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尽全力的背后，是无法逃脱的阶级枷锁

　　2019年，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全球影坛的焦点。这部电影不仅斩获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还在奥斯卡上破天荒地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它的成功不仅在于电影本身的艺术造诣，更在于它精准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阶级固化等现实问题，让世界各地的观众产生了共鸣。

　　许多影评人认为，《寄生虫》是一部对社会不公进行犀利批判的现实主义杰作，它用隐喻与戏剧化的冲突展现了底层人民的困境，同时也暗示着阶级之间的对抗。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部电影究竟揭露了什么?它是否真的触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还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社会观察?

　　本文我们主要探讨的是电影背后的意识形态方面，剧情方面我大概简略的过一遍，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自行去看原片。

　　电影的故事围绕两个家庭展开，一个是居住在豪宅中、财务自由的朴家。另一个是生活在城市阴暗角落、靠零工维持生计的金家，金家的父亲金基泽曾是出租车司机，母亲崔淑贞也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儿子金基宇和女儿金基婷都是失业的年轻人。整个家庭住在一个地下室里，环境恶劣，甚至需要蹭邻居的Wi-Fi才能上网。

　　当一场暴雨袭来时，他们的家被污水淹没，他们只能在避难所度过夜晚。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朴家，这个家庭住在一座宽敞的现代化豪宅里，拥有高而稳定的收入、私人司机、家政工人，生活无忧无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上，更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上。朴太太单纯而天真，不了解底层社会的困境，而金家人则精明、能干，但无论如何努力，他们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金基宇偶然得知自己的朋友即将去国外留学，便伪造学历，成功进入朴家担任家教。接着，他利用计谋让自己的妹妹金基婷成为朴家的美术老师，又通过设计陷害朴家的司机和管家，让自己的父母分别顶替了这些职位。金家看似一步步成功地“寄生”到了朴家之中，享受着富人家庭提供的优越条件。

　　然而，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当朴家外出旅行时，金家人在豪宅中肆意享受，却意外发现原来的女管家文光回来，并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朴家的地下室中竟然藏着她的丈夫。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多年，靠文光偷偷提供食物维生。

　　这时，剧情从阶级对立逐渐转向底层之间的互害。金家与文光夫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他们不是联手对抗朴家，而是争夺这座豪宅的“寄生”权。当朴家突然提前回家时，金家人匆忙躲藏，而地下室中的丈夫则意外被释放，在混乱中，他拿起刀袭击了金家人。最终，金基泽在愤怒中刺杀了朴社长，而后逃进了地下室，成为新的“寄生者”。电影的最后，金基宇幻想着自己未来能够赚足够的钱买下这座豪宅，从而救出自己的父亲，但现实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幻想，他依然被困在贫穷的牢笼中，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奉俊昊通过细腻的影像语言展现了韩国社会的阶级分层。他在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视觉隐喻，例如金家人不断“下行”的镜头设计，从他们住在地下室，到他们逃回家时穿过雨水肆虐的街道，这些都象征着他们无法突破阶级桎梏。而朴家则始终居高临下，住在高地豪宅，连空气都比底层更“干净”，甚至能够凭借“穷人气味”来区分社会阶层。此外，电影还巧妙地运用了空间隐喻，例如豪宅的地下室就像是被资本主义社会遗忘的角落，里面藏着一个已经被剥夺了一切的“幽灵般的无产者”，这个角色并没有真正的名字，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最底层人的象征。

　　然而，电影的核心问题在于，它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但它的叙述方式却掩盖了真正的剥削关系，在这种叙事方式中隐藏着微妙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并未真正挑战资本主义体制，反而以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方式，将阶级矛盾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并不是富人凭空创造的，而是通过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获得的。然而，在电影中，贫穷的人被塑造成“寄生者”，他们通过欺骗、算计、争斗来获得生存空间，而不是通过劳动获取应得的回报。这样的叙事逻辑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掩盖，它模糊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让观众误以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缺乏机会或聪明才智，而不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电影最终将阶级矛盾简化为底层之间的互害，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体反抗。金家和文光夫妇的斗争，实际上是在争夺富人施舍的一点残羹冷炙，而真正的剥削者朴家始终处于相对安全的地位，甚至到了最后，他们阶级地位的象征都没有真正受到威胁。金基泽刺杀朴社长的行为被塑造成一种个人化的愤怒，而非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让无产者的反抗显得无序、暴力、不理智，还让观众在愤怒之余，最终只能接受现实，而不是思考如何改变它。

　　这种叙事逻辑，恰恰是资产阶级最希望看到的——让无产阶级认为，他们的敌人是其他底层人，而不是资本家本身。电影没有让无产阶级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让他们陷入“互害模式”，从而消耗掉本可以用于阶级斗争的怒火。这种设定，使得电影最终仍然是“安全的”资本主义批判，它们揭露了不公，但没有真正威胁到资本主义体系。

　　写到此处，不得不想起昨天写的关于《小丑》的文章(文章链接：他们恐惧愤怒的底层，却从不反思自己的罪恶)，《小丑》和《寄生虫》都是近年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力度较大的电影。它们都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贫富差距、不平等和底层人的痛苦。然而，它们的局限性同样显而易见——它们都停留在揭露现实的层面，而没有展现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让无产阶级在观看后陷入虚无主义，而非获得真正的阶级觉悟。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最终仍然是“安全的”资本主义批判，属于可以被主流资本主义市场接受的范围，甚至被主流文化所消费，而不会真正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它们都不能称得上真正能启发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作品。

　　《寄生虫》讲述的是金家人如何通过欺骗手段进入朴家工作，以“寄生”的方式暂时逃离贫困。然而，电影最终展示的并不是阶级觉醒或反抗，而是穷人之间的内斗。金家设计陷害前司机和老保姆，让他们丢掉工作，而当他们遇到地下室中的另一对贫困夫妇时，双方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大打出手，最终两败俱伤。这一情节深刻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让底层人民相互争斗，而不是团结起来反抗真正的剥削者。

　　电影让观众看到贫穷者的绝望，却没有让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是导致他们困境的根源。影片的结局更是对无产阶级斗争可能性的彻底否定——金基宇幻想着靠自己的努力买下朴家的豪宅，但电影用一种冷酷的现实告诉观众，这个梦想永远无法实现。无论他们如何聪明、努力，都无法打破阶级固化的枷锁。资本主义通过这样的叙事让无产阶级接受自己的命运，相信斗争无用，从而放弃对社会变革的思考。

　　《小丑》的故事与《寄生虫》有异曲同工之妙。亚瑟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削者，他的精神疾病得不到治疗，他的工作没有保障，他的梦想被无情践踏。他的遭遇代表着千千万万个被资本主义社会抛弃的人。他在经历一系列的羞辱和伤害之后，最终选择了暴力作为回应。他杀死那些嘲笑、欺辱他的富人，点燃了哥谭市的混乱。然而，这种暴动是无序的、盲目的，它并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而是被塑造成一场癫狂的暴力狂欢。电影让观众看到底层人民的愤怒，却刻意回避了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哥谭市的无产阶级最终只能选择在无政府主义式的暴力中发泄愤怒，而不是形成有组织的斗争。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资产阶级的恐惧叙事——他们可以借此宣传“穷人暴动只会带来混乱和毁灭”，从而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两部电影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但它们的叙事最终都停留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范围内。它们让观众愤怒，却不给他们改变世界的方向。它们让无产阶级看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真正打破这种命运的锁链。它们用现实的残酷来制造一种宿命论的绝望情绪，让人们相信贫富差距是不可改变的，反抗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暴力或是自我毁灭式的挣扎。正是因为它们的批判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这样的电影才能被资本主义市场所接受，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被推广和消费，而不会真正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利益。

　　如果这两部电影真的具有革命性，它们的叙事就不会让底层互相残杀，而是会展现无产阶级如何团结起来、组织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金家和地下室的夫妇不应该为了争夺朴家的工作机会而斗争，而是应该联合起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甚至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亚瑟的反抗不应该停留在对个别富人的报复，而应该演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起义，真正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然而，这样的叙事是不会被资本主义市场所接受的，因为它会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

　　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不仅仅依靠经济上的剥削，还依靠文化上的操控。电影、文学、媒体等意识形态工具被用来塑造无产阶级的思想，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是不可改变的，让他们把愤怒指向自己的同类，而不是剥削他们的资产阶级。《寄生虫》和《小丑》虽然看似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它们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是在强化资本主义的统治。它们让观众在情感上对资本主义感到愤怒，但它们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它们用悲剧和暴力来制造情绪化的宣泄，而不是阶级觉醒。它们让无产阶级在彼此之间斗争，而不是意识到团结的力量。

　　真正的革命电影不会让观众在观影后只是在心里叹息一句“世界真不公平”，然后回到日常的生活中继续忍受剥削，而是要让观众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思考如何组织斗争来改变这一切。电影不应该只是揭露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而是要让观众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是可以被推翻的。《寄生虫》让穷人之间的互害成为故事的核心，而不是让他们觉醒并联合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小丑》让底层的愤怒变成无序的暴动，而不是形成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种叙事方式的最终效果，就是让无产阶级继续在宿命论的迷雾中挣扎，而不是在斗争中觉醒。

　　资本主义最害怕的，并不是像《寄生虫》和《小丑》这样的电影，而是无产阶级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最害怕的是被剥削者不再互相争斗，而是认识到他们的共同敌人是资产阶级。它最害怕的是无产阶级不再满足于愤怒和绝望，而是开始组织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电影不会被资本主义市场所接受，而那些看似批判资本主义但最终仍然服从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电影，反而能被主流文化所消费。

　　无产阶级的愤怒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对个别富人的憎恨或是对自己命运的哀叹，而是要变成集体的觉醒和斗争。真正的反抗不是孤立的个体复仇，而是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并开始为改变世界而奋斗，资本主义的统治才会真正被动摇。否则，即使《寄生虫》和《小丑》这样的电影再多，它们最终也只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真正变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