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清官远比不了做好事的好干部: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好在哪?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泽东文化里，对干部的要求，清正廉明是最起码的要求，不止于此，干部还得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来重点突破，并整体推进的。到了毛主席晚年，出现了像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这样的新干部，他们逐渐占到各级基层干部的多数，并且充实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层，这是一个文化道器变通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的标志。对这样的干部的评价用清官标准，就显得太低了。清官标准不讲阶级性，有极大迷惑性，而革命干部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为人民服务本领的人。革命干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封建社会的清官与之比较，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两种人。可是，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社会，如果一个官员连清官的要求都做不到，那问题呈什么性质呢?那就无须多说了。这里探讨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之一，也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一批做好事的好干部，他们究竟好在哪?

　　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和吴桂贤副总理(左一)在大寨

　　在私有制社会，当官的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具有无限性，那叫贪得无厌。而在公有制社会，当官的谋取私利的空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肯定是有限的，因为生产资料共有，生活资料不能直接创造利润，搞再多生活资料也谈不上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价值。另外，公有制社会，谋取私利，必定会增加风险，因为你谋取的“私利”如钱和物，多了无处可藏，必然会露马脚。因此，只要是在真正的公有制社会，那么整治贪官比私有制社会要简单。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推行公有制，那么超越传统意义上清官干部，就不会是像旧社会那样是少数。旧社会清官是相对于贪官而言，清官在官场是物以稀为贵的。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革命干部一方面受纪律约束，一方面加强学习，贪官不是没有，但趋势是越来越少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出现大批像陈永贵、李素文这样的干部，也是必然的。

　　品味一下毛主席的那句名言：

　　【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点突破往往是在干部政策上，因为干部队伍建设的突破，就带动全局整体推进。

　　中国自古以来，按照文化习惯，人们还是以好人为标杆来评价人的，在旧社会人们喜欢好官，在新社会人们喜欢好干部。好官与好干部，都是在人品上也许有一些共性，例如国民党内部有张治中这样的好官，和共产党的干部在人品上有相似之处。但旧社会的好官是个别的，而新社会毛主席培养的好干部则是成千上万，且越来越多的。

　　封建社会，贪官成堆，则清正廉明的官，物以稀为贵。清官，是封建社会个别的“好官”，其实也并不一定好，有的“清官”还很害人。

　　好一点的清官，至多也是独善其身，偶然抓住机会做点好事而已。

　　《老残游记》有这样的说法：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只是在旧社会贪官污吏太多了，人们自发地寄希望于戏曲舞台上的“清官”。

　　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指望清官来搞什么像样的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荡涤一切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要破旧立新。

　　怎样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毛主席毕生探索的课题，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项永恒的课题。

　　毛主席生前发现了人民的意义，并且坚定不移带领全党相信人民，始终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对干部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他们不习惯走群众路线，反感群众监督。

　　而毛泽东文化里群众路线，群众监督，对于干部的清正廉明，具有怎样的功能与作用，恐怕那是迄今为止任何制度体系，任何法律约束都比不了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干部清正廉明，那是最基本的要求，那是党员干部道器变通之基，他们的道器变通之变，那指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实践。在毛泽东文化里，党员干部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如此的道器变通，如果对于清官而言，那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而是要革命的干部，对他们当然不能只以所谓清官，以不腐败为标准来要求来评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岂不与封建社会没有区别了?

　　对于手握权力的人来说，不腐败仅仅是有所不为的一个要求，更现实的要求是要有所为--要用人民委托于你的权力做好事，不做坏事。

　　今天，我们理所当然要反腐倡廉，要对贪官绳之以法。这是破，更重要的是要立，树立正气，扶正祛邪。这样就得挖掘社会里真正不想腐，同时又有本领为人民服务的人，通俗讲，这样的人不光是好人，还善于做好事--这种人就是陈永贵、李素文那样的好干部，既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又有为人民服务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还善于在毛泽东文化里，使得这“三法”“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因为陈永贵和李素文两位同志已经去世，可以盖棺论定了，所以在此以他们二位为例谈点看法。

　　01

　　王宏斌身上保持着陈永贵副总理作为毛主席的干部特征

　　即使在出现了很多贪官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现实社会里，有王宏斌这样的人，他就是陈永贵式的干部。不过，王宏斌生活在南街村这样的环境里，这是不可或缺的。南街村还是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为主导的文化环境。

　　陈永贵与王宏斌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但是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上，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们的个性里面又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型人才，具有敢想敢干，敢冒风险的社会主义红色企业家精神。然而，他们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农民共产党员，或者叫共产党农民。曾经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同志无疑把共产主义信念融入到自己的本色里面去了，至死不渝。南街村的“班长”王宏斌同志正在执著地这样做。陈永贵和王宏斌，他们做的事情，无疑是共产主义者所需要，也必须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超越个人利益。这一点，是任何讲所谓个人产权，个人利益的人所无法比拟的。基于此，他们这样的人必然会遭遇到各种误解、责难、污蔑、谩骂，这都是正常的，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反而还不正常了。但是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信念，这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我们理所当然要保护这样的先进文化，以及承载着这样文化的人。

　　试图用资本主义或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那一套，来解释陈永贵王宏斌的想法说法做法，那是行不通的。

　　他们的清正廉洁，在器层面远远超越了清官的特征，而在道层面，那是清官是望尘莫及的。

　　02

　　李素文副委员长：

　　从高干到百姓，没有任何不适应

　　李素文这样的人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责任更大，荣誉感更强外，物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此，不当高干了，理所当然就没有什么失落感。

　　这样干部哪里找?

　　为何会有这样的干部成批出现?

　　这样的人成长的环境，他们得以脱颖而出文化氛围是怎样的?

　　这是今天的我们不能不思考的。

　　这也是破解廉洁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上图是当年李素文成为劳模的照片，下图是晚年李素文，四届人大副委员长。

　　李素文在工作岗位上，能上能下，因为她就不是官，不存在官场那一套想法说法做法。

　　这里面的制度安排，这背后的文化深意，千万不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评价，也不能用封建官僚的“清官意识”来解读，那样肯定是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

　　这里再说个小故事，学者潘维写的是1980年代初的事情：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

　　这难道不是稀奇事?

　　物以稀为贵?

　　03

　　毛泽东文化哺育那么多好干部:

　　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该怎样评价?

　　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和吴桂贤副总理参加游园活动

　　在毛泽东文化里，干部和英雄(指英雄人物)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同时又是给予严格区分的。干部和英雄都是来自人民群众，而且始终是群众中的一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唯物史观里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主席的这个说法，必须从道层面来感悟，决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含含糊糊。一个人在成为干部或者英雄之前或者以后，都是群众中的一员。如果在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上，把干部或者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并列起来，说干部或者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存在人民群众之外的所谓干部或者英雄人物，如果硬要说某人是人民群众之外的“干部”、“英雄”，那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个人，那此人实际上就已经变质了——此人的道器变通之变意味着——在道层面思想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在器层面已经变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干部或者英雄，这样的人还算好干部，还算英雄么?

　　因此，硬要说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外，还有一部分历史是由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那就把英雄和人民群众隔开了，这实际上陷入了英雄史观——唯心史观。

　　务必请注意：人民群众这个概念包括英雄人物，只不过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模范的典型代表而已。英雄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的，不存在离开人民群众的英雄单独行为。

　　干部和英雄有交集，干部里面也会出英雄人物，同样干部也只能在人民群众中活动，不存在脱离人民群众，置身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干部。

　　如果哪个干部，或者哪位英雄人物，离开了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干部，也无所谓英雄了。

　　干部也好，英雄也好，其道器变通之根基在人民群众这里。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里，在道层面只有一个——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只针对干部或者只针对英雄的指导思想。干部或者英雄在道层面只能在这个指导思想引领下来展开道器变通之变，那样才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其道器变通之根正在于此，而其道器变通之基也只能在人民群众这里。

　　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是通过群众相信且相信群众的党组织完成的。而英雄的培养则是靠文化氛围的熏陶进行的，不存在专门把谁作为“英雄候选人”那样来培养的事情，英雄的产生从社会角度讲有自发的偶然性，某个英雄人物出现之后，又能够从偶然性里发现其必然性。英雄的认定，唯一的途径是某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英雄行为出现后，人民群众自然地确信有英雄产生了，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组织一般经过调查之后，把那些可以作为榜样的英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进行宣传。

　　干部是有确定的职责任务要求的岗位，干部比较容易职业化(职业化的干部特别容易道器变通之变，成为官员)，英雄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荣誉，高于一般先进称号的荣誉。英雄不问出处，革命不分先后，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

　　这也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应有之义。

　　毛泽东文化里的干部，已经在理论上彻底划清了和封建官僚(包括清官)的界限，至于在实践上如何防止干部官僚化，则是毛主席终身探索的大课题。在战争年代，干部政策重点在培养使用上，这也是创业初期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干部政策有所调整，逐渐突出了对干部的严格要求。

　　到了主席晚年，以陈永贵李素文这批干部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为标志，毛主席的探索得实践检验，得到老百姓认可。

　　毛主席以身作则，带出了这样的干部，他们来自基层，来自群众，他们敢于看到，敢于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敢于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领导、监督之下，也即是说他们深切地领悟到了自己的权威来自群众，自己也只能通过为了群众，通过依靠群众，在实现群众的利益过程中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相信群众相信党，一般做的不够的往往是在相信群众上很不够。

　　毛主席在相信群众问题上，可谓从信念上把握牢靠。其实，从道理上讲，不难理解。

　　没有群众，谈不上领导。不相信群众，群众不可能相信你。只有先相信群众，群众才会相信你。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个说法当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说得通的。毛主席的很多说法，的的确确转化为广大干部带领群众干革命的具体做法，并且行得通，从而证明毛主席的说法说得通，毛主席的想法在广大工农兵那里也就想得通了。

　　毛主席作为个人毕竟接触面有限，怎么办?

　　用文化哺育干部，这样路线的功能就可以通过干部发挥作用了。

　　到了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召开的时候，陈永贵、李素文这样的干部，就不是个别的，而是一大批遍布各地各条战线。

　　这样一来，时间久了人们就会自觉地用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来作为标杆，毛主席就是这样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道器变通的。

　　这里提供一个资料: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全国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共选出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十二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许多代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来自: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公报》1975年1月17日)

　　其实说到底，内外反动派惧怕的是人民——觉悟了的人民——被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实际发动起来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就具备了当家做主的条件。一旦人民意识到当家作主的含义，那么历代统治阶级依靠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时代，也才，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毛主席逝世后，类似陈永贵、李素文这样的干部还有出现，例如像吴仁宝、王宏斌这样一批红色企业家，另外还有来自民间的高人......

　　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趋势:

　　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多?

　　社会已经对这样的干部司空见惯了，是不是?

　　这算不算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特色?

　　后来怎么样了?

　　这里就不说了。

　　李克勤后记:他们本身就没有脱离原单位的群众，他们就不是官，是干活比普通老百姓先干一步，多干一点，且乐在其中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境界是清官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要求。毛主席革命路线致力于人民当家做主的。

　　从道器变通之根上分析，不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可能会有人拿出人才之能力来说事。这不能只从器层面分析，必须结合道层面的思想意识来评判，这是世界观问题。

　　这里不妨还举个例子，那就是张铁生，他的能力差吗?人家如今经商办企业差吗?

　　可当年张铁生也是那批基层干部之一的。

　　这只是说器层面的能能力。

　　估计现在不会有人再拿学历学位来说事吧?!

　　学历高能说明什么?

　　高学历与好人好事没有必然联系。按照通常说的“文化程度”、学历来评判，恐怕陈永贵算是个大老粗。

　　可陈永贵为啥能够把毛主席的思想悟得那么深呢?这恰恰说明我们对于学习研究本身的认识存在问题。你能说陈永贵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吗?

　　怎样才算有文化?

　　听过陈永贵报告的著名作家赵树理的评价：“陈永贵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主席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读“无字之书”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悟道的问题。

　　陈永贵，李素文以及后来的那一批乡村红色企业家，都属于被某些人看不起的大老粗。然而，他们悟性强，他们用心读了一些毛主席著作后，就有了自己独特感悟，就悟道了。

　　吴仁宝、王宏斌作报告，颇有陈永贵的那种风格。他们这些人，把毛主席的思想从道层面感悟得深。由此，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方法论——想法说法做法，加上他们都是朴素的实干家，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器而道，由道而器，道器变通。在哲学层面，这和雷锋，和王进喜，是相通的。

　　1973年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尼亚到大寨参观，陈永贵高兴地与他们握手，后来陈永贵副总理应邀访问过墨西哥。

　　陈永贵访问墨西哥、日本时，受到的礼遇可不差，他可是名副其实的农业专家。

　　李素文副委员长代表中国在世界妇女大会上讲话，气场差吗?

　　与此场景类似，一位叫王桂珍的赤脚医生也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代表中国讲话，博得与会者一致好评。王桂珍当时也是副部级干部了，可她从来就没有当过“官”，从来就有停息过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

　　这样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舞台，穿着地地道道的中国衣服，讲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赢得世界各国人士的尊重，有什么不好?

　　陈永贵、李素文是著名的劳模，是劳动英雄。不仅如此，他们又具有领导干部的气质、风度和本领，他们是干出来的，本身就是实践检验出来的优异人才。

　　这样的人好在哪?他们习惯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做好人好事，善于领着大家一起做好事，以此为乐。这样的人的确有。这样的优异人才，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不需要?谁喜欢，谁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