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从百姓自杀到官员自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

张宏良：从百姓自杀到官员自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

　　又是一个官员跳楼自杀！习总执政以来，官员跳楼自杀已司空见惯，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就像习总执政以前，人们对老百姓自杀习以为常一样。
　　自从九十年代数千万工人下岗以来，特别是朱镕基的“三不受理”以来——法院对企业改制案不受理，房屋拆迁案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总称“三不受理”，由于法院“三不受理”，那些失去工作的百姓，失去房屋的百姓，失去钱财的百姓，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西方的恐怖主义还没有引入中国，老百姓除了自杀之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大家打开新闻，听到的总是老百姓自杀的消息，如富士康十三跳，年轻妈妈抱着患儿在医院跳楼，患病老年夫妻携手跳楼，下岗工人跳楼，拆迁户跳楼，凑不起学费的父母跳楼……总之，都是老百姓跳楼，都是老百姓自杀，都是老百姓死于非命。偶尔有个别官员死于非命，也都是要么死在女人床上，要么死在酒桌上，很少有跳楼自杀的。
　　而今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相反变化，官员跳楼变成了不绝于耳的新闻，而百姓则在官员的绝望中逐渐看到了希望。中国的这个变化，是因为改革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变化。
　　以往中国改革一直是放权让利的改革，向官员放权，向老板让利。由中央政府把老百姓的权和利集中起来，没有底线地的官员和老板发放，造成了官权和资本的极端泛滥，特别是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官员皇权化，地方官员的权势甚至超过以往的皇权。以往的皇帝也不能随便给喜欢的女人戴乌纱帽，而今天的官员却可以随便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
　　这种官权改革把所有单位全都变成了封建庄园，老百姓自然也就处于了男为奴、女为娼的境地，一旦不甘受辱，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这就是以往老百姓不断自杀的原因和背景。
　　如今中国改革改弦易辙，要加强中央集权，约束地方官权，顺应天道人心，凝聚社会民众，实现民族复兴。这就要求官员必须变换一种活法，一些官员难以适应这种变换，或者已无法完成这种变换，只能重蹈以往老百姓的悲剧，选择跳楼自杀。
　　可见，如果说从楼上跳下来是个人意志品质决定的，那么让谁从楼上跳下来则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现在跳楼角色的变化，表明中国的环境开始变了，变的官员开始绝望，老百姓开始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