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民族主义思潮与帝国主义倾向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 毛主席《纪念白求恩》

　　1939年12月21日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

　　——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

　　1

　　过去数年，有这么几件典型的案例：

　　2021年5月1日，长安网发了一条嘲讽印度、以印度底层苦难为“舆论战抓手”的“点火”微博，引发全网热议；

　　2021年11月19日，立陶宛反华事端正憨，胡锡进跳出来发了一条微博：“中国完全不必被立陶宛气着，鼻屎小国哈”；

　　2022年3月22日，观察者网马前卒发了一条微博：“俄国是中国的加拿大”。

　　……………………………

　　1915年5月，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曾有述：“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一年后，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又有言：“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在出卖群众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这样，也就教育了群众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政治利益，教育了群众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停战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三十年前，苏联与欧洲苏维埃力量已经在帝国主义的蚕食中被吞并和淹没，其作为政治资源继承者的俄国政权，今天亦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设置的框架里奋力挣扎、为了生存而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式的自卫战争。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更需警惕帝国主义倾向，而不仅仅是为“防止亡党亡国”而勤敲警钟。

　　从2021年长安网的“点火”说起。

　　先别急着陷入群论，可以代入编辑本身制作这条微博的初衷。

　　很简单，他只是很单纯地想表达一个事实：「中国强大，印度垃圾」。

　　「中国强大，印度垃圾」，这绝对是没毛病的，且是绝对贴合事实的，尤其是放置于抗击新冠这个国际性事业中进行对比，印度政府的许多操作更是在中国体制面前呈完败之势。

　　所以长安网的编辑想要输出的观点即「中国强大，印度垃圾」，很OK。

　　但是，那条微博的问题并不在于输出的观点本身，很多一味强调印度如何如何抗疫不力的朋友完全是跑题了。

　　那条微博的真正问题在于输出观点的方式：太冷血了，冷血得让我们这些自己人都有点不寒而栗。

　　中国的强大，需不需要借助他国底层贫民的悲剧来强行反衬、强行凸显？

　　这种手法，难道不恰恰是对中国强大的一种矮化吗？

　　醉心于大国较量心态，却没有底层共情意识。

　　作为国家级宣传平台，完全可以把精力和笔墨放在抨击印度落后的医疗制度、印度的私有化教训、印度的种姓文化缺陷，共同导致了难以形成社会化抗疫的局面。

　　而不是拿底层印度贫民的惨死，来“扬我中华国威”。

　　有错的不是印度贫民，而是无能的印度政府。

　　这种国威，扬起得过于急不可耐、过于用力过猛、过于不顾吃相，我个人实在是不需要。

　　估计许多人要说了：“你忘了中印边界牺牲的烈士了吗？你忘了印度处处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围堵我们了吗？你忘了印度媒体一天到晚抹黑我们了吗？怎么能和这种SB阿三‘共情‘呢？”

　　我想说，日本人当年对我们做了什么，无需多言吧？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规模，无需多言吧？

　　然而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近来，国内再次发生恶性袭击日本幼童事件，我在微博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句警世名言：

　　然而评论区的某些评论真的让我无语又失望：

　　侵华战争前夕与战争进行期间，日本国内反华气氛高涨，从民间媒体到课堂学生教材，无不杀气腾腾、个个要灭我中华于极瞬之间。

　　可是在毛主席眼里，那些狂热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童稚时就学习操作玩具枪和玩具手雷、被教说“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军国主义教育的受害者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在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提出不应这样伤害日本平民：“尽管日本是坏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对罪犯难道就能够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平民和战犯都去杀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伤害到平民，我们当时八路军那个时候连俘虏都不杀，我们杀了日本人的军人，他犯过法，他杀过人，但是我们抓了他，我们要改造他。”

　　同时，毛主席也看穿美帝的阴谋、一针见血地点明美帝不过是耀武扬威地进行原子弹宣传。

　　毛主席还自信地表示：“原子弹无非是一个纸老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有力量，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背叛人民，他们不站在人民这边”、“是人民决定谁胜谁负，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心所向的话，原子弹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原则，同时也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胸怀：时刻牢记“解放全人类”，特别是解放受苦受难的人，哪怕这些人是身处于敌对国家中。

　　这种姿态，本身也是对自己居于意识形态高位的自信。

　　在毛主席时代，我们一方面进行要求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对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支持，帮助被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统治的日本人民进行民主化斗争。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时，更是呼出惊世高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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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解放”，一定是带有高度的同情心理的。

　　对被解放者的政治同情和对解放者自身的政治自信，二者促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政治正义，即一切政治行为的合法性。

　　也就是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说的：“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每每入侵他国颠覆政权都要打着“输出皿主滋油”的旗号——连邪恶不要脸如美帝，都知道追求一个“师出有名”、都知道追求一个政治正义。

　　那么遑论风清气正的我们了，怎可行踩踏别国底层悲剧之举？

　　我们可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啊。

　　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苏联？为什么苏联都解体覆灭三十余年，美国还是不放过它、还要不遗余力地在各种电影、游戏中丑化恶搞苏联？

　　美国真正害怕苏联的是什么，是苏联钢铁洪流的军事武装吗？

　　如果是害怕这个，聪明的美国人就不会在红警中配合着《苏维埃进行曲》将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吹特吹了。

　　美国人在根子上从来就不惧怕苏联乃至今天俄罗斯的核武库，他惧怕的是苏联当年喊出的那句口号：“解放全人类！”

　　准确而论，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运转模式，是苏联国内“劳动者当家做主”、“没收资本家财产”、“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领导集体与苏联工农”的阶级景观。

　　这些，才是让西方利益群体、垄断财阀们自1917年始，一夜之间被破防的根因。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曾语：“苏联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现在的议会（指俄罗斯）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国家掌控着经济命脉；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医疗/住房/教育；第四，苏联意味着没有阶级贫富之分，这里没有超富，也没有赤贫。”

　　所以，美国人送给全世界伪精苏分子（一群键盘战争狂）的所谓《苏维埃进行曲》，其歌词与苏维埃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就是毛主席晚年面对苏修的蜕变景观，而对中国产生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细细想来，晚近四十年来，我们又有多久没有提过“无产阶级专政”了？又有多久没有提过“阶级斗争”了？又有多久没有提过“解放全人类”了？

　　连“解放”台湾，都在1978年变成了“统一”。

　　3

　　再说胡锡进的“鼻屎小国论”。

　　可以探究：中国的强大，以及对于台湾省主权被侵犯而致满腔怒火的表达，需不需要借助侮辱立陶宛来实现？

　　这种“国威”，今天以胡先生为典型代表的某些“正能量官媒”与某些“爱国网友”，扬起得实在是过于急不可耐、过于用力过猛、过于不顾吃相了，在我看来完全是不需要。

　　我不禁试问：如果今天挑起台湾省闹剧的不是立陶宛这样的所谓“鼻屎小国”，而是某大国、某超级强国，是不是胡锡进之流就要偃旗息鼓、阴阴自慰了？

　　尤其事实是，给予立陶宛这个前台木偶以挑衅中国信心的，本来就是某帝国主义强国，胡先生难道心里没数吗？

　　非要逮着一个立陶宛穷尽泼妇骂辞，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胡先生这是在避重就轻，是在刻意回避与立陶宛背后某帝国主义强国进行正面交锋？

　　事实上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胡锡进在台湾问题上的诸如“薛定谔的台海战争打响论”等怯媚姿态，确实是让人可以认定他对美国的恐惧以及恐惧背后的崇拜（以及拿中国网民当傻子、以致于肆意得贩卖廉价的鸡血）。

　　对待弱小的立陶宛，就色厉气大地怒斥其“鼻屎小国”；而转过头来，对待强大的美国，便又如阿Q一般夹起尾巴躲到角落里自我安慰：“随他美国去吧！我们先忍忍，看他能怎么样……”

　　这就是今天官媒的对外作态吗？

　　每每美帝国主义向前五步时，胡先生便战狼式叫嚣“你敢不敢来十步？”待到人家真的向前十步，胡先生又咆哮“我不信你敢二十步！”

　　如果这时候美国方面没动静了，胡先生就会瞬间吹起胜利号角：“我们赢了！他们果然没敢二十步！”

　　………………

　　敢问，这就是传说中的“赢麻了”？这就是所谓的“强硬”？

　　在国际外交场合，选择性的强硬，其本质就是不强硬。

　　对弱敌国忘乎所以地自大，其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对强敌国的跪首称臣。

　　这是Pink党、工业党、民族主义党永远无法逻辑自洽、无法改掉的通病。

　　而这种通病的病发缘由，则是来源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帝国主义道路。

　　如此阶级性的通病，如果不加限制和扭转、甚至反而放任其于遁于中国的外交，那么它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拉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

　　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国际主义精神框架内，也一定会让毛主席一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不再“新”，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以国力强弱来摆弄自身的外交姿态，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对外思路。

　　从历史看，也往往是社会主义向社会帝国主义迈进的第一步，最终则一定会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昔日苏联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从1956年波兰危机到1968布拉格之春，从1979年阿富汗危机到1989年独立分离风潮………早就给予中国人惨痛教训和历史经验了。

　　2021年，代表领袖和十四亿中国人民意志的洁篪同志，才在阿拉斯加以“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对话”为名，不卑不亢、身位极正、国格拉满得教育了一番美帝国主义。

　　结果，同为对外发声阵线一员的胡锡进先生，竟然毫无学习领会，仍在以“实力”作为外交姿态的风向标，真的让人失望。

　　难道中国在实力羸弱的时候就得低三下四？在实力强大的时候又得趾高气扬？

　　1950年面对美帝国主义时，我们强大吗？1969年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我们强大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去向美帝和苏修低头、去把朝鲜半岛和东北三省拱手相让给两大帝国主义？

　　按照胡先生的逻辑，这实在是难以理解吧？

　　特别是在2020年5月胡先生曾鼓吹“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的前提下，我们若循着胡先生的外交思维，就更加无法解释为什么曾经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可以不靠核弹就打退麦克阿瑟与格列奇科这两位战争疯子。

　　之前的立陶宛穷凶极恶地挑衅中国主权，我们完全可以从捍卫自身领土尊严的正义角度，绝对自信且从容地与立陶宛进行平等对话，奉劝其切莫被一时的冲动所禁锢、甘当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棋子。

　　而不是胡锡进先生那一副骄傲自大的霸主作态，以看不起、瞧不上立陶宛的旧日殖民帝国式嘴脸，对立陶宛不屑一顾“什么鼻屎小国，也敢挑衅我大中华？”

　　……这种论调的下一句，是不是跟着要蹦出一嘴李云龙式的“信不信我大中华一炮轰了你xx养的立陶宛？”

　　………………

　　“弹丸小国”，说起来多么的轻蔑，仿佛小小立陶宛不堪一击、中国随时都可以继续“赢麻了”……

　　然而不要忘了，正是这“弹丸小国”的立陶宛，三十年前却是偌大苏联帝国土崩瓦解的第一块砖、第一洞蚁穴——1990年3月11日，在兰茨贝吉斯的授意下，立陶宛议会全票通过《立陶宛独立宣言》，将原本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将原本驻扎在立陶宛境内的苏联部队改为立陶宛国防军，并表示苏联宪法将在即日起失去法律效用。

　　4

　　丢仁政而拾霸政，弃仁气而择“霸气”，“鼻屎小国”，这样的口气非但不可能体现丝毫社会主义大国风范，反而会在如街头骂娘的口辞中将自身内心的冲动暴怒和淡定不得，充分暴露。

　　“蕞尔小国”、“弹丸小国”、“老鼠跳蚤”，止不住地以各种下三路的词汇与敌国进行谩骂，继而用核武器、国家军事实力对其进行恐吓，却丝毫不从斗争正义性的角度（维护我国主权领土完整）与立陶宛进行交锋，这必然会让胡先生所代表的“胡氏战狼外交”呈现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修姿态。

　　由此，也根本无法让作为反动方的立陶宛心服口服。

　　纵使你胡锡进真的扔一颗原子弹灭了立陶宛，你的对手也只会认为自己是输给了核弹而非输给正义，根本认识不到自己践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性。

　　这一点，实际与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幽幽不灭、始终认为自己“1945年只是输给原子弹而已”、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法西斯侵略罪责，是同一个道理。

　　正是因为胡先生之流从未真正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论深耕，因而在外交场合会屡屡于危急关头将命运交给“核武器”，而不是去讨论议题本身之中中国处于的正义立场。

　　最后展现的姿态便是：要么在对手的核武器面前败下阵来，要么仗着自己有核武器就在小国面前耀武扬威。

　　“鼻屎小国”，这种恶俗到极致的话放置于公开的对外辞令，上一次我看到如是现象，还是2004年台湾民进党负责所谓“对外事务”的陈唐山。

　　2004年9月24日，新加坡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提到了台海形势，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局势，设法避免它恶化。

　　结果陈唐山得知后公开大骂，用闽南话骂道：“像新加坡这样鼻屎大小的国家，竟然也在联合国大会上耀武扬威地！”之后又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

　　这就是“鼻屎小国”一词的由来。

　　台湾政客的粗鄙阴暗、在国际社会上恃强凌弱的嘴脸，于这个词身上一览无余。

　　然而，十几年后，我方的胡锡进先生竟然捡起了台湾政客吃剩后吐在地上的口香糖，并津津有味得嚼了起来……不敢对垒美帝国主义，只敢甩着脑袋痛骂立陶宛……

　　看不起“鼻屎小国”？于Pink党而言，立陶宛都是让人不屑一战的“鼻屎小国”了，怎么还能惊得中国互联网2021年深秋时沸腾连连？

　　小国，真的就没有能量吗？

　　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上众多“鼻屎小国”的支持，中国1971年能够顺利重返联合国吗？

　　我是不知道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势力看到像胡锡进先生此情此景是如何想法，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霸权重现？（还好，他退休了，不再身披官方战袍）

　　我也不知道那些中国与关系交好但实力羸弱、国土狭小的国家，看到胡锡进先生“鼻屎小国”的言论又是如何想法，会不会感到后背发凉、心生龃龉。

　　因为，这完全就是昔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再现！

　　曾经在他勃列日涅夫的眼里，地球上哪个国家不是“鼻屎小国？”苏联遇到的哪个国际事件不可以用所谓“真理只在大炮之内”来解决？

　　但结局呢？

　　那么多的“鼻屎小国”们最后都活得好好的，而你坐拥千门大炮、千枚核弹、千辆坦克的苏修帝国却轰然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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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人间惨剧，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小国依附西方强权而对中国不利”的遗憾，我很愿意以此去抨击这些国家其执政者之无能，但我绝无兴趣去利用和借助那些底层的惨像或是政客的下作，去对准其民族体量和底层人民而“扬我中华国威”。

　　“亲不亲，阶级分”，无产阶级立政的工农国家，绝不该有这样的道德萎缩。

　　1968年4月，面对远非今日印度政府般羸弱、相反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府，毛主席都曾雄文豪迈：《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对敌国底层的政治同情，才是在敌国国家机器面前最巍峨的政治自信。

　　社会主义外交观的核心是什么？——不放弃解放别国的工农阶级，不轻易轻视别国的反动阶级，不畏惧抗击别国的剥削阶级。

　　这其中的内核真理，就是坚定的人民信仰，而不是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曾经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众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毛主席，从来有过恐惧和妥协吗？

　　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真正的大国，其国之“大”，不仅在器，更在于“气”。

　　即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做出的论断：“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

　　最终战争的结果也应证并解释了战争为什么胜利、志愿军为什么伟大、1840年以来中国为什么有了毛主席才重新成为一个「大国」。

　　长安网、胡锡进、马前卒的这三条微博，短短三篇博文，其实反应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且是积重已久的问题。

　　它让我仿佛看见了1956年之后美苏两国的宣传机器彼此攻击、互相嘲讽的历史魅影……

　　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教授在其《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曾有这样论述：“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其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论武力，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可以迫使坐拥核武器的美国，在板门店极为不甘地签下停战协议；

　　论武力，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在中国的毛泽东面前一败涂地。

　　真正能够让中国屹立世界的，绝不仅仅是一门门火力威力巨大的炮筒，而是坚定且自信的政治高度。

　　不认识到这一点，而盲目陷入英雄史观和原子弹崇拜，注定无法厘清包括二战历史、冷战历史和后冷战史在内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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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这次深圳袭击日本幼童事件，我真的遗憾感叹，一切都回不去了......

　　B站账号：阳春白靴

　　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林宽澄的故事，非常应景。

　　小林不止一次谈到的毛主席所写《论持久战》里的俘虏政策，指的就是：“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1937年10月，毛主席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抗战期间，针对我军日俘不断增多的情况，我党创办了著名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对日俘进行系统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反战同盟战士。

　　后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确立对被俘蒋兵“权衡利弊、灵活运用”的方针，明确“大部争取补充我军”、“做好俘虏教育”等规定，把我人民军队的俘虏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优待战俘，这是我军自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定下的军纪铁律，伴随着我军近百年风霜始终写在军队纪律的核心位置。

　　早在1928年2月，毛主席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愿走的发给路费。”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颁发《关于优待俘虏问题》的命令，进一步以条例形式将优待俘虏的政策落地。

　　正是钢铁一般的优俘政策，塑造了我军“人民至上”的战争观，这也是我军总是能通过政治工作来拉拢争取敌方俘虏的缘由所在，避免了我军要像蒋匪国军那样通过抓壮丁这类的反动压迫行为来扩充兵源。

　　最令全世界舆论惊叹的，当然就是在朝鲜战场了。

　　在朝鲜，被我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韩军，统统得到优待，“罐头优先凿、雪粥优先熬”（雪粥就是雪水掺杂树叶煮的粥，这对于我军是最高伙食了），甚至还在战俘营中给美军举办篮球赛、开设扫盲班教美军识汉字。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屹立至今？就是因为历史上即便是被蒙古人的弯刀和清兵的铁蹄破了关，他们依然会在武力征服之后臣服、融入于中华文明。

　　中国人是怎么说话的、是怎么吃饭的、是怎么进行生产的、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从未因为蒙古人和八旗人的入局而被打断。

　　相反，外族源源不断地学习我们，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从这个角度看，熟读古史的毛主席是以极为磅礴的气概，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与中国人的文明高位有机结合在一起，让人民军队成为了一支共产主义的军队，也让中国成为了「新中国」——这个新，就新在我们是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帝国主义的。

　　莫尼卡·费尔顿夫人曾于1952年9月到过我军战俘营参观访问，同英美战俘们谈话、开座谈会。在仔细了解了志愿军战俘营的情况之后，她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

　　在我军战俘营中，美英俘虏们还可以可以给家人写信。我军给他们发了钢笔、纸、信封，不要太贴心。

　　这也促使了许多美国大兵留下，在毛主席和我军的教育下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7

　　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就是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反面，就是帝国主义。

　　什么是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就不用多说了，真正值得警惕、铭记、观察的，是50年代末起始的苏联，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

　　“解放全人类”这个列宁和斯大林留给苏联的最宝贵遗产，逐步被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所谓“戴维营会谈精神”所取代，至格列奇科的“原子弹打服中国”与勃列日涅夫的“征服阿富汗”达到顶峰。

　　1981年的苏联“81-西方”军演，看似铁流滚滚、声势浩大，但你已看不到一丁点苏维埃人民军队的样子了。

　　当时的西欧诸雄在颤抖，美国媒体也在隐忧，可是真正聪明的、藏在深宫处的那一小撮美国大佬却在暗笑——从“81军演”，几乎就已经能够预见苏联的悲剧和美国的胜利了。

　　从2021年的长安网事件亦可看出，很多人依然执迷不悟“放印度死人的照片，不恰恰说明印度当局无能吗” 说这种话的人恰恰暴露。

　　既然要怼印度当局，那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怼，而不是借底层贫民的苦难来当作你摆秀优势、攻击敌国当局的抓手工具。

　　同样的图，海南警方官博的文案就显得大气多了。

　　哪怕是从外交战的技术角度，当一个敌国发生了社会性的、群体性的灾难，这难道不正好是一个“契机”吗——用展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大国悯人姿态的手法，分化敌国当局与底层惨民的契机。

　　现实中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中国当时已向印度提供超两万台制氧机），然而在舆论场上，长安网却短短一行字拉了全局的胯………

　　有的人要说了：“拉倒吧，印度贫民是惨，但他们就是一群 %×*«%«￥……你根本感化不了的！看看他们在外网都是怎么骂中国的！”

　　对于这种言论，我只想说，当年的日本鬼子被军国主义洗脑、美国鬼子被帝国主义洗脑、蒋记国军被蒋府法西斯洗脑，哪个不比今天的印度人被反华主义洗脑严重？最后都是怎么被我军感召教育的？

　　其次，这种蔑视歧视而非怀揣同情拯救心态的思维，非常可怕且可怜。

　　因为有对下之蔑视歧视，必然也有对上之仰视崇拜，这实际是将人类划为了三六九等。

　　你瞧不起印度贫民，那么请问你瞧得起谁，西方白人？

　　那么这种所谓“瞧得起”，就会变种为对白人的媚洋崇拜跪舔。

　　不得不说，当民众以这种通过蔑视嘲弄敌国底层灾难、去达到攻击敌国的目的的思维，去感染裹挟政府时，这更是恐怖……

　　今天你鼓动本国政府去蔑视别人，明天难保你自己不会被……不多说了。

　　8

　　中国，应该成为世界文明争锋舞台上的灯塔，而不是一个狭窄领域——帝国主义熔炉里的一员。

　　中国绝不可成为帝国主义，中国的崛起必须是社会主义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什么是帝国主义？比如川普口中的所谓“美国优先”，又比如胡锡进和马前卒口中的那些暴论。

　　十余年前，准确的说是十八大之前的中国舆论场，恨国是主流，公知群魔乱舞、南方系大行其道；而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十九大之后，爱国终于成为主流，特别是以《战狼2》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引领了一股“爱国风潮”。

　　这很好，这当然很好，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要以相当克制的态度说一声“但是”：就今天这个一眼望去“遍地是爱国大V、爱国博主”的舆论画景而言，事实上，很多人反美，但他们反的只是美国，而不是美帝；很多人爱国，但他们爱的也并不是中国，而是（一种幻想中的）中帝。

　　以Pink党、工业党、GDP党、民族主义党为例，很多人都理解不了我到底在批判这些群体什么？

　　这些人的骨子里，其实是默认美国主导世界、默认资本和强权主导世界秩序——这里的“美国”我只是一个代指，指的是霸权、帝国主义。

　　他们当然爱中国，但他们爱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而已，因为这四十年的中国可以在某些方面满足他们的帝国主义幻想。

　　即“中华帝国主义”。

　　但是毛主席建立的不是中帝，而是社会主义中国。

　　民族主义者们看上去天天“反美”，但他们的目的和愿望，是打倒美国，然后由中国取而代之。

　　1965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曾发表过一篇声讨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文章《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文中有斥：“他们有时装出一些反美的姿态，但是，一切政策的落足点，仍旧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可是毛主席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不仅是打倒美国，且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美国。

　　正如《让子弹飞》里，张麻子面对黄四郎曾坚定地这样反答：“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因为，张麻子要的从来就不是这座碉楼，而是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碉楼。

　　今天，我们在新时代领袖的教育下一遍遍地强调与学习“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我想请问问工业党们：这里面有“大炮自信”、有“原子弹自信”吗？

　　大炮飞机坦克航母原子弹固然重要，它同样是一个大国的象征、是国防实力强大之必须——但是，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真正安身立命的法宝。

　　就中国共产党、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的，只能是领袖提出的“四个自信”中的四要素：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是这四要素，孕育出了大炮飞机坦克航母原子弹，即“枪杆子出政权”的前提一定是“党指挥枪”；也是这四要素，决定着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以及意欲被中国共产党解放的全世界其他受苦受难的被剥削人民的政治地位——这同时也就重申了中共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解放全人类”的理想。

　　“四个自信”，刻画着党的纯洁性，而绝非什么飞机航母、什么“光锥之内是尊严”。

　　当年把美国侵略者打到谈判桌前的人民志愿军，他们有飞机吗？有航母吗？有原子弹吗？

　　别说这些硬家伙，喝雪水饱腹的人民志愿军连胡锡进口中充满着小资情调的“钟表花瓶”都没有！

　　可是他们在美国侵略者面前，却比中国历史上那些装备精良、气质绰约的军阀部队们、蒋介石国军们，有尊严的多！

　　既不蔑视南朝鲜伪军为“鼻屎小国”，也不媚视美国军队为“不可战胜的大国”，半个多世纪前毛主席铸造的人民志愿军，才是真正的大国军队、人民军队。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通透了。

　　跋

　　1976年，南开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难道他们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吗？否。他们要扑灭的只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他们自己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停止过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难道他们真的热心于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热心的是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革命，革谁的命，谁自然便是抵触革命、反对革命的急先锋。

　　反对革命者，从历史走来有一个相当浩长且人民导向的罪冠：「反革命」。

　　1925年，民国时代著名的白色媒体、媚洋改良派杂志《现代评论》刊文：“现在社会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民族主义工业党们在国家主义层面所秉持着沙文主义世界观，其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他们在维稳主义层面也同样秉持着等级主义治国论。

　　即：一切均用民族主义的叙事去麻痹轻易共情的受众，实现去阶级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的诉求。

　　认清这一点，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团结起来”的政治前提。

　　否则，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而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的一段话来为本文做收尾，则更为宏大和精妙：“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