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于毛主席“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考

　　毛泽东晚年殚心竭虑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他手创的新中国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此大任呢?毛泽东提出了五条标准。“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包括“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在这五条中，毛泽东强调说：“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

　　仔细体会毛泽东的这些话，明显感到他最看重的是第二条，也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强调——“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至于懂得马列主义，虽然放在第一条，但却似乎没有第二条那么突出强调：他要求“懂得一些”，能“懂得多一些更好”。

　　这样的理解是不是符合他的原意呢?

　　确实是如此。

　　在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历来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武器和工具。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例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既然是武器和工具，那就首先应该有明确的目的，用这个武器和工具去实现既定的目标和理想。

　　从毛泽东本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他首先是树立了为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贡献自己一生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然后在寻找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道路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器，从而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湖南图书馆自修还未满19岁的青年毛泽东，对着挂在墙上的世界大地图，想着所目睹的民众的痛苦生活，对自己发出了历史的拷问——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他的回答是——“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从此他立下志愿：“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在此之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人生志向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最终在比较和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把自己奋斗的一生建立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著名格言。

　　事实上，就连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同样的人生理想：他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做一个“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以及许许多多革命者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

　　第一，只有立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是否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好的试金石。

　　第二，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凡是真正立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都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立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就会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志向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而成为彻底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虚伪地回避“利益”而奢谈“道义”，“博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就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之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是利益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就有一个站在哪个阶级一边，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一段坦率而透彻的讲话：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合理性，正义性所在。

　　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就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完全契合。这就是他把这一条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最重要条件的道理。

　　从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尖锐地批评离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说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的态度，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是毫无益处的。至于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包住自己当作虎皮来吓唬人的做法更是遭到毛泽东的痛斥。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事业的武器和工具来掌握呢?毛泽东一再地强调：“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不是只会背诵马克思著作中的现成条文。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义化，神秘化，而突出在新的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事实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马列著作中是没有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理论更是在马列著作中所没有的。这些理论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的经验而产生的。所以，毛泽东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为了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神秘感，“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在全党的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怕马克思”，“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要看到“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历史范畴一样，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他1965年同外国友人斯诺谈话时说，“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然而，有一条，他认为是必须永远坚持的，那就是白求恩等共产主义者所彰显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精神的人才称得上“一个纯粹的人”。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在矛盾的斗争中取得进步，永远不会停滞;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在一万年后，仍然如此。“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虽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但仍然可能发生“既得利益集团”抵触变革的情况。所以，即便到将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永远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先进分子必须具有的品格。

　　那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却背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会是什么样的呢?

　　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有过不少此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被大浪淘沙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不少以马克思主义为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学科。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些机关，伟人过世后不久，就出了不少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挑战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是新的时代脱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标本。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思潮，提出以“实践”为本体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新唯物主义”。他们公开声称：“哲学界的重要工作之一，应是告别和扬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这股潮流一时成为一种时髦的标新立异，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现在到《知网》上一查，还可以看到那段时期连篇累牍的宣扬“实践唯物主义”的“学术论文”，多如牛毛，热闹非凡。

　　可是，哲学界的这种喧嚣，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溅起一点浪花，完全得不到民众的呼应，因为它根本脱离现实，不能回答现实社会所提出的任何问题，也毫不关心人民大众的任何诉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回应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的问题，可他们却完全无视这个主题。

　　他们从概念到概念，为怎么理解马克思著作中这么一句话——“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而争论不休，给出五花八门互相矛盾，逻辑混乱的结论。于是，这场完全经院式的“研究”，就成为象牙塔里一帮文人自娱自乐的闹剧。除了给他们自己捞取稿酬或申请职称的“名利双收”之外，就只是浪费国家的大量纸张而已。

　　如果只是一种“自嗨”的文字游戏，那还不值得下功夫去驳斥，问题在于这套“学说”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他们公然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唯一的根据是：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说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为粗知哲学的人都知道恩格斯的著作中明明多次强调“辩证唯物主义”。

　　毛泽东有明确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很清楚，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者甚至走到把实践这种人的能动行为作为本体，用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的荒唐地步，他们公然否认“物质”即“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础，提出“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被人的感官所感受到的物质才存在，否则就不存在。这样荒唐的逻辑就连“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

　　也有人硬把《实践论》拿来为自己辩护。然而，第一，《实践论》强调人的正确认识必须“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也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第二，《实践论》强调人的正确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那种标新立异的“实践唯物主义”(其实大都抄袭自西方的哲学界)既否认唯物论又否认辩证法，与《实践论》是根本对立的。

　　不用再费口舌了。最后，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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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之后，在《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读到毛泽东同来访的著名军事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谈话中涉及对一个政治家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心目中政治家应有的最重要的品格。请注意，两人意见略有差异而有所争辩，毛泽东坚持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