维尔”是个既无资金，又无实质性经营场地，也无人员构成的空壳。“维尔”建立后，肖中庶双脚踏跨“保铸”“维尔”公私两个企业，统一操控，分别运营。他精心构思了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啃噬“保铸”，养育“维尔”。整个生产经营系统仍然是原“保铸”一套人马。“保铸”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的生产，但生产出的产品却贴上“维尔”的产品标签，以“维尔”名义销售，利润自然流入“维尔”帐户，而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各种保险，社会统筹、税金等却都由“保铸”负担，记在保铸开支的费用里。就连职工身穿印有“维尔公司”字样的工作服，也均由“保铸”出钱购买，总之就是这样，吃“保铸”育“维尔”，削瘦了国企“保铸”，养肥了私企“维尔”。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三步是肢解国企，将国企的优良资产切划给私人企业。2002年7月12日，“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钢铁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签订协议，以入股“亚新”的名义，将“保铸”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近250亩地的场地及附着物肢解，以不可思议的条件廉价割划给“亚新”。评估的总地价额为5034.59万元，也就是说土地价格为27.13万元/亩。当时该地段农田价为50万元左右/亩，现已升值百万元以上了。企业场地价格应该更高。既便按当时市场农田价计算，244亩地应为1.22亿元，按土地资源局所评估的185.55亩计算地价总额应为9277.2万元。实际较之评估价额5034.59万元，差额为7165.41万元。国土资源局的评估即压了土地额，又压了地价，仅此一项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165.41万元。加上其他方面，“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的合作共使1.3亿元的国有资产流进了私企及个人腰包。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千方百计谋划国企破产，借机吃光掏尽剩余的国有资产。2007年12月21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保破字第2-10号民事裁定”宣告：“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通知中说：债务人实际资产总额为134253794.08元，负债总额为163183045.94元，资产负债率为121.55%。从字面数字看“保铸”实际亏损资产额为28929251.86元。但保铸实际财产却远远超出评估财产。在评估资产时，肖中庶隐瞒了价值近3个亿的两大部分厂区，一是原属于“保铸”后被肖中庶私自拆除的科研楼、大礼堂等十几处建筑，现又建为“维尔”的大型组装车间厂区。这一部分价值1亿多元。另一部分为保铸生活区的建筑群。这些建筑有20栋单身宿舍楼、托尔所、供热站等价值2亿元。2009年1月5日，对“保铸”的拍卖活动设在肖中庶的小会议室进行，那天，厂公安处人员倾巢出动，严密封锁通道，严禁其它竞拍者和“保铸”工人们进入，这就保证了肖中庶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9466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评估值1.5亿元，实际价值5亿多元资产的国企，(440亩土地现按农田每亩100多万元，光土地就价值5亿元)。致此，“保铸”全部归为“维尔”所有，成了肖中庶享用不尽的美餐。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国退民进”的改制，肖中庶个人发了财，从昔日的穷光蛋，变为今日的千万富翁，成为了新兴的权贵。他在房改时没钱买房，到处告借才凑够几千元的购房款。今日，全家三口各有一辆高级轿车，其爱人由一个农妇变为一个满身带金(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的豪门富婆，每天开着高级轿车进出赌场;家有豪宅4栋，“维尔”账面上还有99万元的股份，还有大量其它财产。他又相继把其儿子、妹子、妹夫、七大姑、八大姨十余人弄到厂内，安排到科室任要职，拿高薪。更可笑的是亲自把其儿子提拔为室主任，享受中层干部待遇，真是一人当官，全家沾光。广大“保铸”工人则在“国退民进”的改制倒了大霉。“保铸”工人们平均每月拿到800元左右的工资，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学，娶不上媳妇，在最低生活水准下挣扎。此外，肖中庶拖欠全厂职工的工资，医药费，保命钱等达1.1亿元至今不给，还想借破产“程序终结”一笔勾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肖中庶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是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极力支持的。仅以肖中庶伙同“亚新”肢解“保铸”为例，2002年7月15日，肖中庶向保定市政府秘书长苑丰平(肖的老乡)副市长李文泉呈报“关于以厂区南部土地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报告中这样写着：“最近，在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撮合下……保铸将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约200亩基本闲置的土地经评估后入股“亚新”……2002年7月30日，保定国土资源局向市政府呈报的“关于对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公司以划拔土地入股亚新钢铁有限公司的意见中了写着”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用闲置土地约200亩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扩大再生产。2002年8月28日，保定市主管副市长陈永久在该国土资源局的意见书上批示了“同意”二字。还有工人不断的同肖中庶斗争，但是都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制。例如，当工人们气愤地将肖中庶侵吞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审计部门也进行了查证，情况属实，将材料转到市纪委。但当检察院对此要立案侦案时，市纪委一位常委却诡称“材料丢失了，没法查了”。

　　看看保定铸造机械厂“国退民进”的“改制”历程，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一共差不多10亿原属于人民的资产就被肖中庶为代表一小撮人侵吞。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持权抢劫”是什么?然而，保定铸造机械厂绝非个别现象，不过是30年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制”被侵吞的数十万家国企之一。像作为《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大家身边都有“国退民进”的“改制”实例，包括农村的集体企业“改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和保定铸造机械厂的情况大同小异。“国退民进”就是“国退资进”，就是“人民退权贵进”，就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持权抢劫”。难道还有疑问吗?(原作者：雨夹雪。这一部分参考了《关于保定铸造机械厂缘何破产的调查报告》)

　　从上面的资料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国有资产是如何化解成权贵资本、公有制如何演变成私有制的，而这一切都得到了政府的极力支持和一些人的纵容。完成这个蜕变，仅在十年之间。这是一场在改革开放旗帜下进行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兵不血刃，软刀子割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公有制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被瓦解了。大批国企工人，无数国营企业的职工，工龄被“买断”成为失业者，捧着可怜的一点卖身钱，他们欲哭无泪，欲诉无门。于是，资本主义就在九百六十万平公里的土地上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权贵们逍遥复逍遥，成了这片土地上的神圣的主宰。文中的肖中庶或许只是一个小角色，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庞大的资产阶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面临着像前苏联一样解体的严重局面。

　　如果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依靠暴力，是充满血腥的掠夺。那么当今天权贵资本的积累则是依靠权势，是充满欺诈的敛财。如果说当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是明火执杖的抢劫，那么当今权贵资本对国家资财是瞒天过海的窃取。如果说侵略者掠夺中国的财富靠的是枪杆子，那么权贵资本侵吞国家财产靠的是印把子。他们攫取财富的方式表现形式和手段不同，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境外强盗，一个是社稷内贼。这样一来，富豪们就可以极尽奢华，挥霍天伦，“白玉为堂金做马”。就可以锦衣玉食，烈火烹油，“花银子像淌海水似的。”就可以广厦千间，金屋藏娇。就可以出卖祖宗，“反认他乡作故乡”。他们中的一些人，披着共产员的外衣，包藏着损国叛党的祸心。他们盘踞着党和政府的高位，干的是吃里扒外的勾当。他们打着为民服务的幌子，谋取的是封妻荫子的利益。他们满口冠冕堂皇，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就是华夏民族的不肖子孙，是大中华的乱臣贼子。

　　或许，这就是对当今富豪成因的一个粗略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