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九尾狐妖祸中华

九尾狐妖祸中华
——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

张宏良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天济律师事物所高级律师（合伙人）郑胜利，日前发表了一篇宣言：《张勤德现象”值得警惕-----兼评张勤德利用两篇文章诽谤他人名誉的法律后果》，宣布要替被批评的所有“西山会议派”打官司，追究批评西山会议的张勤德的刑事责任。还公布了他所在的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和邮箱地址，呼吁参加西山会议的所有“著名人物”委托他代理诉讼，尽快将敢于批评他们的张勤德绳之以法，投入监狱，以儆效尤。现在有多少高官和名流在和郑胜利联系不得而知，但是利剑已高高悬起，在警告整个社会，批评精英集团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要被投入监狱的。

        关于这位郑大律师的个人品行，舆论已有许多评论，包括发表他宣言的网站编者按中都有一针见血的揭露，在此就不再说什么了。并且理论争论应该只对事物本身进行分析，哪怕对方是个十足的恶棍也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在此只是有些疑惑，不明白郑胜利为什么要隐匿他北大教授、北大学院院长等真实身份，只说是高级律师，甚至连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老板身份都隐匿了。北大教授，学院院长，政协委员，律师事物所老板------，这些头衔是何等荣耀，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只称自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律师呢？        郑胜利在隐藏什么呢，不会是敏感于他的“知识产权”专业吧，搞知识产权的所谓精英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是大家都看的十分清楚的，他们为国际资本攫取中国资源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损失中自己捞了多少，这恐怕是他们自己想起来都心惊肉跳的巨大数字！发达国家的所谓知识产权，说白了，就是揣着一本菜谱到你家去吃饭，吃完以后还要你付他钱。这本来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付中国的一个工具。就在中国加入WTO前夕，美欧等国操纵WTO突然设置了一个“知识产权局”，目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对方中国。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那些法学家们，不仅没有为中国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掠夺，相反，却紧密配合美欧等国际资本及时打起了知识产权的旗号，不仅要求我全盘接受国际资本的规则，甚至要求我国全面放弃我们已有的规则，即所谓和“国际接轨”。结果，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学法学界精英集团的配合下，国际资本以此为手段，把中国财富增长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甚至是出口利润的绝大部分拿走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才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郑胜利是不是为此隐藏他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我们今天也不想讨论大规模的“国际接轨”运动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需要专门文章论述的。对于郑胜利个人财富上的卓越成就，我们也姑且接受时下精英们流行的说法，这位郑大律师或是郑大学者或是郑大院长或是郑大委员，完全是凭借其学识和能力成为新一代富豪的（之所以称其为富豪，是因为郑胜利公布的办公地点富华大厦，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世界首富微软公司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地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从“郑胜利现象”反映出的中国精英集团的历史本质。

       如同郑胜利概括的张勤德现象一样，郑胜利文章反映出的则更是目前中国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权且采用郑胜利的逻辑，就称为郑胜利现象吧。所谓“郑胜利现象”，是指中国所谓精英阶层特别是经济学法学界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

        首先，就社会属性来讲，他们是一群没有固定身份、社会属性很难界定的多性人（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所谓“杂种”），集官、僚、学、商于一身，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就像这位郑胜利一样，你说他是什么？北大教授应该属于学者，学院院长应该属于官员，律师应该属于师爷，政协委员应该属于政治幕僚，合伙人（即老板）应该属于商人，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公司独立董事、学会协会理事（甚至有些人还兼有黑道身份）等，这些本来互不相干的身份都有，如同八爪章鱼，触角伸向了社会每一个利益位置。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有过的极其可怕的严重后果。

        其一，是构成了对以分工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破坏和反动。文明的进步表现为分工越来越细，人的身份越来越具体，中国现在的精英集团可好，向后跨越几次历史大分工，把社会分工中所有的利益位置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跨越社会几大分工从而占有社会所有利益位置的极端疯狂的贪婪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便是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以西山派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既不要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要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其它任何社会制度的奥秘所在，因为自古至今，无论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出现也不会容忍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代表的人类文明都坚决排斥，而把他们这种极端荒谬的现象起了个十分动听的名字：“中国特色”。就这点来讲，张勤德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的确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切进步和文明，统统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坚决排斥。这种极其荒谬的资源配置现象虽然实现了精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却是以整个社会的文明退化和秩序混乱为代价的。这些年来之所以社会弄的不三不四，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官员不像官员，名流不像名流，甚至白道不像白道，黑道不像黑道------，其根源就在这里。

        其二，是突破了人类社会所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历史上从皇帝到百姓，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利益和约束的统一，现在的官学商等多种身份的集于一身，却在单方面集中这些身份权利的同时，摆脱了这些身份附属的义务和约束，形成了权利和约束、利益和风险相分离。在官员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学者、商人的优势和退路，可以不用遵守官场规则；在商人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官员、政治幕僚、学者专家等多种身份，可以不用遵守市场规则；至于在学者面前那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既可以凭借权利和资本两个武器随意创造学术成果，也有能力有条件随意占有任何人的学术成果，不顺从就通过“改革”整死你，“改革”在这些人的嘴里已经成为整人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了。由于多种身份可以使其超越任何一种身份的约束，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现实社会中各个领域所有的规则秩序便荡然无存，进而突破了人类所有社会的道德底线。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始终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这位郑胜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典型说明，郑胜利宣布要替中国40多个省长部长富豪名流打官司，谁都能看出是一种一石多鸟的市场炒做行为，既能扩大影响又能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顶级精英变成自己的客户资源，同时还能讨好一下自己的上级——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在郑胜利自己开列的委托代理名单中）。如果郑胜利只是一个一般律师我们可以不去理会，问题是郑胜利还是北大教授，如果这个案例被搬到课堂上去，将会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产生何等负面影响。这种把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争论用来进行商业炒做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发国难财，是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包括他们最崇拜的现代美国，都被视为是最恶劣的行为，去年进驻遭受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市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就接到命令，对乘机发国难财的人格杀无论。目前中国奸商不可谓不多，但是敢于突破这个道德底线，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商业炒做的人并不多，这些“多性人”之所以敢如此的肆无忌惮，与他们的多种身份有关，可以说，多种身份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道德底线的突破，大家知道，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敢于用气枪射击记者，却不敢去其它俱乐部兼职踢球。为什么？单一身份使他无法规避巨大职业风险。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凡是具有单一身份的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学者，甚或是黑道人物，他们承担的风险都是无法规避的，是没有退路的，这就使他们往往都有一个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所谓“盗亦有道”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多种身份却使他们敢于把任何一个领域的道德底线踩在脚下，对他们来讲，任何一个身份的风险和约束都是附属的，能够随时剥离的，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王硕小说中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敢于突破任何道德底线的随意行为，最终使他们喊出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不敢公开喊出的口号：“做学问就是应该不讲道德！”“学者就是不应该替老百姓说话！”现在郑胜利又补充了一条：替老百姓说话就是应该被送进监狱！这样的教授，能培养出说邱少云“那样的傻瓜再也不会有了”的学生，也就不足奇怪了。发表郑胜利文章的网站编者按中有句话说的十分深刻：“随着郑胜利律师文章的出笼，中国右派专政的时代可能已经到来。左派已经是势单力薄了，左派早已是强弩之末，财大气粗的右派这时还要踏上一只脚，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专政的意味。”这就是几十年他们来妖魔化人民领袖、妖魔化人民革命，甚至连历史上人民起义也不放过妖魔化的真正历史用意和历史结局。可惜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失去一切时才明白对方的真实面目，所以尽管善良的人们是多数，但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永远都是善良的人们。

        其三，多种身份还助长政治腐败、社会腐烂和商业造假，并且把知识和学术变成了附属权贵的“二奶”。在精英集团的推动下，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已经从政治领域流向学术领域，商业造假更是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其中，精英集团推动的多种身份是腐败和造假的一个直接原因。多种身份的官员，既有学者的退路，又有商人贿赂上司的资本，这种情况会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只能通过自己捞取钱财来建立退路和获取贿赂上司的资本，以弥补单一身份的劣势。这样一来，精英集团不仅自己突破了道德底线，也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不得不跟随其同时突破道德底线，否则就肯定要被淘汰。近年来落水贪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为了安全，为了建立退路。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为社会捐助、敢于冒险抗灾、敢于见义勇为，却不敢不贪的根本原因。至于商业上的伪劣假冒则更是与此有关，官员身份使他们能够占有市场有形资源，学者身份又使他们拥有舆论无形资源，平等竞争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单一身份的商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选择要么贿赂官员要么制假售假，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出路。多种身份的弊端就在于让其中每一个身份都丧失了真实功能，官员丧失了官员功能，商人丧失了商人功能，学者丧失了学者功能。这些丧失了真实功能的官员商人学者，本身就是一群“伪劣假冒身份”的人，既然人都是伪劣假冒的，物又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可见，人的伪劣假冒是物的伪劣假冒的根源。

        至于把知识和学术变成权贵的“二奶”，则是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祸害。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对知识分子的彻底摧毁，一是当初的科举制，学者官僚集于一身，虽然为个体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入仕的途径，但是却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阶层给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集团或阶层，而只是官员的一个附属身份。二是今天的所谓“学者官僚”和“现代儒商”。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非学历不得入仕的政策，和历史上的科举制一样，虽然为个别知识分子升官发财创造了途径，但是却把知识分子整体上变成了权贵的“二奶”，文凭、学历、职称等知识分子毕生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毕生追求的荣耀，越来越变成了权贵们挂在腰间偶而用来把玩的玉坠一样的装饰品，当教授、博士等知识分子用来抗衡权贵的传统荣耀，不过只是官员和商人名片上排在最后一行的一个很随便的装饰头衔，知识分子被挤压的就只剩下委琐和卑贱了。幸亏中国的官员和商人还是谦恭自敛的，并没有因为腰里别个职称兜里揣张文凭就真的以为自己有学问了，如果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也像精英集团那样的无耻，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早就濒临灭绝了。虽然中国官员和商人的谦恭挽救了知识分子的灭绝，但是却沦为任凭官员商人玩弄的“二奶”，以往那种令知识分子血脉贲涨的信仰、理想和激情，已经成为“极左思潮”的排泄物，被嘲弄羞辱的臭不可闻，少数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还被加上一个臭烘烘的“粪青”称谓。要想不被视为“粪青”，就只有冷血，冷血，再冷血，麻木，麻木，再麻木。这种情况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越来越分裂成两个极端，一部分变成了西门庆，像精英集团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为，除了不懂得羞耻，什么都懂得都敢做；另一部分变成了武大郎，只能可怜巴巴的卖那些沾满精英集团浓痰和排泄物的“知识炊饼”，还要日夜胆战心惊的准备接受西门庆对自己家庭结构的任意“改革”。这些年精英集团喊的响彻云霄的产权改革依据“科斯定理”，就是典型的西门庆逻辑：“无论财产是谁的，只要谁使用财产的效率高就应该归谁占有”。显然，西门庆的男性效率比武大郎高，所以潘金莲就应该为西门庆占有，武大郎反对资源优化配置，浪费社会最为稀缺的红颜资源，被打死属于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谁对西门庆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改革。可惜西门庆死的太早，如果西门庆活到现在，一定是最坚定的改革派，甚至会成为西山派的天然领袖。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沦丧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民族又怎么能够创新！中华民族是无与伦比的智慧民族，打开除今天之外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页，我们都会为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所震惊，都会为历朝历代灿若星辰的创新成果所叹服。美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把人类送进现代社会的发明的百分之九十来自中国。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三大武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全部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这么一个智慧的民族，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被这些所谓精英集团毁到了发明创造等于零的地步。佛家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积聚千年的精神伟力和文化资源，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被内部极少数一伙所谓精英分子毁坏殆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浩劫。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辱骂“文革”十年只造了八个戏，是一场文化浩劫。但那8个戏中至少还有被列为世界文化艺术经典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现在30年过去了，被精英集团称为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今天，创造出一个世界文化艺术经典作品了吗？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大到经济制度小到电子产品，有哪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智力退化了吗？不是，随便翻一下报纸就能看到大量类似例子：一个小学都没上几天的普通农民就能用让化学教授都难以置信的各种化学配方制造出各种各样有毒食品；日本地铁红外线控制入口见到中国留学生就自动打开的现象，连东京警事厅最优秀的刑侦专家都感到大惑不解；震惊全国的银行信用卡诈骗案破案后，让人更加震惊的是作案者居然是一些没文化的农民；不到五分钟就能破除最先进的奥迪轿车的防盗密码，把奥迪轿车完好无损开走的也是一些没文化的农民！这种从反面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伟大智慧和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精英集团搞的学历制度、考试制度和职称制度等逼入了另外一个负面渠道，只能扭曲的表现出来。许多左派只是批判他们通过反毛抽掉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灵魂，其实他们通过三大制度扭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其危害更甚。大家想想，连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贡献完全是零的日本人，都在天天向我们索取知识产权费用，如果不是精英集团几十年对中华民族愈演愈烈的制度型勒索，智慧的中华民族何至于落到发明创造等于零的地步！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被扭曲的创造力将要重新爆发出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旦被压制被扭曲被扼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爆发出来，意味着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将被重新良性改写。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犯罪积累”，其集团利益已经与民族利益根本对立的精英集团来讲，无疑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转变。道理很简单，只要社会沿着创新道路走下去，势必要斩断束缚中华民族的三大邪恶制度，而这三大邪恶制度既是他们多种身份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又是他们从事“犯罪积累”、勾结国际资本束缚中华民族的工具。于是他们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疯狂攻击，企图把这一意义深刻的社会历史转变过程，变成他们过去那些早已让公众麻木和厌倦的陈词滥调和空话套话，继续把中华民族摁在没有任何活力的一潭死水中，以方便他们和国际资本的继续宰割。 他们表面是在攻击左派，实际是在阻挡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他们的集团利益和阶级属性决定的，是他们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代表地位决定的。他们不仅是攻击左派，只要违背他们的即得利益，他们对其它右派同样攻击，比如海外民运派的“全盘西化”就违背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攻击起来丝毫不比对左派手软。因为他们不想在中国真的搞资本主义，只是想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把中国永远变成他们肆意宰割的对象。对他们来讲，真正的资本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可怕：搞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失去以多种身份胡作非为的特权；搞社会主义将使他们既失去胡作非为的特权又失去肆意掠夺的金钱。所以他们一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恼火，最痛恨的就是问姓资姓社，竭力让中国永远处于既不受资本主义文明约束，更不受社会主义文明约束的“约束真空”状态，不仅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胡作非为，他们儿子孙子乃至世世代代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胡作非为下去，永远享受西门庆式的改革成果。现在，张勤德偏偏要问什么姓资姓社，等于是在逼人断子绝孙，要把张勤德置于死地也就是必然的了。不知为什么，从西山派、刘吉、郑胜利等人对他们无比怀恋的那个“不争论”年代的呼唤中，总是感到有一种森森的杀气，耳边仿佛总响着一种彻夜不绝的装甲轰鸣声。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啊，你们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总不会是杀猪宰羊的自由吧！并且从这种森森杀气中，也总是感觉到精英集团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把左派送上法庭这么简单，后面将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更大的罪恶。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像当初邓小平那样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争论的第一步，已经失败了。这第一步的失败，使他们丢掉了自由民主的旗号和改革的旗号，让人们看清了他们所谓自由民主和所谓改革的虚假本质，也让他们站到了与人民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了。接下来他们将要实行的第二步是什么我们不能断定，但是能够断定的一点就是，他们将再次站到与中华民族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他们迈出第二步的脚已经抬起来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

        其次，就其思想属性来讲，“郑胜利现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信仰并否定人类所有信仰，为了公开张扬和美化罪恶而疯狂的践踏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自己没有任何信仰并且否定人类所有信仰，自己没有道德底线从而否定人类社会所有道德，把中华民族空前的无信仰无道德约束状态，是精英集团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犯罪。他们用随意玩弄的态度肆意亵渎人类所有文明成果，他们什么都不信仰却什么都随意玩弄。文革结束后，先是用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天天叫喊《资本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后，又说《资本论》过时了（西方国家一部《圣经》数百年，也没见哪个西方知识分子提出过哪条哪款过时了），要全盘西化，搞自由民主和法制；仔细一看西方国家，又发现自由民主法制是把双刃剑，即约束对手也约束自己，玩的不痛快，于是又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搞起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什么？如同前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仑女士说的那样，“中国特色本来是个好东西，现在却成为了干所有坏事的借口”。他们自己为此高度概括为一个字，就是玩：玩理论，玩学说，玩文化，玩信仰，玩理想，玩民主，玩自由，玩法律，玩国家，玩民族，玩百姓，总之一切如同玩小姐一样，没有真的。他们向共产党要权的时候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向共产党分权的时候玩自由民主；在扒老百姓房子占老百姓地的时候玩法律；在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玩改革；在欺男霸女胡作非为实在没有理由的时候就玩特色。人类社会所有高尚严肃认真的东西，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和具有决定性支配作用的精英集团的任意玩物，社会价值观的沦丧和道德体系的崩溃就成为注定的结局了。就拿要把张勤德置于死地这件事情来看，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法制观念，都不可能发生要用法律来解决意识形态争论这种荒唐事情，况且这样干的还是什么高级律师。马克思《资本论》三大卷，批判了资本主义一辈子，几乎所有值得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批判了，也没有被人弄到法庭上去，那还是资本主义早期比较野蛮的时代。现在张勤德不过是表达了一下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和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被送上法庭置于死地。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要把一个宣称信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送上法庭！中国的精英集团已经肆意妄为到了何等程度！他们不仅仅是在向左派示威，也是在向七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示威，向13亿中国人民示威！并且郑胜利字里行间反映出的那种玩弄法律的态度更是令人震惊，郑胜利既然是个律师，就应该知道有罪无罪是由法官判决的，可是在还没有起诉之前郑胜利就胸有成竹的宣称张勤德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古往今来，什么人才能在打官司之前就这样有把握？恐怕连街头卖烤白薯的都知道，只有那些早已勾结串通好法官的人才会有如此把握。看来，中国所有落水法官的后面都有着律师的影子，是有其现实必然性的，甚至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总结今天司法现象的一条规律。

　　在这里我们顺便指出，目前中国司法领域的腐败与中国律师制度的扭曲有很大关系，中国移植西方文化两个最大的败笔：一是律师制度；二是资本市场制度。就律师制度而言，中国的律师本身又是法学精英，这样就把目前中国的精英立法演变成为律师立法，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律师参与立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原则，而律师利益的最大化就是犯罪成本的最小化，犯罪成本越小犯罪行为就越多，犯罪行为越多律师利益就越大。如此一来，法律不再是约束和惩罚罪恶的工具，反倒成为要保证作恶连续不断的工具，从而使立法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腐败，成为所有腐败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就拿《证券法》来说，中国《证券法》与世界各国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民事赔偿条款，欺诈被抓也不用赔偿，这就使其所有法律条文都失去了意义。虽然法律规定严禁发布虚假信息，但是发布了怎么办？发布了也就发布了；虽然法律规定不准操纵股票价格，但是操纵了怎么办？操纵了也就操纵了------大量类似的法律规定，使法律从出台的那一刻起，就不仅成为犯罪者嘲笑的一纸空文，甚至成为保护犯罪者免受民间惩罚的强大保护伞。假定说没有这种法律，庄家可以在股市里面宰杀散户，散户则可以在股市外面报复庄家，这至少可以在民间这个层次上形成对违法犯罪者的制约。可是现在有了这种法律保护伞，民间的报复就变成了一种犯罪，这就在事实上为犯罪者同时解除了法律惩罚和民间报复的双重制约，中国股市之所以变成一个犯罪渊薮，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建设法制社会以来，出台法律越来越多，犯罪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讲，现在除建国后一直存在的《刑法》之外，其它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基本没有起到什么约束作用。为什么刑法有作用？就是因为《刑法》不仅规定了不准犯罪，并且规定了对犯罪的惩罚。如果说，《刑法》也像《证券法》等法律一样，虽然规定不准杀人不准抢劫不准强奸等，但是杀了也就杀了，抢了也就抢了，奸了也就奸了，对犯罪的惩罚没有任何规定，那么《刑法》也将是白纸一张。

        其实，《刑法》之所以没有像其它法律那样被阉割成为犯罪保护伞，并不是这些精英们粗心大意，而是与其集团的性质有关，《刑法》主要针对的是暴力犯罪，而其它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律主要针对的是资本犯罪。穷人没有资本犯罪的资格，唯有的就只是暴力犯罪，虽然富人也有暴力犯罪的，但是毕竟暴力犯罪是穷人唯一的反抗方式，保留《刑法》的惩罚功能更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所以《刑法》才没有像其它法律那样遭到精英集团的阉割。不过最近他们也开始打起了《刑法》的主意，其标志就是目前法学界响彻云霄的“非暴力犯罪不处死刑”的呼吁，如此以来，富人犯罪就可以免除死刑，可怜今后穷人在犯罪方面都与富人不平等了。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咒骂文革是搞封建，可是他们却要把连封建社会都要批判的“刑不上大夫”搬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这就是他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法制建设！如果说他们把中国老百姓逼上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三难”绝境，勾结国外资本掠夺中国各种资源，还可以用所谓“改革要允许试错”来辩解的话，那么在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故意删除掉对资本约束的内容，就只能是一种危害国家和人们利益的有意识的集团犯罪了。其实，最早发现他们对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律理论偷梁换柱、随意阉割的，并不是经济学和法学界的左派，而是他们一度追捧的两个政治领导人：赵紫阳和朱溶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就多次追问：“为什么一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东西到了中国就变样，效果完全相反？”朱溶基更是愤怒的直接痛斥他们“是把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的东西当作经典经验拿到中国来”蒙骗朝野各界。 

       可见，精英集团不仅是仇恨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们同样也否定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张勤德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的确是有些不准确，其实他们什么主义都不信，如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是一帮徘徊在地狱门口连下地狱都没有资格的可怜虫”。或许有人会说他们还是有信仰的，至少他们信仰邓小平。的确，几乎所有精英集团成员张口闭口就是邓小平，声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可是，只要看一下最近他们的叫喊就会发现，他们对邓小平的全部呼唤都集中在“不要争论”上，并以此为依据多次密谋上书，要求中央主要领导要像当年邓小平那样动用国家政权力量出面平息争论。碰了一鼻子灰后便聚集一起煽阴风点鬼火，攻击现在中央的政治路线，甚至在会上大骂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这就是“西山会议”的本质和由来。  

       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反常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精英集团历次攻击共产党，从当初的梁漱溟到后来公开投靠国际反华势力的海外民运分子，几乎无一例外的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可是这次他们却截然相反，这次他们攻击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恰恰是攻击共产党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早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转变之初，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精英宣言，其中宣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大集团，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垮台。”不但表明了与中央政治路线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还对中央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发出了政治威胁。后来，当他们看到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路线，已经通过“十一五规划”成为实践，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全面有序地不断出台，全国人民开始欢欣鼓舞满怀希望时，他们又施出了三十年来一直惯用的卑劣伎俩：编造谎言，欺骗舆论！编造现实的谣言，编造历史的谣言，编造中国的谣言，编造外国的谣言！什么“美国的数据证明，如果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整个国家就要破产（李剑阁）”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低就是工人权利太大”“拉美国家的动荡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老百姓素质低民主高，是老百姓生活福利太好（刘吉）”，最荒唐的是他们居然忘记了三十年年来一直在骂计划经济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却突然一反常规说“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之前造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两极分化比现在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刘吉）”写这个文章的刘吉居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个刘吉还根据自己发明的一套有精英特色的奇特计算方法，说什么中国的城乡差别是算错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的社会科学被玩弄到了这种程度，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二是目前精英集团喊的震天响并且不断向中央请愿的所谓“不要争论”，他们同样用编造谎言的手法，说什么中国历史上的落后挨打，都是“争论”造成的，是“争论”让中国失去了多个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的落后是不是“争论”造成的暂且不论，在这个问题上精英集团表现出的那种十足的流氓无赖嘴脸却必须要说清楚。三十年来正是他们天天叫喊西方的文明和强大是发展自由民主的结果，是争论出来的，并且经常重复培根的那句名言“我誓死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同样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们自己也是通过争论成为精英名流的。现在怎么别人一说话，“争论”就成了落后挨打的根源？他们在向共产党索取权利时，高喊专制集权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在自己的本质被揭露时，他们又高喊“争论”（也就是自由民主）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到底什么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真不知道中华民族是怎么了，竟然如此倒霉背运，孕育出这么一帮翻云覆雨的理论流氓！

　　他们在今天提出“不争论”居心特别歹毒，用意极端阴险。人类社会正处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华民族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恰恰反映了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内在要求，是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的人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化资源将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如同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样，文化将成为信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一场以东方文化为核心的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铺开，谁在这场东西方文化大融合中占据优势谁就拥有世界未来。就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最伟大历史转变面前，精英集团却提出了“不争论”的要求，文化就是通过争论向前发展的，不争论文化就不能发展，不争论知识就不能完善，不争论真理就不能发现，不争论民族就没有活力，不争论社会就是一潭死水；不争论中国就要被排除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过程之外，中国就要亡党亡国，中华民族就要子孙断路、灭绝香火！谁希望他们在中国搞不争论？全世界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华势力寄希望与他们；李登辉的“七块论”寄希望与他们；美英日等战略研究报告中所谓“一次性永远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寄希望与他们；赖斯代表美国政府宣布的“要通过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新型发展战略，也寄希望与他们。

　　真理越辩越明，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可是这些所谓知识精英却要搞什么“不争论”，让知识分子不争论，如同让老天不下雨一样的荒谬。可是多少年来他们却做到了，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是靠两个东西，一是把知识分子整体变成“二奶”，用利益的绳索拴住他们，让他们从小到大再到老，考完学校考文凭考完文凭考职称，不死不休的毕生都在疲于奔命，哪还有时间精力去争论！这是精英集团摧毁中华民族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大法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天天喊改革，却对现在的教育和学术制度不仅不改革还要努力维护完善的根本原因。二是所谓“打棍子扣帽子”。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是精英集团的第二个法宝。他们说文革中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从而使“打棍子扣帽子”成为邪恶的同意语代名词。他们这样做，最初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属于定性分析，也就是要求认识事物时首先要实事求是的确定事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这种定性分析方法对于所有站在人民和历史对立面的集团来讲，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能够彻底戳穿反动集团的伪装和假象，过去老百姓的“照妖镜”“试金石”之类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精英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定性分析十分恼火，一听定性分析就骂作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文革遗风”。他们就这样用指责别人“打棍子扣帽子”的方法，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从学术研究领域中驱除出去了。就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发现了“打棍子扣帽子”的妙用，便把“打棍子扣帽子”本身变成了一个棍子和帽子，成为他们做各种坏事的护身符，你只要指出他们所做的坏事，就说你是“打棍子扣帽子”。就像现在郑胜利维护西山派一样，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别人却不能说他们搞资本主义。张勤德说了，就是“狂妄之极、空前绝后”的“打棍子扣帽子”；就是“实行政治屠杀”“要搞血腥镇压”；就是“政治心理阴暗”是“卑鄙目的和卑鄙手法”等，并发誓一定要将张勤德绳之以法。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现象出现了：他什么都可以做，你却什么都不能说；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你说他做了什么却要遭受法律制裁。要说也可以，但是不能带有定性分析的概念：流氓不能说是流氓，只能说是身体某一部分接触不当；小偷不能说是小偷，只能说是钱包临时放错了地方。否则就是“打棍子扣帽子”，就是诬蔑诽谤，就属于万恶的“文革遗风”，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有这样一个护身符，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指责地去放心大胆干坏事了，以至与在放心大胆干坏事方面，他们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横行的年代，哪怕是历史上最胆大妄为的流氓恶棍，和他们今天的胡作非为相比较，都只不过是寻常小菜。就拿那个杀夫淫妻的恶棍西门庆来说，作为历史上集流氓之大成者的西门庆，也只是勾引潘金莲情愿相好，也只是失手打死了武大郎，并没有闯进武大郎家里强迫武大郎下岗离家、强行霸占潘金莲，也没有带着打手去扒掉武大郎的房子，再把武大郎骂作“钉子户”游街示众，更没有强迫武大郎承认妻子被霸占属于“优化组合”，逼迫武大郎放声高歌赞美自己是伟大改革。可是，现在的精英集团是怎么干的？在城市，他们开着推土机扒掉老百姓的房子，再把哭天抢地的房主骂作“钉子户”拿到电视台去示众，还下令全国法院不准接受“拆迁户”的诉讼。在农村，带领警察强行圈占农民土地，农民稍有不满就被作为破坏稳定的“闹事者”投入监狱，他们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什么叫压倒一切？一切是个全称概念，就是什么天理人伦、人性良知，统统可以压倒不管！在股市，他们采用法律手段和国家信用，把七千万股民的二亿五千万现金几乎诈骗干净，其惨境可谓是血流成河，而那个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李剑阁却说什么“这是风险教育”，二亿五千万现金便成为他们收取的学费。他们把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变成暴力产业，造成中国百分之六十的老百姓宁可死在家中，也不敢去住院看病；每年高考发放录取通知书，都有家长因为拿不出学费而自杀，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了父母黄泉路上的催命符。够了，够了，再说下去连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良心都要承受不住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就其野蛮性还是就其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当初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形成了比“羊吃人”还要厉害的“房吃人”“药吃人”“教育吃人”的时代。当时英国老百姓至少还有申诉甚至直接向国王申诉的权利，可是中国九十年代全国法院拒绝受理拆迁户和股民的诉讼。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加以纠正，任其发展到今天，真不知道中国会出现怎样的哀鸿遍野、冤魂蔽日的恐怖景象！过去批判林彪时有句话，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说明至少还知道廉耻，可现在这帮精英集团，却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连好话都懒得说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脱了裤子强奸，穿上裤子去法院。彻底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廉耻和良知。你张勤德算什么？老子先用文革这顶被妖魔化到极端的大帽子砸死你，砸不死再用金钱权力加法律来整死你。这就是精英集团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法制社会，也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法制社会。他们天天喊西化，可是却把中国许多经济法律体制弄到了连西方人都看不懂的地步，任凭你费尽口舌解释千遍，西方人也是一头雾水，最后只能以所谓中国特色不了了之。

　　再次，“郑胜利现象”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但是他们却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犯罪，犯罪——恐惧——仇恨——更疯狂的犯罪，他们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推动下越走越远。

　　精英集团心怀怨愤和仇恨，这个现象是许多善良人们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他们是几十年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大的利益集团，而遭受损失最大的，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那些付出“改革成本和代价”的老百姓。比如深圳，从一个荒凉渔村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是作为建设者主体的民工工资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平均八百元下降到不足五百元，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的强制干预，就连这不足五百元都以“拖欠”的名义被老板无偿占有了，完全是奴隶社会的白干。这种情况也就是同是北大教授的厉以宁所讲的要坚持和发扬的中国建设现代化三大优势（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拖欠工资的民工）之一；也是刘吉所谓不是城市欠农村，而是农村欠城市理论的唯一依据。按理说，应该是老百姓对精英集团充满仇恨，可现在恰恰相反，是精英集团对老百姓充满仇恨，甚至像郑胜利这样不顾斯文的破口大骂。这就形成了善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历史上所有利益集团拥有的他们都有了，历史上许多利益集团没有的他们也有了，他们为什么还有仇恨还要骂街？。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精英集团的仇恨和骂街，是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之后出现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爆发仇恨？伊索寓言给出了明确回答：“受害者会原谅害人者，但是害人者永远不会原谅受害者”。害人者的罪恶越大，恐惧就越深，恐惧越深，对受害者的仇恨就越强烈。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犯罪规律。几十年来，精英集团完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为谁在干，尽管其中作为个体的许多人包括郑胜利在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行为只是受自私本能的支配，想尽可能多捞一把而已，但是作为集团意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越到后来其犯罪行为越严重，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大，就越是恐惧有一天会被清算，特别是他们被自己攫取的巨大国有资产吓怕了，唯恐黄世仁、南霸天被清算的一幕再次上演，并且他们十分清楚，和他们的罪行相比，当初被枪毙的黄世仁、南霸天简直就不算什么。这种恐惧越深，对国家和人民的仇恨就越强烈，如同债务人对有可能让自己破产的债权人的仇恨一样，只要债权人不死不亡，这种仇恨就必然与日剧增，唯一解脱的办法就是债权人的死亡，也就是社会崩溃国家解体。否则，只要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存在，无论他们掠夺的财富再多，无论财富转移藏匿在哪里，无论兜里揣有多少个国家的护照绿卡，都是不会踏实没有安全感的。如同一艘大船上犯罪的船员，这艘大船到达彼岸之日，就是犯罪船员遭受审判之时，他们唯一逃脱审判的办法，就是凿沉这艘大船。这也就是马克思毛泽东所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既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精英集团内部的许多个人意志为转移。如同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资本家内部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他们只要踏上资本经营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要么是剥夺他人生命，要么是自己的生命被剥夺。”现在的精英集团也是如此，无论其内部个人品行如何，都必然要受精英集团整体意识的支配，不惜一切手段的要彻底毁掉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

　　 国家内部的精英集团故意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怪现象。纵观人类历史，许多集团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危害作用，是后来人们用历史坐标划定的性质，其本身在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比如东条英机的军阀集团、希特勒的纳粹集团以及蒋介石的卖国集团等，他们在当时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包括汪精卫的汉奸集团也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像今天这样把国家民族有意识的推向死路的利益集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仅纵观历史绝无仅有，横看当今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各个国家都有左派和右派，彼此也都往死里整，但是在国家利益上，各个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却是绝对一致的。就拿美国来说，民主、共和两大政党都是不惜一切手段把对方往死里整，甚至陷害、暗杀总统的办法都能想出来，如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街头被刺杀的肯尼迪总统等，但是两党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却是惊人的一致。21世纪的两场战争最能说明美国内部对立各派在国家利益上的团结，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整个国家朝野一起造谣，说科索沃到处都是“万人坑”，男人几乎已被杀光，再不进行军事干涉连妇女和儿童也要被杀光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特别是在美国，揭穿这个谣言十分简单，可是却没有任何一方指责对方造谣，乘机打击对方，双方在国家利益上高度默契。对伊拉克更是如此，全国一起喊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定要武力占领伊拉克，其实所有美国人都清楚，如果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是绝不敢轻易动手的。自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来，美国什么时候敢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动过手？从来没有！就是这种连美国人自己都会偷着乐的谣言，所有对立政治派别都假装相信，为什么？也是国家利益！总之，世界各国无论是对立政党还是左派右派，都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可是在中国，左派右派的斗争却总是表现为爱国和卖国的斗争，历史上老的西山派最后就是由右派沦为汉奸派的，新老西山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老的西山派是成为汉奸后才卖国，新的西山派则是为了卖国才成为汉奸。所以老的西山派历史上有的是不新鲜，新的西山派却极其罕见，罕见就在于历史上的汉奸都是在外敌入侵的武力逼迫下形成的，在没有外敌武力逼迫的情况下，主动成为美国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社会力量”，古今中外的确罕见。有人可能会说，许多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颜色革命”虽然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但是并不损害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至于此前推翻共产党上台的苏联东欧的右派，不仅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甚至没有出卖老百姓的利益，他们把共产党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全部都保留下来了，像俄罗斯后来那么困难，都没有取消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右派能获得老百姓支持的原因。中国精英集团则完全相反，他们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疯狂剥夺老百姓的利益；不仅他们自己剥夺老百姓的利益，还帮助外国人剥夺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他们仇恨老百姓，更加倍老百姓所仇恨的原因。精英集团不满意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是在单纯的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中国现在建立和谐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大的受益应该现在的精英集团。如果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失败，真的像刘吉他们经常威胁中央的那样出现共产党垮台，中国的右派肯定会血流成河，绝不会有苏联东欧右派那样的欢庆机会，到时候别说他们逃往美国，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也不会放弃对他们的追捕。

　　关于精英集团的卖国行为，还没有被充分的揭露出来，许多善良的人们只是看到了精英集团向社会弱势群体发难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卖国的一面，其中既有他们故意掩盖的主观原因，也有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原因。社会历史的变化改变了财富的形式，从而改变了国家间抢夺财富的形式，也同时改变了汉奸卖国的形式。农业社会财富是和土地相联系，当时国家间争夺的对象主要是土地，卖国也主要表现为出卖领土；工业社会财富是和市场相联系，国际竞争主要是抢占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抢夺市场爆发的，卖国主要表现为替侵略者控制本国市场；今天（无论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等什么称呼）财富是和规则相联系，国际竞争主要是争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导权，谁控制了规则谁就控制了财富，相反，谁只是被动的服从规则谁的财富就被掠夺。21世纪的侵略和反侵略、控制和反控制、掠夺和反掠夺，都集中在对规则的争夺上。各个国家都在通过对规则的争夺以实现国家的最大利益或者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美国就直接立法规定：当国际规则与美国国内规则冲突时，要以美国国内规则为准。甚至为此不惜动用武力，21世纪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都是争夺规则的战争。可就在这个时候，精英集团喊出了“向国际接轨”的口号，按照国际资本的规则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全面改造。

　　于是，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大掠夺、中华民族的大流血开始了。历史上八国联军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减免税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贸出口利润；通过美元贬值从中国外汇中抽走的巨额财富；历史上殖民主义同样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廉价的土地、廉价的矿产资源、廉价的人力资源、廉价的环境资源、廉价的市场资源，廉价的企业、廉价的股票、廉价的金融资产等一系列的廉价，把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都拿走了。不仅仅是廉价出，还有高价进，凡是中国进口的东西都是连原产地发达国家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眩目高价，设备、汽车、化妆品、保健品、药品等等，并且这种高价没有一个是外国资本能够单方面强加给我们的，无一不是由国内精英集团用银行里老百姓的血汗钱自己炒起来的。就拿今年进口的铁矿石价格来说，本来中国去谈判是要压低17%的涨价幅度，结果最后签署的合同是涨价19%！你说事情有多荒唐！本来，中国进口铁矿石占世界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不仅拥有一般的定价“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具有定价垄断权，谈判结果不仅没有阻挡住对方卖价的上涨，签署的合同价格居然比对方最初的要价还要高！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现象，就是谈判期间，国内精英集团大肆炒高铁矿石价格，形成铁矿石价格高高在上的既成事实，使中国谈判团遭受内外夹击，最后只能接受外资的屈辱价格。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是这种高价进廉价出的“国际接轨”，导致中国的财富长江大河般的滚滚流人了国际资本的腰包；把中国至少三代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变成了几乎整个发达国家的低价消费品，在提高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用当年整个世界总产值投下去都无法恢复的环境资源，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山清水秀，甚至把垃圾变成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之一，直接向日本等国家出售“污染排放权”，以保证日美等国家的环境优美和风景宜人。我们中学教科书上记载着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战败被列强瓜分的财富，如果有人统计一下这些年精英集团引领西方国家从中国瓜分的财富，不知是历史上被瓜分财富总和的多少倍。

　　可怜中国老百姓啊！在一座座现代化大都市拔地而起、GDP指标神话般飞速上升的空前富有的时代，却发现周围青山没了，绿水没了，蓝天没了，白云没了，树没了，草没了；自己的工作没了，房子没了，医疗没了，教育没了，养老没了，甚至想吃一口无毒无害的瓜果李桃的机会都没了。日本战后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国民工资跨越几十倍的赶上了美国，国民工资和国民经济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可是我们同样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工资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短，相反，包括住房在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倒是超过了美国，让人均2千美元的中国人，购买比人均4万美元的美国人价格还要高的住房，你说差距有多大？如果再考虑到美国人4万美元之外的各种退税补贴等福利待遇（如同过去我们国家工人享受的那样），其差距之大更是难以想象！可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钱，全都流向了外国资本的腰包，流向了精英集团的腰包！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透出的暴利内幕很能说明这一点：该公司在中国处理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在跨国公司平均利润率只有5%左右的今天，900%完全是个天文数字，在同行眼里这哪是经营，简直就是打劫啊！只是获取这个天文数字并不是依靠天才的经营方法，而是依靠精英集团的卖国行为：摩根集团把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由银行划来的金融资产几百亿的“打包”廉价买下来，反过来再让同一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高价卖给中国公司，赚取的高额利润外资拿大头，给中国精英集团一些零头。这种方法等于是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变成了摩根集团等外资公司的“中国分公司”。整个世界所有的金融大鳄都扑向了中国这块金融资产，国内精英集团更是连续多年来一直高喊必须引进外资处理这块金融资产。这块金融资产到底有多少？仅粗略统计，目前已经处理和正在处理的不良资产就高达四万多亿！四万多亿是个什么概念？是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相当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赔款总额的四倍！如此巨额的金钱，就这样如同河水般的正在白白流入国际金融资本的腰包。西方列强打了中国近百年，各国所获赔款加起来的总额，与中国精英集团对他们的“贡献”比起来，不过是区区几分之一，“国际接轨”的作用真是太大了！就是精英集团引进的所谓国际规则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打工崽”，现在都在谈世界经济一体化，如果我们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看成是一个大都市，中国就是这个大都市里的民工：没日没夜的拼命干，大楼一幢幢的起，金钱河水般的流，就是和自己没关系。希望大家出门时好好看看那些民工，民工在城市的情形，就是中国在世界的情形。

　　如果大家认为财富的流失是中国最大的损失，那就大错特错了。插向中华民族软肋最致命的一刀不在这里，在哪里？外资收购国有企业！目前，廉价收购中国基础产业、核心产业中的龙头大企业，特别是收购作为国防基础的装备工业中的龙头大企业，正在势如破竹的扫荡神州大地。收购价格之低让人难以想象，如同最近刚刚发生的美国卡特彼勒集团收购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山工集团，竟然用区区100多万的价格就拿走了拥有一亿净资产十亿销售额的这个国内龙头大企业，并且在这个美国卡特彼勒集团的收购名单上，囊裹了中国装备工业所有的龙头大企业。目前此类收购可谓是如火如荼，随便打开一个网页翻开一页报纸几乎就能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勒紧裤腰带奋斗几十年建成的大批国有大企业，就这样近乎白送的落入外资手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心痛如绞的在谈论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实还有比经济损失更大的，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安全的危害。我们中国人称国家，就是说国和家的道理一样，家里财产损失还能挣回来，一旦家人性命丢掉就全完了。

　　现在外资收购中国装备工业恰恰是在要我们国家的命。装备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基础，虽然这些装备工业的龙头大企业本身并不生产枪炮，但是却为生产枪炮的军工企业提供装备，换句话说，军工企业生产枪炮，装备工业生产军工企业。所以装备工业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绝不让别国插手的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公司乘日本金融危机大肆收购日本企业，日美关系如胶似漆的那么好，日本又是陷在危机的泥潭中，仍然没有让美国公司进入自己的装备工业；欧洲都经济一体化了，可是在核心产业和装备工业方面依然是彼此警惕，必要时政府出面干预以阻挡外资收购。大家想一想，一旦中国装备工业落入日美等国手中，我们民族独立赖以生存的基础国防工业将会出现什么状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大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不败的战绩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军事对手，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严、地位和几十年的和平，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和中国人的认识，以至于现在流传的“兰德公司报告”中仍然告诫美国政府在中美交战时千万不可踏入中国陆地作战。（顺便说一句，不知道为什么，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刘亚洲将军，却总是把枪一响就四散逃命的晚清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当作中国军人的典型代表到处宣扬，并且煞有介事的分析说什么中国军人的奴性和懦弱是集权专制造成的。按照这种逻辑，二战中日军和德军的战斗力以及战争初期它们国内那种高昂的士气，都是实行自由民主的结果！这种“文革”结束不久泛起的汉奸理论，主旨是要打掉中华民族的自信，怎么在今天还能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推崇，真是让人震惊。为什么这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刘亚洲，从来不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军人的典型代表四处宣传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对世界侵略者的强大威慑力，仅有陆军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支令所有对手都畏惧和钦佩的军队。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要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撼天动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新能力，开始了伟大的国防工业建设，开始了为陆海空三军制造现代化装备的伟大创业。那是一个至今让所有炎黄子孙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的年代！那是一个至今让全世界的所有反华势力和国内精英集团仇恨诅咒的年代！就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人民在铁钉、火柴都制造不了而被称为“洋钉、洋火”的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令未来的历史学家绝对难以置信的十多年的时间，就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制造业、大型船舶制造业都在蓬勃发展，到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已在航线上来回飞翔，中国船舶制造业的万吨远洋巨轮更是不断下水。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拥有核打击能力后，同时将要拥有自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大型远洋战舰，将同时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哪个炎黄子孙能不为此激动！就连杨振宁这样的人，在听说中国原子弹完全是自己独立制造后，都躲进卫生间忍不住放声大哭。可惜，如同天妒红颜那样，任何完美的事物都会引起上天的嫉妒，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遭致了上天的嫉妒，这支军队太完美了，完美的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她是全世界唯一一支依靠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打出天下的军队！她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用喷气式战机和航空母舰组成的号称能够打败整个世界并且在此之前也的确打败过整个世界的军队！甚至还感觉有些不够打的，用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位师长的话说“如果我们的装备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十个美国都不够打的”。这种超越诗人的浪漫主义，这种能把战争推向艺术般完美境界的英雄主义，终究遭致了上天的嫉妒：斩断了她刚刚要生成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远洋战舰的两个翅膀。

　　毛主席去世几年后，包括今天西山派中的许多精英，以他们当时骗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打出了“经济效益”的大旗，把“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口号喊的响彻云霄，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预谋的勾结，美国的波音公司，恰在此时向中国抛出了与中国合资建造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诱饵，条件是中国放弃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飞机，在精英集团和两大国际资本巨头的联合作用下，中国自己独立制造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被扔进了垃圾堆，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梦想就此灰飞烟灭。此后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美国人再也不提合资造飞机的事了，唯一提到的，就是催促中国人买更多波音飞机。中国无数科学家、知识分子、工人、解放军及各个相关领域的人们，20多年的艰苦奋斗，20多年的辛勤汗水，20多年的智慧结晶，20多年日夜盼望成为现实并且已经称为现实的梦想，全都灰飞烟灭了！直到今天，没有自己的战机特别是没有自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依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最大的致命弱点。回顾共和国的历史，作为中国人，既有热血沸腾的激动，也有冷汗直流的庆幸，幸亏主席生前就搞出了“两弹一星”，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肯定也是“运十”的命运。因为按照精英集团的逻辑，原子弹比喷气式飞机更没有经济效益，更是一种资源浪费，更会刺激西方国家的神经，更不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会是一个无核国家，一个无核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吧，美国大兵可以随便踢开一家房门进去强奸少女然后再杀掉其全家，并且美国政府还在千方百计的保护这些士兵。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电视新闻正在报道美国政府的决定，把美国军人在海外的虐待、强奸等行为从战争罪行条款中删除掉。如此一来，美国大兵更加肆无忌惮的奸淫杀戮了，不知道又有多少中东百姓要遭殃了。可见当今世界，无核国家的大门，比荒郊寡妇的大门还不牢靠，谁踹一脚都能踹进来。在成功摧毁了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制造业，斩断人民空军翅膀后，精英集团又开始对包括中国陆军装备在内的整个工业下手了，其手段就是打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旗号，一步一步的把国有企业逼向死路。

　　第一步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包”字进城，用利润承包加厂长任期制对厂长经理实行“逼良为娼”，逼迫厂长经理为了实现任期利润只能牺牲企业的技术改造，并且在三年任期内，谁搞技术改造谁的任期内就会成本高利润少，谁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政治自杀者，从而使国有企业形成了持续数年的杀鸡取卵式的掠夺经营，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税负高达38%，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的情况下，却对没有任何负担的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并给予种种的优惠待遇，同时整个国家的购买力最大限度的分配给外资企业，从而把国有企业置于了事实上的被宰杀地位。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极端悬殊的不平等竞争，给予了国有企业以致命的打击，国有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这堪称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空前荒谬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千方百计保护本国企业，同时排斥外资企业，彼此排斥的发展不下去了，才聚集到一起搞了个WTO，其核心原则就是各国都要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原则，和本国企业享受同样待遇，不得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就这样仍然管不住各个成员国对外资企业的排斥，就像这几天的印度，全国各洲法院纷纷裁决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公布其百年秘方，完全是在要可口可乐公司的命。为什么这样？双方都很清楚，就是要保护印度的饮料业。如果说印度政府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和我国一样，给可口可乐公司免税待遇、无偿划拨土地待遇等，恐怕整个印度都会爆炸（为什么中国人就能接受？我们将专文分析精英集团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资源的空前浩劫）。

　　精英集团摧毁国有企业的第二步，就是以“减员增效、优化组合”为名的所谓国有企业第二轮改革，今天西山派的许多人物都是借那轮改革成名的。在所谓“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的旗号下，数千万年富力强、技术娴熟、经验丰富、正值人生最佳创造力的工人被迫下岗，后来为了彻底甩掉工人搞“买断工龄”，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成千上万工人一辈子工龄卖的钱，不值精英集团的一顿饭钱，不值满大街奔跑的一条宠物狗的价钱！被赶出工厂大门的人数之多，可以说是自1929年世界大危机之后最大的一次失业灾难，一夜之间三千万工人被抛向街头，真是“泪血地而成泥”啊！和1929年大危机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工人是被赶出了别人的工厂，仅仅是失去了工作；而现在的工人却是被赶出了自己的工厂（宪法规定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既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工厂财产。杀人不过头点地，赶尽杀绝还不算，还要编出歌来加以羞辱，什么“论成败， 人生豪迈， 大不了从头再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耻下流的语言吗？对于那些大半生甚至一生都投入了企业，除了一副病体什么都没有的工人来讲，他们怎么从头再来？又靠什么从头再来？这句被网上评为当年十大最无耻语言之首的歌词，充分反映了郑胜利称颂的那些所谓“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沉淀”的知识精英的良知和人性已经沦丧到了何种程度！如果说第一轮改革是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那么这第二轮改革则是打垮了国有企业的脊梁。基础被摧毁、脊梁被打断的国有企业，就只有被宰割瓜分的命运了。

　　于是，第三步的大瓜分，便水到渠成的开始了。先是“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后来感觉不过瘾，就干脆直接瓜分，打着管理层收购（MBO）的旗号，不花一分钱的把企业资产划到了自己名下。可怜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宁可20年不长工资，勒紧裤腰带用血汗拼出来的国有资产，14万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就通过MBO变成了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市级以下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紧急叫停，不仅现在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剩不下来，恐怕连全国的江河湖海都MBO成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了。精英集团把中小国有企业抢光后，为外资全面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扫清了外围障碍，国际资本大鳄开始登陆，对中国的核心产业和装备工业张开了血盆大口，这次狼真的来了！为配合国际资本顺利吞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中国的核心产业、装备工业等经济命脉，精英集团又提出了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机遇，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口号，全世界的资本巨头都来了，全世界的生产线源源不断的向中国转移，与当初英国、日本的“世界工厂”不同的是，这是在世界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把整个世界的资源消耗工业和污染工业转移到中国，形成全世界发达国家一起都来消耗中国资源的局面，如同四邻八舍都拿着锅到我们家来做饭，表面看上去我们家里锅多人多GDP增加了，实际上是大家都在吃我们，等四邻八舍吃完后，我们的子孙吃什么？精英卖国，莫此为甚！　　如果说他们最初毁掉“运十”，是如同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那样出于对文革的一己私愤，那么让外资控制中国的装备工业，则是他们为保住抢劫来的巨额财产的故意卖国。还是精英集团最仇视的那句话说的对：“阶级利益是无法调和的”，并且在中国，阶级利益的对立总是最终转化为与国家民族的对立。这是因为，虽然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靠抢劫发展起来的，但是西方国家资本集团是对别国的抢劫，所以他们的抢劫不仅不会形成与本民族的对立，甚至是对本国本民族发展的巨大贡献。但是，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对本国人民的抢劫，并且是联合外国资本共同抢劫本国人民的公有财产和个人财产，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按照西方经济学“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这种利益的对立必然形成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刻骨仇恨。他们为了把抢来的财产变成世代子孙的永久利益，可谓是费尽了心机，故意弄了个全国人民都不懂的概念“物权法”，企图采用世界所有黑社会做梦都想象不出的法律洗钱的创新招数，用法律漂白抢来的黑钱。只是在最后一刻被中央发现，法律洗钱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西山派大骂中央政府破坏法制建设，大骂“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的一个根本原因。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路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粉碎了他们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企图，特别是看到几年来一直奔波于田间地头、矿井坑道里的总理身影，他们知道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做做样子的空话套话了，用那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动真格的了，这样他们便对自己抢来的巨额财富，越来越感到恐惧绝望了，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彻底投靠西方反华势力，帮助国际资本彻底打垮或者征服中国，以保住他们抢来的巨额财产并变成子孙的世代利益。

　　如同精英集团往往用最狭隘最阴暗最卑鄙最邪恶最肮脏最无耻最下流的心理去猜想和丑化历史上的一切英雄一样，善良的人们也往往用善良的愿望去看待他们，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没有这么严重。大家只要打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国印制的中国地图比较一下，就会看到精英集团的卖国行为已经对中华民族构成了多么惊人的严重后果。八十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甚至包括越南这样的国家，印制的中国地图上，南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可是到了这些精英们称为国家改革开放空前强大的九十年代，西方各国印制的中国地图上，南沙群岛从中国版图上消失了。周边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都拿着新印制的地图，不断的对中国骚扰挑衅，扣押我国的渔船，关押殴打我国渔民，甚至干脆直接开炮击沉我国渔船。请问，历史上有版图急剧缩小的“空前强大的”国家吗？有被周边小国随便挑衅欺凌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国家吗？大家可曾见到在世界什么地方，那些“改革开放远远落后于我们”的俄罗斯人，那些被精英集团当作改革反面典型嘲笑的印度人，更不用说什么美国人欧洲人了，有过在大街上像老鼠一样被肆意捕杀，成群成群的妇女被奸杀后仍进大火？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为什么却偏偏让改革开放空前强大起来的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渔民可以被随便殴打、渔船可以被随便击沉、岛屿可以被随便侵占、甚至使馆都可以随便被炸的国家，被称为是空前强大的国家；相反，当初那个南打印度北击苏联两次打败美国的国家、那个周恩来总理一句话，就能为世界订规矩的国家，却被称作是“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论调不要脸的人吗？难道“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沉淀的人”就可以这么极端无耻吗？许多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打越南都打疯了，除了原子弹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却始终没敢违背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不准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敢跨越北纬十七度线一步。在美国总统、国务卿和一些将军的回忆录中至今仍有记载。澳门赌牌发了几十年，从来不敢发给外国人，就是周恩来总理有句话：赌牌发给谁我们不管，但是不能发给外国人。可是在“空前强大”的澳门回归以后，赌牌却落入了美国人手中。现在一提台湾我们就说“上海公报”，为什么不是纽约公报华盛顿公报？因为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登门给我们送回来的，可是就在我们“空前强大”起来的一九九四年，美国国会又突然立法把台湾事实上拿了回去，所以台独势力才能如此猖狂。好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台湾问题我们不希望外国插手，但是我们也不怕！”拿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来说，美国为了讨好中国，在欢迎仪式上组织美国小学生边歌边舞，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请问，自有历史以来的美国，什么时候对别国领袖如此崇拜过？有人说那是中国人要求的，先别说邓小平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就算我们提出要求，你今天要求布什总统组织学生高唱《走进新世代》试一试？看看布什会怎么回答？其实布什总统已经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用空前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这个被称为“空前强大”的国家的领袖。翻开历史查一查，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在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上根本就不成其为菜的国家，什么时候对中国开枪开炮的叫过阵！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也就罢了，怎么今天连什么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来了！其实，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最有发言权的是她的敌人。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先后三次打过中国的邻居：朝鲜、越南、阿富汗，前两次都被我们打败了，第三次美国打阿富汗，向那么多无关的国家都事先打了招呼，可是对我们这个直接接壤的国家却连理都懒的理会，公开表示了对中国的不屑和蔑视。还有大使馆被炸，在北约司令部首次宣布消息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到是不是故意轰炸时，北约参谋长眨着一只眼睛作了一个俏皮鬼脸充当回答，全世界都明白这个眨着眼睛的俏皮鬼脸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奉行“可杀不可辱”的东方民族来讲，这个神秘微笑的鬼脸简直比南京大屠杀还要刺痛中国人的心！其后的“中美撞机”事件，更是对“空前强大的”国家作了个最绝妙的说明。早在那个被精英集团诅咒为“到了崩溃边缘”的年代，美国军用飞机就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的反映是见飞机就击落，抓住飞行员就投入监狱。可是到了中国“空前强大”的年代，美国军用飞机公开侵犯我国领空、撞毁我们的飞机、撞死我们的飞行员，我们对迫降的美国飞行员好吃好喝贵宾般的招待，并很快就连机带人送回美国，反被美国指控为由于“语言不通、与外界隔绝的孤独感”形成了对全体飞行员的精神虐待，美国朝野一片愤怒，最终逼迫我们当时的总理飞到美国，声称此番就是来让美国人出气的“出气外交”。你说中国“空前强大”到了何等程度！精英集团总是用GDP来强调国家空前强大了，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空前现代化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巨大反差呢？结论很简单，精英集团帮助反华势力打垮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扼住了这个民族的咽喉。至于历史会不会永远按照精英集团和反华势力的意志发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连精英集团自己对于能不能把中国搞跨，能不能永远坐享他们抢劫的亿万财富，也是没有把握的。从他们拼命向国外转移资产、拼命向国外转移子女家人、拼命获取外国国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精英集团为主的“身份移民”大潮，是人类历史上又一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所谓“身份移民”就是人不出国只是身份出国的人身分离现象。移民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现象，中国晚清末年民国初期以及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都曾经出现过出国潮，移民国外的原因无非是避乱或谋生，许多人虽然人在国外，国籍依然在中国，只是后来各种情况不得已才取得了外国国籍。现在精英集团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种移民现象：就是人本身不出国，出国的只是财产和身份，只是子女和亲属，只是获取外国国籍和居留身份，人仍然在国内生活。更为荒唐的是，他们像国际间谍那样把国籍隐藏起来，声称是法律保护的头号“个人阴私”。国籍居然成为超越身体最隐秘部分的个人阴私，真是亘古未有天外奇谈！可就是这亘古未有的天外奇谈，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就拿演艺界来看，现在垄断中国影视舞台的那些明星大腕，绝大部分都已成为外国人。为什么这些年拍摄影视剧敢于随便毁坏国家最为珍贵的风景资源和文物资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外国的国籍，知道中国政府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美国人陈凯歌陈红夫妇拍摄《无极》毁坏了被视为大自然皇冠上的明珠的香格里拉景区，才会至今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屏幕上那些为国为民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都是由这些专门在中国淘金的外国人来扮演，那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可真是危险了。这些人扮演英雄形象，比在讲台上搂着妓女讲授政治课的效果还要差。）不要以为这只是演艺界的现象，这是中国整个精英集团的一大潮流，之所以学术理论界还没有像演艺界这样浮出水面，一是因为演艺界容易被公众注意。二是因为演艺界的精英只是想要中国的钱，学术界的精英不仅想要中国的钱，还想要中国的命。他们还要控制中国的意识形态，还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级领导权，所以暂且不利于获取外国国籍，只要财产和子女出去就够了，至于个人国籍，相信就凭他们反华毁华的功劳，随时都能解决。

　　如果不是他们持续多年大规模的向国外转移资产和拼命获取外国国籍，人们还不会看清楚他们故意卖国毁国的历史本质。本来获取外国国籍是一个人的权利，是很正常的现象。关键就在于，他们人在中国从来不去国外生活，为什么要获取外国国籍呢，并且达到了不加选择的疯狂程度，别说是获取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国籍，即便能获得非洲南美等一些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国国籍，都可以不惜一切。根据日本提供的统计资料，这些年仅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精英人士，就超过十万之众，作为移民主要对象的美欧诸国不知道要多少倍于这个数字。他们和那些舍命冒险的偷渡者不同，那些偷渡者是想离开这个国家。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佼佼者，是“空前富强并且未来充满希望的国家”里占据绝对优势的强势集团！这就形成了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像当初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的首恶分子那样拼命的向国外转移财产，而人却要流在国内？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不会转移财产和获取外国国籍；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要完蛋了，他们会连人带钱一起跑；可现在偏偏只是把身份和财产放到国外，人仍然留在国内，并且还要掩藏起真实身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面矛盾的现象？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知道自己将来要遭受清算，所以在拼命准备后路。至于安排好后路后，又把外国国籍当作头号阴私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在国内参与瓜分抢劫。在瓜分抢劫国有资产和剥夺百姓方面，中国已成为有史以来富豪做梦想象不到的理想天堂，他们自然不想放过这空前绝后的发财机会。

　　可以说，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至少在美国大使馆电脑上被储存为精英分子，也是中国精英集团敢于空前疯狂空前肆无忌惮空前为所欲为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的汉奸集团仅仅是依附于外国人，而现在他们自己就成为了外国人，其有恃无恐的程度自然会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汉奸集团。并且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不断用实际行动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坚持反华反人民的立场，即便现在临时还没有外国国籍，同样能得到美国保护。在这里需要纠正人们的一个糊涂认识，就是往往把他们的反共和反华反人民连在一起，其实他们反共是手段，反华反人民才是目的，不反华反人民的反共，他们是没有兴趣的。有件小事最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前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两个《讨伐中宣部》，一个是北大教师焦国标写的《讨伐中宣部》，另一个是东北一位下岗的残疾工人写的大鼓词《讨伐中宣部》。两个同样写《讨伐中宣部》的作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文章由美国之音连续广播三天，随后作者被贵宾般的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后者至今也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或者团体过问过。为什么？比较一下两个《讨伐中宣部》的内容就会看到：北大的《讨伐中宣部》，讨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的是国际资本和精英集团的利益；那个下岗工人的《讨伐中宣部》，讨伐的是精英集团，主张的是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所以前者受到美国的保护，后者没有进入美国的视野。可见，美国所谓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仅限于反华反人民的文化精英集团，不过是他们颠覆中国的一个工具而已。正是由于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中国的精英集团才敢于无所顾忌的胡作非为，他们认为资产和国籍都到了国外，，建立了牢固的海外根据地，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敢犯任何罪行了。到目前为止，历史的确在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着，他们现在的兴奋得意也是有根据有理由的。但是历史不可能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罪恶越是达到极端，消灭罪恶的日子就越是不远。他们精心策划自鸣得意的海外退路其实是十分虚幻的：他们低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和中国人民惩治罪恶的坚定决心；他们低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和良知；他们还高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能量和品格。其实，他们的主子比他们更没有品格，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是最没有道义原则的国家了，它从来没有过希特勒营救墨索里尼那种盟友间单方面的狭义举动，只要利益需要，美国是最喜欢抛弃和牺牲盟友的国家了，何况在美国眼里，中国的精英集团不过是条卑贱的走狗，根本谈不上什么盟友。一旦将来利益需要，美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像垃圾一样的扔掉他们。况且他们中许多人完全是刑事犯罪分子，只要其罪行被充分揭露出来，就算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反华势力真的想庇护他们，恐怕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可能容忍接受他们。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美国目前成为了世界霸主，但是美国已经走到了物极必反的下坡路上，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已经走完了它强盛的全部过程，美国霸主地位的兴起用了半个世纪，美国霸主地位的衰落绝对用不了半个世纪，并且如果它处理不好和中华民族的关系，美国将会陷入空前的灾难。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这个世界帝国的辉煌超越了古罗马，这个帝国崩溃最终给国民带来的灾难也将同样会超过古罗马。尽管我们不希望这一历史重演，但是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国带向这条危险的道路：他们在把虽然表面一盘散沙却具有强大宗教纽带并覆盖整个世界的伊斯兰逼向死路的同时，还要把拥有21世纪文化龙头的中华民族逼向死路。这是美国强盛时期所犯的最后一个也是其走向衰落所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美国将要为这个错误付出比当初古罗马崩溃还要更加惨重的历史代价（这个问题将另文专门分析）。美国的历史命运尚且如此，依赖他们的中国精英集团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一点，转移财产子女，人在国内获得外国国籍，是精英集团为自己安排的犯罪后路。但不是说所有这样做的人都是和精英集团相同。许多人是看到国家被精英集团糟蹋的不成样子，感觉悲观没希望，不得不把财产和子女转向国外，想办法弄个外国身份，只求过个安稳日子。这些人，无论他们现在或者将来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是什么身份，都将依然是我们“一壶浊酒喜相逢”的骨肉同胞，都将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在这里我们还想对那些对目前国内现实有些悲观绝望的人说几句，虽然目前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的人欲横流和极端的物欲泛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自然资源，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破坏，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但是，这不过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崛起前浴火重生的凤凰涅磐：在极短时间内，世界上惟有中华民族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物欲泛滥这两个极端的历史阶段；同样在极短时间内，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交替成为世界上最干净和最肮脏的地方；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东方文化的中华民族“西化”到了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程度，从而唯一具备了整合东西方文化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如同《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是在把中国推向世界主导地位前必然要经受的历史劫难。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领导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当然这种领导不再是并且永远不会是霸权式主宰式的领导，而是指中国将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如果说，工业社会需要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与之相适应，那么信息社会将需要以合作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与之相适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这样讲。碰巧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2007-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