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请看中国富豪对改革红利的经典解释

 张宏良：请看中国富豪对改革红利的经典解释

　　著名自由派作家韩少功在《文革的逆袭与重续》一文中引述了他一位富豪朋友的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富豪对改革红利的经典解释，他这位原先是国企老总现在是私企老总的朋友谈到大批失业者时，笑眯眯地说:“放心吧！再过20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也就是说，通过两极分化的改革，把那些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多余的劳动者剥夺干净，像清除杂草那样清除掉，中国现代化才会成功，可见，两极分化的改革，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红利。这是迄今为止，对改革红利最生动最深刻最经典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富豪阶层对改革红利的真实理解。
中国富豪对改革红利的这个解释，让人想起了八十年代改革初期那首著名的改革歌曲《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按照这个富豪的说法，就是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穷人都死光，只剩富人醉，漫天的改革红利伴着彩云飞。可以说，通过疾病和饥饿把多余的穷人全都饿死，以此来实现国家发展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除了共济会之外，也是绝无仅有，只是共济会的灭绝方式是针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而不是针对本国人民。
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是个别富豪的丧尽天良，如果这样想将大错特错，这个富豪的话不过是反映了当今中国改革的客观逻辑。这也就是改革为什么越来越变成与人民相对立的贬义词的根本原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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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

来源：观察者网

　　“文革”后期，我身边有这样几个圈子。一是我哥的圈子，有工人（唐继智、俞巴立等），有知青（孙志远、姚庆如等）、有知识分子（袁铁山、张玉纲等），有刚出狱的政治犯（周国辉狱龄七年）。他们散居南方各省，却不知如何串成了一堆。

　　他们在吃了上顿也不一定有下顿的年月，一起对西方思想发烧。“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这就是我对唐某的一点记忆，曾写入一篇散文。[2]

　　另一圈子由文学爱好者组成。其中有莫应丰，正在写抗议“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故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知情者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薜浩等既紧张又兴奋，凑粮凑钱支持其写作，常长谈于密室或野外，形迹鬼鬼祟祟。北京出现“民主墙”后，他们终于钻出地表，以“四五文学社”的公开旗号，在省城最热闹的大街上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呼吁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谴责地方长官在“真理检验标准”讨论中的沉默……构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事件。

西单民主墙上面张贴的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视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

　　当时各地都有这样的“圈子”，后来在北岛（北京）、钱理群（贵州）、徐友渔（四川）、王绍光（湖北）、张志扬（湖北）、张木生（北京和内蒙）、王鸿生（河南）、朱学勤（河南）、多多（北京）、徐晓（北京和山西）、宋永毅（上海）、王希哲（广东）等人的笔下留有痕迹。当事人想必记得清楚，“保”和“造”的界限在此时渐次消溶，民意出现高度的趋同化。即便是一些前造反派对官员仍存抵触，但对发展经济、开放文禁、革新政治（取消出身歧视、提倡法制与民主等）等，都觉得很对胃口。这样，人人都是变天派，从“四五”天安门运动（1976年），到中共11届三中全会（1978年），整个国家几乎实现了一种左右会盟和朝野协力，推进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转轨，整个过程低震荡、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倡言的“武装起义”，拿到会议室外就风吹云散，没有人愿意真去舞枪弄棒。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被誉为资产阶级和平革命的典范，尚有威廉大军1.4万人和五百艘船舰远道西征和兵临城下，而中国这次历史大转折以轻易、快速、整齐、全方位的方式实现，不费一枪一弹更像奇迹。

　　然而，这还是革命吗？

　　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恢复旧秩序，甚至“一改改到解放前”，重新讨论市场、资本、私有制、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有意思的是，这种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却又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上述那些圈子里，人们开口多有马克思主义语录，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文史哲知识大普及，还有全球视野和抱负天下的炽热能量，显然也来自“文革”中官方主导的理论训练，包括中苏两国之间长期的笔墨论争。俭朴生活、暗号接头，紧紧握手，赋诗言志，秘密制作文宣，决然抛家别子，被捕时昂首挺胸，在红旗、山河、纪念碑、游行队列前心潮起伏……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说和电影，有“赤匪”、CP、青年近卫军、西班牙“国际纵队”乃至俄国12月党人的影子。“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语），现在人们把这种句式送给“文革”再合适不过。

　　需要提到一篇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3]被中央理论期刊《红旗》史无前例地转载，成为一时舆论热点。故事是这样：农民冯幺爸要为两家孩子的一次纠纷提供目击证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罗家，也不敢得罪袒护罗家的曹支书。

　　在梨花屯乡场上，她（罗家——引者注）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得罪了这姓罗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你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

　　因此，冯幺爸一开始只能叹气，搓手，咧嘴假笑，装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檐下双手抱头久蹲不起。情节的转折点是，随着罗、曹两方的威逼或辱骂，他终于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消哪个说，（我）就像一条狗！……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权势一方要求他别东扯西拉绕弯子，于是他接下来的一通怒吼更不着边际：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你又怎样？……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原来他这是给自己打气。依靠农村承包责任制，他突然发现自己吃饭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还怕什么怕？他终于在权贵阶层面前找回了一条挺直的腰杆，说出真实的证言，不仅让在场的乡亲们瞠目，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1978年冬，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是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资料照片）。

　　这一个短篇赢得满堂彩，显然是触碰了一种普遍心结。责任田不仅找回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冲破一种压迫性体制，帮助人们找回了平等和尊严。与这篇小说几乎同期的电影《牧马人》（张贤亮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太阳和人》（白桦等）、《黄土地》（陈凯歌等）等各有得失，但无不宣示对人民的深情，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如果这些宣示都出于真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它恰恰是国人所熟悉的革命价值观，显然超越了什么西方记者笔下那些重新攻破中国的“家用电器”。

　　1984年出品的《黄土地》中，陈凯歌展现了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农民的贫苦生活，落后的婚嫁习俗和缺雨多灾的气候。

　　当我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学校园，对革命的逆袭和重续正暗中交错。来不及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分配的滞后现象，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普惠的市场经济。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是“文革”余习，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西方的民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如盟国英雄一般接受欢呼，被电视节目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普通中国观众从新闻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边闪闪发光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厦、航天飞机、自由女神、海边冲浪与帆船、漂亮的妈妈和孩子。几乎无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图就该是那样——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什么？全要！　　什么时候要？现在！　　法国大学生1968年的口号，差不多就是此时国人的心声。事实上，在后来数十年里，如果只有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没有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楼者们的日进斗金，没有千万青年“房奴”的蜗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乐颠颠的性解放，没有众多农民工的性饥渴和少女卖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劳动致富，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举世瞩目的GDP数据，没有河水发臭、毒霾笼罩、土地沙化、假药杀人；如果只有出境游客在境外高档卖场的大举扫货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区CBD，没有河南的“卖血村”和甘肃的“乞丐村”……总之，如果只有市场和资本之利，中国人全心全意学美国赶美国的共识必定毫无争议。

　　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时在一个国营造船厂下岗，顿时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单位的一个打字员，全家竟有七人同时下岗，以至这个小妹的职位在互联网出现后无论如何多余，大家也不忍心让她成为第八个。月薪仅180元的保洁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抢着来做（1998年）。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赊账也可以的，今天先打一个感情炮吧。”……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眯眯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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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革命吗？这些人与我有私交，因此说得直白。感谢他们的直白，卸载了话语包装和学理经营，让我一睹真心，并获得某种文字嗅觉。在我此后的经验里，很多文章就是这样，需要读，更需要“嗅”。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某些社交场合开始流行时装、名表、豪车、珠宝、古董、高尔夫、列车高包、私家游艇等话题——在这些圈子里，不谈最对的，要谈最贵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实用、不值当、买不起，也须提前一步全心向往热烈讨论。有人若在此时说不上道，一定很没面子。一个人哪怕再穷酸，哪怕还在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在这里也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神采飞扬，挽起袖子上阵，摆出一付候补贵族模样。他们学成有望，每根神经都在预习奢靡，每一丝肌肤都靠拢组织，预支上流社会的阵营感和团结感。

　　〈乡场上〉引起的举国喝彩顷刻间被遗忘。

　　这里不妨回过头来稍加比对——

　　如果平等只是一个“矫情的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那么以曹支书为代表的一伙强人何可指责？　　如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那么以冯幺爸为代表的一帮穷鬼何须同情？

　　如果连一位献身于女权主义的作家也认为，妓女卖身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甚至是对穷人的一份最新赐福，那么卖肝卖肾的自由，卖儿卖女的自由，卖身为奴的自由，卖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应被穷人们感恩戴德？是否理应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质增生，骨形畸变，草民们可笑的多动症？

　　很多人大义凛然众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转眼却把刚刚找回的平等弃若敝屣，把刚刚迎回来的父老乡亲视若草芥，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东西还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农场》里的这一句箴言经过镀银镏金，重新成为流行真理。为此，很多心理障碍需要提前扫除，一些顺耳的话语须配套准备。他们开始在报刊上群殴“道德”，[4]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红卫兵道德忏悔，对当权者大加道德谴责，似乎他们可以无德而那些人必须有德，或那些人不妨无德，但坏就坏在形象造假，相当于打着一面错误的旗帜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脱下羊皮的狼才算得上形象可爱。他们开始在公共讲坛哄抬“欲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一切对手老老实实地禁欲，一旦风传那些人也领稿费、有存款、离过婚、穿皮大衣、甚至有私生子，便津津乐道或怒火冲天，似乎那些“人性解放”一点也让他们高兴不起来，隐藏很深的盟友和内应倒是坏了他们的好事。更为天雷滚滚的是，他们恨不得揪住每一个老百姓的耳朵来聆听“平等”之恶，称“人人生而不平等”；“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5]——这类高见一时间遍布各类媒体。但他们为什么要求曹支书那样的红色权贵必须讲“平等”？依照他们的逻辑，严格依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不就是在腥风血雨的大乱之世，靠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然后一举打下江山的“丛林”之王，凭什么要还权于民？饱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亲人和同志，包括一颗颗人头被挂在城楼，犹如商战中一个公司投入巨资，一次次绝处求生，终于把本党的业务做大做强，凭什么要自弃垄断权，把股份和市场份额重新分派？

　　上述引文的作者不得不稍加补充：“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好吧，顺着他说，不扯什么生存权，我们只说政治人权。问题是，如果这一条可以在列强殖民时无效，在右派军人政变时无效，在王国君主亲美时无效，在所有公司帝国的森严管制下无效……如果这诸多无效被很多知识精英默认，甚至辩护和喝彩，[6]凭什么红色权贵就得毕恭毕敬地拿它真当一回事？“曹支书”们也是人，就不该与殖民列强、政变军头、亲美君王、公司帝国等共享一份“机会的平等”？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语）不是一句作家戏言，被很多人当作激动人心的精神大赦，那么“曹支书”们流氓一下就不行？去他的，流氓你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太容易被自己的逻辑绕进去，也很像一心把对手教坏——“曹支书”们本来正在犯晕，没想到喜得“丛林原则”这一伟大理论，终于可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不用说，对“文革”需要思想清算。对虚夸的“道德”消毒，给合理的“欲望”去污，都有助于人性、人权、人道的合理回归。但人道不是少数人之道。一种再等级化的狂热，一种蔑视人民的贪婪和傲慢，构成了来得太快的精神背叛，其实是对“文革”的暗中翻盘，影子“文革”重新入场。这些自我想像中的头等舱人士，不过是把“文革”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文革”化——其精神毒性暂且不说，一次次把自己绕进去的逻辑混乱，如自打自摸，自擦自啐，上半身错接下半身，至少在智商上令人错愕。

　　这种逻辑上的“半截通”，与他们选择事实的“半口径”，总是在意识形态高烧时构成多症并发。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David M.Kotz）称：1991年5月由美国操办的最大一次民意测验证明，当时在苏联的欧洲部分，“仅有17%的民众赞成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而这个比例在苏共精英中则是76.7%”，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7]说实话，我曾对这一数据不无怀疑，总觉得苏共精英集团红皮白心若此，那么全球冷战就像友军误攻打，假戏真唱，吃饱了撑的，蒙了别人也蒙了自己。1995年后，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上上下下一些官员，才发现红皮白心者在中国同样多见。走入某些官员私下聚会之处，关于工作、学习、民生疾苦的话题根本没法谈；即便被某位菜鸟提及，也总是换来哈欠连连，心不在焉，有三没四。相反，只有含金量高的话题才令周围眼睛发亮。哪些人、哪些工程、哪些职位、哪些项批或配额、那些享乐消费方式有“戏”，他们一嗅便知，表情随之活跃，中气随之充盈，友谊气氛随之浓厚，利益勾兑立即暗中就位。

　　碍于官员身份，他们丢不下“革命”、“国家利益”、“党的方针政策”一类场面话，但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发现那些话都是办公楼专用。一旦解下领带，端起酒杯，其眉飞色舞便有了夜总会和王爷府的味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联合国采用的数据[8]显示：中国1990年代后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一路攀升，整体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最高值为0.491（2008年），超过德国的0.283，瑞典的0.250，加拿大的0.326，埃及的0.328，甚至美国的0.540……已接近诸多拉美国家。嗅一嗅“拉美狗”趋向，人们不难嗅出夜总会和王爷府的隐秘来处。

　　这样，“文革”后的中国既实现了高度的经济增长，也一头撞入了悬心的社会分裂，一句流行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道出了大多数国人的纠结。千面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之谜。自1980年禁止“四大（大字报等）”，自1989年靠军队荡平广场政治风波，这个国家确保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赢得了时间差；却也一直短缺畅达民意的替代办法，错失了治理贪腐的最佳止血期。很多地方“低福利”、“低人权”（秦晖语）的发展优势难以持续。互联网这一天赐神器和网上山呼海啸的“人民战争”（王朔语）此时尚未入场。我所供职的《天涯》杂志忍不住发声，却屡遭中央某部门敲打，其罪名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批评，顶撞了大势布局；“弱势群体”、“利益集团”、“阶层”、“等级”一类用语更涉嫌给社会抹黑——在审读官员看来，这些字眼添堵，简直应从字典里抠掉。

　　一连串磨擦，差一点闹到了撤换主编的程度。其实不难明白，那些人要是能容纳这一类异议倒是怪了。事情是这样：共患难易而共富贵难，剩余产品一旦丰富，接下来该如何分蛋糕，必会加剧无序的争抢。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光这些小说名字就不难让人想像不久前的欧美发生过什么。何况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真空和思想混乱，其本土的世俗化失去家国关怀，西来的个人化失去宗教约束，两种文明的退化叠加，冲垮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长官也是人呵，也是欲望活体。既然私有化普遍有效，既然诸多“第一桶金”的不洁获得，社会舆论和知识新潮的全线绿灯，他们好容易谋下了一个阅文和盖章的码头，为何就不能对手中的权力打打主意？连记者、医生、和尚、妓女都阔了，为何偏要他们这一伙独守寒衙？

　　较之于欧洲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眼下近20个“欧洲”同时闯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正剧烈地晃动地球。但不少局内人密集的微感觉偏偏是“艰难时世”，“悲惨世界”，“镀金（虚假）时代”。时值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宣传吊高大众胃口，相当于心理GDP一溃再泻，情绪缓释工具尽失，差不多就是看准时机火上浇油。其中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体制内外的再等级化热浪两相呼应，体制内外的腐败相互推高。据实而言，“内”“外”之别常被热议，甚至炒作得很像学术，但内外双方的新贵们其实貌离而神合，又勾结又竞争，精神上仅隔一层纸，一捅就破的。他们有时在政治议题上冲突，但实际上处于又亲又防的微妙关系，亲如手足却要争权夺利，一心更换赢家却从不愿改变共同的规则。“批判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商家有时觉得寻租成本太高，忍不住发一肚子邪火。“捍卫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长官有时觉得寻租者胃口太大，竟要乙方兼并甲方，单方面打破默契，用“茉莉花革命”的无耻嘴脸来毁约赖账，于是忍不住来一通棒喝。但一次次讨价还价，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一次次寻租勾结，各点赃款时杯觥交错，引类呼朋。

　　一些年轻学子也深得其道。他们可以全班一个不漏地递交入党申请书，齐刷刷地听党课和唱红歌，私下里又纷纷膺服于华尔街的醒世恒言“贪婪就是好”……这些娃娃率性多了，比很多理论家更明白政治“旋转门”的游戏，深谙红白两道通吃的道理，不像有些长辈那样装傻，或那样真傻——居然焦灼于自己的一个教授身份到底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居然担心政治隐私外泄：老婆当上公务员或儿子拿了美国绿卡，会不会被网民揪住拍砖。老同志的暧昧和小心，在娃娃们看来都有“骨灰”级的喜感。

　　这些娃娃怎么都行，眼看就要成为一些后现代的利益玩家，视官权只是可能的资源之一，可能的手段之一，可能的投资目标之一，一如他们视“民主”和“专制”、“市场”和“计划”、“普世价值”和“本土国情”为意识形态的路路通，任何时候都无碍他们左右逢源和借势发力。因此，他们最能理解冷战的虚妄，最能理解科兹教授为之惊讶和困惑的76.7％。他们的公共造型，只取决于政治季风如何转向，取决于命运给他们暂时的利益定位。说到底，公共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是一个脏兮兮的话题，只剩下透骨的虚无。

　　一天，我无意间重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一个女奴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一舞剧面世之初的“文革”政治背景记忆犹新。但我在剧场里惊讶地发现，当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掩护琼花逃生，当孤苦无助的女奴被女兵们如林的双手热情接纳，当女战士来到战友就义现场却找不到身影于是向八方天地一遍遍悲诉……一幕幕生死相依的情境，义重如山的表达，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竟一次次引爆掌声，并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毫无疑问，这一舞剧正在被重新解读。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猛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我身旁的一位男人擦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工人，还是教师、商人、小官吏、刑满释放者，不知道他搓过麻将后，赖过账或逃过税后，对自己的泪水是否感到惊奇。但他一句“样板戏就是好”让我耳熟。他如果跳起来高呼什么口号，也不会令我特别惊讶。我太熟悉江青一手培植的“样板戏”了。我担心那种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会再一次收窄观众的眼界，拉低观众的智商，但我怎能无视剧场里的泪水——在经历太多现实中的冷漠与恶俗后，这些观众突然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夺眶的权利？

　　这是1999年。显然，一种社会再等级化之潮既然恢复了压迫，就必然恢复反抗；既然变相恢复了“文革”的A面，就必然变相恢复“文革”的B面；既然正在营构阶级，就必然召回、激活、强化有关阶级斗争的回忆和想像，把很多人重新送入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翻身解放的思想轨道——不少知识精英曾对此深恶痛绝。但这事赖不上别人，赖不上那些老百姓。一出舞剧不过是都市旧梦，遇到合适的现实水土环境便迟早要绽放。

　　哪怕它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参考文献：

　　[1]本文摘自作者：《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印《参阅文稿》时再次修改。

　　[2]见笔者散文：〈漫长的假期〉。

　　[3]该小说载《人民文学》杂志，1980年第八期。

　　[4]参见1995~1997年间《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出现对“道德”、“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浪潮，有关文章数以百计。

　　[5]如周舵〈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文，载《领导者》杂志，2012年6月总第46期。

　　[6]一位中国知名批评家认为：中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引自香港《解放》杂志，1988年12月号。

　　[7]引自David M. Kortz：Revolution from Above：Demise of the Societ System, Routledge,1997年

　　[8]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CIA World Factbook资料、联合国官网：http：//hdrstats.undp.org/en/indicators/671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