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靠谁来监督?
笔杆子,礼部尚书有问题是件大事!
枪杆子,兵部尚书有问题是件严重大事!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两个领域,所以说了:
“舆论阵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占领。”
“枪杆子里出政权。”
两个一结合,有了“三湾改编”,有了“支部建在连上”,有了“党指挥枪”。
作为一个伟大的党,又靠谁来监督自己?
壹.
莫言是党员,但他反对“土改”;
柳传志是党员,但他希望医疗市场化;
胡锡进是党员,但他右而墙头草;
何祚庥是党员,但他割裂改开前后历史。
这些人真的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吗?
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有疑问没有解答,有些东西就要松动,应该要重视这问题。
我党作为一个伟大的党,敢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内部的矛盾。
革命年代,当时党员不断扩充,后来发现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不少,到了延安,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斯诺到延安发现:在一个红军营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对此,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毛主席多年后回忆起这件大事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十个没有”。
而当今呢?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这些年来的反腐斗争取得巨大的成绩,腐败官员的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这告诉我们反腐斗争要一直在路上。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如何真正营造出一个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什么的生态?如何治呢?
贰.
我党不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内部矛盾,还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在井冈山时,我党就一直跟腐败作斗争。
王复元是因贪腐被开除党籍的第一人。
最典型的就是谢步升被执行枪决。
到了延安,黄克功有着显赫的战功,犯了罪,很多元老为他说情依旧被处决。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犯了罪,还是被执行枪决。原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所言:“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对于腐败分子勇于用重刑!
当时不仅用重型,还要接受群众监督。
20世纪,中国有两个文化命题,一是蒋廷黻的“世纪之问”,二是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
“世纪之问”有部分比较偏激,另外部分当时有信心者都认为能够实现。
毛主席更关注“周期率之问”,他给出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进京赶考”告诫战友们别做李自成。
可惜退居二线后,有些问题又出现了。
毛主席信辩证唯物主义,不信自己能“万岁”,但他相信人民群众可以“万岁”。
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当然,党员也应是如此!
晚年发起的一场实验,就是让人民监督官员,可惜有些人扩大化、形左实右。
敢于对上位者监督,力量来源于底层组织起来。“现在的中国人民是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从集体到各自拼搏,加上精英层非常善于勾起和放大普通人内心自私的那一部分,以此贩卖他们的自私学说,导致精致利己和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分不清敌友。
人们开始原子化了。
这一路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党,不仅仅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勇于有重刑,更要有人民的监督。
不忘毛主席的思想,做好先锋队,组织起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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