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孤独
当初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否正确,我想历史总会给出答案,而且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只不过永远都有那样一些掩耳盗铃的人,即使拿着望远镜去看,他也会说:我看不见啊。
一、
这种孤独背后的思想脉络,是可以沿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去思考和探索的。
这个问题就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的历史时期里,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原因非常简单,那时候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体系,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批判,揭露出这种生产秩序是如何源源不竭地生产出无产阶级,从而论证出这种秩序最终又必将被它所亲手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所埋葬的历史必然性。
在旧有的生产秩序被埋葬以后,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被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的新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都是从旧社会的母胎中诞生出来的。因此,原本就存在于旧社会里的各种差别必将长期存在,比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等等,即使同样是脑力劳动,同样是技术工人,同样是城市,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这些差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而客观地存在着,所以即使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来逐渐消除这种差别,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更加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这个很长时间的过渡时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时期。
从本质上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个过渡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存在,原因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即旧社会制造的人与人的差别,人与物的差别还普遍存在,而不是因为什么物质丰富程度不够。
但是,这些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比如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存在,是以怎样的形式而存在呢?是阶级的形式,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
这个问题演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自然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未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二、
到了列宁时期,他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起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刚刚建立之初,它不仅要面对国外资产阶级的敌视,同时也要时刻面对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扑。
因此,在列宁看来,整个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里,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那当然就意味着必然是有被专政的对象的,否则你向谁专政嘛?这个被专政的对象,在当时就是指的国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力量和国内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势力、封建势力。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改造社会,才能巩固社会主义。
可以看出,在列宁的观点里面,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着阶级的,所以必须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这里所指的敌对阶级,主要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国外帝国主义力量和国内被打倒的原有旧势力。
列宁晚年也注意到了党内问题,但是他还来不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地探索就去世了。同时,当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相当巩固以后,尤其是当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已经被完全镇压,经济基础已经被基本改造(指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有制经济)以后,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列宁同样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原因跟马恩导师一样,事物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在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未彻底暴露之前,他们就去世了。
于是,这个问题顺延着就来到了斯大林时代。
根据马列的基本理论,阶级的划分,本质上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为依据来进行划分的。
所以当苏联完成了经济基础领域的全面改造,完成了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建设以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就被消除了。既然国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都没了,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得出结论:国内的阶级也消失了。
因此他们宣称: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完成了在国内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
既然国内阶级消失了,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国家机器的职能,尤其是专政职能,就主要地变成了抵抗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
而当他们面对国内客观存在着的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时候,就只能将其原因归咎于国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以及国内各种特务、间谍的打击破坏,并对其采取非常极端的处理手段。
赫鲁晓夫是苏联的一个转折点,他在否定斯大林极端处理手段的同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所有,进而也就客观上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整个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
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上,他完全站到了当时已经形成的党内资产阶级的阵线上,抹杀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矛盾,炮制出一个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什么是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就是说国家不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国家,党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党,而是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制度,所以也就无所谓它是谁的,反正都是全民的。
如果说斯大林是看到了矛盾,不回避矛盾,但是在认识矛盾的本质和处理矛盾的手段上犯了错误的话。那么赫鲁晓夫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他根本就刻意抹杀问题,刻意忽视矛盾。这种刻意的抹杀问题,就好像当人们看到一个官僚人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时候,他却拿着望远镜说:胡说,我怎么看不见?以后不准争论这种子虚乌有的问题。
三、
我们在1956年底初步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也面临着跟苏联同样的问题。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国内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如果存在,怎么看待和处理?如果不存在,那么实际上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又是什么矛盾?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同样意味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依据上去看,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
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会随着生产资料的改造完毕而消失,他的看法来源于当时的国内国际斗争的实际情况。一些像匈牙利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发生了政权动荡,而苏联老大哥全盘否定斯大林,完全忽视社会矛盾去搞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些现实的情况令毛泽东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被建立起来就随之消失。
在他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有过深刻的论述。
当时他的基本观点是: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这个基本的判断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是与人民对立存在的这个阶级,主要还是被推翻的旧势力阶级。
至于仍然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改造,多数情况下,这些矛盾可以看做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这些矛盾就可能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之内。
所以当时毛泽东把社会矛盾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除了指外帝国主义势力,在国内,则主要指的就是被推翻的旧势力阶级,比如原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反对和破坏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比如一些违法乱纪分子,什么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等。
而其他的诸如工人与农民的矛盾,工人内部的矛盾,农民内部的矛盾,工农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还存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当然,他还提到一种特殊的矛盾,即人民与政府之间也会存在矛盾,比如整体与局部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民主与集中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些只要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下,都可以视作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是典型的阶级矛盾,用专政的办法去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同,靠的是民主说理,耐心说服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本身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以上的观点,虽然多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划分和处理方式,但本质上与列宁的认识都是一致的。
而在列宁的基础上,毛泽东更进一步的认识还在于:他此时已经非常郑重的提出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
这一重要的认识为后来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提前埋下了伏笔。
四、
毛泽东把问题看得非常细致和具体,他看重理论的指导作用,但绝不会因此而受到理论的束缚。
从简单的理论推理去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了,私人占有被废除了,那么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依据的阶级,自然也就消失了。斯大林就是这么认为的,赫鲁晓夫则就此炮制一套掩人耳目的全民理论。
但是我们只需要用运动的眼光去看待这种所有制的变化过程,就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阶级实际上是不会那么简单就消失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只需要看一下生产资料是怎么由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的就完全明白了。
当时国民党掌握的官僚资本,是通过人民解放军打了四年解放战争以后,把老蒋赶走了,然后直接拿过来的。拿过来以后,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变成了计划性质的生产制度,生产资料不能再作为为官僚服务的工具,因此它就变成了公有制性质的东西;原来地主阶级的土地,也是通过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又通过集体化搞了农业集体经济,才变成了公有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样,通过公私合营,赎买等方式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再让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什么意思?有的人明白了,但是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
意思很简单:这些改造的事都是人干的,我党派一个人到一个原先的国民党掌握的厂子里面,宣布它以后就是人民的财产,然后按照计划制度改变原来的制度设计,于是曾经的官僚资本经济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既然这个过程是人来完成的,那么反过来呢?
你可以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原有的经济基础,那么资产阶级一样可以。简单说,你可以化原来的私有为公有,难道人家就不可以又化回来,变公为私?
当然了,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基础领域基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权,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至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如果说还存在反向操作,逆向改造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个风险领域很明显一定是出在思想领域。
也就是说:思想本身是不能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的,但是,思想却能够重新改造原有的经济基础,使得阶级重新分化,资产阶级卷土重来。
所以毛泽东在划分两种矛盾的时候,就已经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思想领域的问题跟经济、政治领域不同,它是在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中长期生成的,虽然其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中,但是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改造。
在1957年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一种十分重要的阶级斗争形式。但是那时候他还远远没有像后来那样程度的重视,也没有上升到文化领域也需要革命那样的程度。
但是很快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对这一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五、
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毛泽东与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他的具体观点在列宁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认为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已经被打倒的旧势力,更重要也更关键的阶级斗争形式,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它不但存在着,而且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面都存在,是谁胜谁负还没有解决的领域。
然而很快,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认识将会发生极大的进步和转变。
至少在此时,也就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1957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经过了随后几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以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这之前,不管是认为思想领域还将长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基础领域不够巩固,政治制度领域还有“右派”不认可等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敌对力量都来自外部。
但是在经历了几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以后,在经过了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风、官僚主义风、瞎指挥风以后,毛泽东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这时候,毛泽东与党内同志们的分歧才真正开始发展成一种对立。
毛泽东越来越发现,真正的危机和斗争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而言,他们仍然尊崇以往的那种观点,一切的矛盾都是因为原来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右坏”们在搞破坏,至于党内已经出现的那些风气,则都是外部的“地富反右坏”们“拉出去,又打进来”,各种腐蚀和培育代理人的结果,问题的源头还在外部。
对于毛泽东一再提到的“党内修正主义”、甚至用上了“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样非常尖锐,非常严重的提法,大多数人仍然不认可,不理解。虽然嘴上也都附和,但实际上却是抵触,是不以为然。
直到后来,毛泽东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个概念和定性,才把问题根源在内部这一论断直截了当的摆上了桌面。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官僚主义者阶级是革命对象》
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看待,这是毛泽东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问题上,一个重大的进步和论断。
还是从理论去看,一个不掌握生产资料,只掌握着管理生产资料怎么运营的阶级,怎么可能“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呢?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一个概念,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里,哪来的资产阶级?看不见啊。
所以毛主席才说: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时候确实很多人看不见,他们很多还自视自己才是马列主义者,而认为毛泽东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去搞出一个资产阶级来,是违背马列主义的,是违背阶级的划分依据是生产资料的,更重要的是他还整到了内部来,这是完全不能被理解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准备好了跌得粉碎,准备好了依靠群众的力量去探索如何解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真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的孤独。
如果说以前在井冈山,在苏区时候的那种孤独,是一种不被同志们所理解,不被同志们所信任的孤独,那么这一次的孤独则全然不同,这是一种注定了要与很多人走向对立的孤独,是一种随时准备跌的粉碎的孤独,更是一种预感到了很可能失败但又必须去做的孤独,这种孤独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悲怆的。
当初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否正确,我想历史总会给出答案,而且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只不过永远都有那样一些掩耳盗铃的人,即使拿着望远镜去看,他也会说:我看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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