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万岁！

 张宏良：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万岁！

　　中国拥有原子弹包括整个两弹一星的过程，是一首充满人类崇高精神和民族浩然正气的伟大的理想主义壮丽凯歌。但是，如果站在个人主义和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待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邪恶的和荒谬的。

美国等敌对势力和国内汉奸极右势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只要换上个人主义和经济效益的标准，整个共和国的精神大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就会在所有人心目中自发地倒塌。所以，他们把经济效益与生产力，写上了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旗帜，使中国政府成为古往今来所有政府中唯一高举金钱大旗的政府。金钱大旗最终毁掉了中国的精神大厦，摧毁了中国的道德伦理，也彻底瓦解了共产党的道义根基。
如果中国再不适时放弃金钱大旗，树立起具有崇高精神追求的共产主义旗帜，莫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成泡影，而且空前的亡国大难将不可避免。
两弹一星的伟大民族精神万岁！
两弹一星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万岁！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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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不是武器是一种精神

来源：文汇报　

　　

元勋程开甲：和祖国紧紧相连　

　　身为我国核武器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世人知晓“两弹一星”元勋程老，多因其在原子弹领域的卓著贡献。然而，在求学期间，程开甲钻研的是基本粒子和相对论，年轻时就取得了许多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他导出了狄拉克方程;和王淦昌合作撰写了五维场论文;并和他的导师、物理学大师波恩共同提出了超导电的双带模型。
这样的经历，使见过他的人总是难以免俗地问一句：“如果当时留在国外，或许您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您后悔回来吗?”
有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程开甲先生的眼圈红了。他的女儿程漱玉告诉记者：“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他总说，我这一生就是为了祖国需要，哪怕转变了无数次专业，我也无怨无悔。”
为了祖国需要，这便是程开甲一生的信念。
一声“号外”，他回到新中国　　1950年，正在英国从事物理研究的程开甲整理好书籍和行装，准备回国。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前一年街头报童的吆喝：“号外!号外!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被中国人的炮火打伤了。”原来，这艘停泊在长江的英国军舰不顾警告，公然挑衅，不但遭到了解放军的炮击，还被扣留了下来，这在英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手拿报纸，程开甲的眼中燃起了火花。
他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在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任研究员。在英国，除去吃饭、睡觉，程开甲每天都泡在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同学们嘲笑他是书呆子，给他起了个绰号“程book”。
仿佛一道带着希望的柔光，驱散了他在异国所经受的屈辱阴霾。程开甲隐隐地感觉到，刚刚成立的新政府是不一样的，它能使人民摆脱饱受屈辱的历史。
于是，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个年轻的中国学者回到了祖国。
程开甲回国后不久，我国制造原子弹的序幕拉开。1960年，由钱三强点将，程开甲来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是中国最早投身于原子弹领域的专家之一。在核武器研究所，他主管理论设计，负责计算炸药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
随着各项理论设计先后获得重大突破，原子弹爆炸试验开始被提上了日程。在这个背景下，程开甲在1962年夏天又“转岗”了，专门负责爆炸试验的技术准备。此后的好几个月，没有同事，没有团队，他开始了“一个人的作战”。
程开甲对原子弹爆炸试验一无所知，他要从头开始，对所有问题展开调研和思考。苏联专家为原子弹试验提了两个意见：空爆和无线测控。但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第一次就采取空爆方式，很难在测试与起爆同步、落点瞄准以及投弹飞机安全等关键问题上做到“万无一失”。从技术角度，程开甲提出用塔爆取代空爆;从保密角度，他又提出将无线控制改为有线控制。
1962年9月14日，朱光亚起草了一份关于原子弹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核爆炸试验部分的建议就来自程开甲。
“一个人作战”到众人拾柴　　1962年10月16日，张爱萍将军提出建立一个开展核试验靶场技术工作研究的独立机构，后来，这个机构被称为核试验技术研究所。钱三强再次推荐程开甲负责靶场的技术工作。
此时，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只有2年时间。程开甲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研究和技术队伍。
“一个人作战”的日子结束了。新成立的机构迎来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全国各地为原子弹工程大开绿灯，一大批技术骨干被选调了过来。年轻人虽有干劲，对原子弹却一无所知，那时，就由程开甲提出想法、指明方向，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将关键的研究点分解为45个项目、96个课题。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在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的经历，在原子弹设计制造和引爆试验这两者间，程开甲的协调起到了关键作用。
“苏联人曾说过，给你一颗原子弹，你也没法将它引爆。倘若负责设计制造和负责引爆试验的队伍各自为营，设计者不考虑试验环境，试验的人不了解产品参数，那就很难成功引爆原子弹了。”程开甲的女儿程漱玉解释说。
最后一年，核试验技术研究所便将工作重心完全转到在新疆的试验场区罗布泊。1964年春，102.43米高的铁塔在沙漠中拔地而起，主控站、分控站、测量站、照相站等各项配套试验工程，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完成建设。期间经历的种种艰难，难以枚数。在测试工作中，程开甲发现工程队运来的沙子颗粒太粗，沙子是用来覆盖电缆的。原子弹爆炸后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缆线的危险，于是程开甲要求返工，将沙子全部换成细沙。可这一进一出，便是几百车沙子的量，工程队不干了。僵持下，张蕴钰司令拍板说：“技术上的事应该听程副所长。”张蕴钰对人才的爱护之心，使他和程开甲的友情绵延几十年。
1964年10月16日15时，短暂的寂静后，随着一声惊雷巨响，仪表指针剧烈跳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只有主控站的现场指挥张震寰连连说：“坏了，坏了。”他坐在离爆心17公里的主控站，那里完全封闭，看不到闪光和蘑菇云。他曾将一扇窗悄悄掀开一条缝，想通过小缝先看到爆炸强光，谁知在最后的安检中，窗户又被关死了。看不到闪光，张震寰便以为爆炸失败了，幸好是虚惊一场。
各测量点将数据迅速汇集到程开甲那里。最初，远区的压力测试值显示出爆炸当量只有5000吨TNT，与设计值相差极大。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会儿，近区的测量值也被送了过来，程开甲据此估算出爆炸的实际当量为20000吨TNT，与设计当量一致。远区的测量值不准，是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众人松了口气，张爱萍随即向总理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无怨无悔，报国就是幸福　　程开甲与原子弹的故事，是由他的女儿程漱玉来讲的。老先生脾气虽然温和，却不算是一个理想的访谈对象，“让他说自己的故事，没几句便扯到专业上去了。那些物理学的词汇，对常人来说晦涩难懂，有记者请他解释，他不满意，觉得人家功课没做足”。
程开甲常说：“我们搞技术不要去做锦上添花的工作，不能拿着别人的成果修修改改，就算作是自己的东西。”他一生涉猎的领域极多，早些年还有人说他：“你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别最后搞成了‘万金油’。”
现在，除了右眼的视力有些退化，老人的精神依然健旺，前些日子还惦记着想搞超导方面的研究。程漱玉劝他：“现在搞物理研究不比当年了，得有经费、有实验室和团队。你这辈子已经献身国防，就不能做这个了。”
“小时候，我总见不着他，谁也见不着他，他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工作，后来索性去了新疆。”程漱玉说。程开甲对小黑板情有独钟，甚至在家里的办公室墙上还摆了一块。有什么方案要思考，有什么课题要演算，随手便在黑板上写了起来——百米高塔爆原子弹的方案，便是在小黑板上计算出来的。
除了工作，程开甲唯一的爱好便是听音乐。在新疆时，他取出了自己在英国时买的人寿保险，大概一百多英镑，买了一个砖头录音机和一个编程计算器。他常常用这个录音机听音乐。
1978年，军人作家彭继超去程开甲家看他，那是一间简单的小平房，门外是一条无名的小溪，远方是起伏的山峦，群山之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程开甲站着，趴在柜子上听音乐，录音机里放的是命运交响曲。他的老伴下工回来了，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装，他们的院子里，有几只正在刨食的老母鸡。如此知名的大科学家，却在新疆隐姓埋名工作了十几年，过着农民一样的生活。彭继超不禁发问：“您后悔回国吗?”
程开甲想了想，说：“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吕敏：从不后悔为国效力　　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将笔记本上的一页纸撕碎了，举过头顶，随即放开。他的眼前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震波推动着碎纸片，在他身后2.5米处飘扬着落下。据此，费米宣布，这颗爆炸的原子弹能量为10000吨TNT。数周后，当时最尖端的设备将结果计算出来了，证实了费米博士的瞬时估算。
这段往事发生在1942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费米博士和他的碎纸片，成为原子弹历史中的一段佳话。十余年后，在程开甲的办公室里，30来岁的吕敏在资料上看到了这个故事。
“那时我对原子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说。不仅仅是他，放眼整个中国，都找不到一个原子弹专家。即使是这些科普性质的材料，也得来不易。它们被人以相机拍下，放大数倍，由好几个人传着看。
这样的材料会有用吗?这位中国核试验物理测量领域的开拓者斜靠在沙发上，想了想，点点头：“挺有帮助的。比起什么都不知道，多多少少……算是个入门吧。”
放弃研究，投身核测量　　1963年，32岁的吕敏坐飞机来到罗布泊，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选址工作。在罗布泊边缘早已消失的楼兰古城废墟旁，他看到了那片名为“马兰”的绿洲，并将在这里翻开自己人生的新一页。
当时，许多像吕敏这样投身于原子弹工程的年轻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隐姓埋名、默默无闻，放弃原有的研究领域，不能出国交流，不能发表文章，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
牺牲如此巨大，决定的时候却毫不犹豫。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那时，吕敏正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消息传到那里，他和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同事都很气愤，商量了一下，便委托周光召、何祚庥一起代表大家向钱三强报告：“我们这批人都愿意回国，他们不帮我们搞原子弹，我们自己来干。”
此时，朱光亚却来找吕敏谈话：“你在联合所再留一年，把他们脉冲反应堆的工作熟悉一下。”吕敏明白，新中国要造原子弹了，自己也将投身于这个庞大的事业。
1962年，刚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归国的吕敏来到核试验基地。在钱三强指导下，程开甲带领吕敏和陆祖荫、忻贤杰，制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技术方案，参与筹建核试验基地研究所。
吕敏的工作是物理测量，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如同它的研制，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在试验过程中，研究人员要对核爆炸过程、结果和效应进行观测和测量，为改进和发展核武器提供参考。
戈壁滩上攻难关　　苏联专家撤退前，留下了一个测量方案。其中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探测器，一个是示波器。示波器国内尚有一两台，而探测器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只能查了文献以后再仿制。当时距离第一次核试验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了，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问制作探测器的组长：“按照时间节点能做出来吗?”组长说：“比较困难。”张震寰说：“你提条件，我帮你去解决。解决不了，是我的责任;解决以后你还做不出，是你的责任。”
但苏联专家的方案最终还是被舍弃了。吕敏根据经验，提出了另一套方案：换一种管子，改变电压的分布，制作成另一种探测器，中间加个放大器把信号放大。
他们还自己动手做示波器，因为国内仅存的一两台示波器根本不够用。为此，一群年轻人天天加班加点。然而，一些高精密的仪器和设备，中国还无法自己生产，比如示波器所需要的广角镜头。
“示波器测到信号以后，光闪一下只有0.1秒，必须大光圈的镜头才能把这次闪烁照下来。”他说。他们跑去东安市场，找光圈2.0的莱卡相机镜头，并嘱咐旧货商，只要看到货，无论价钱，一定要收下来。就这样，还真收到了几个镜头。
移师新疆后，条件更艰苦了。新疆当时的核试验场区路况很差，科研人员把自己上班的那条路称作“搓板路”。他们坐着低帮卡车进出场区，一路扶着车斗，忍受着剧烈的颠簸。那段路有上百公里，许多人因此被颠出了胃病和腰病，还有过人从车里被颠飞出去的故事。
在场区，吕敏带领团队在地下工事中安置探测器和示波器。吕敏负责的两个工号最靠近爆心，一个距离1000米，一个距离700米。“当然是有一点儿危险的，越靠近爆心，污染就越大。”他说。
试验准备工作困难重重。示波器是在上海做的，一运到千里之外的新疆沙漠里，就开始“水土不服”——当地的早晚温差大、极度干燥，使不少原件开裂。技术人员每次开机调试，都会发现一堆问题，随后再将它们修好，次日再来，还是如此。后来有人一状告到张爱萍将军那里，说吕敏的团队“猴子盘儿子，把儿子盘死了”，意思是他们天天调试把机器都弄坏了。张爱萍听了没吭声，吕敏也照旧继续调试：“我们搞测试的人啊，不这么做不行。”
测试的前一天，他们将示波器调好，安装好探测器，便退出工事，关上密闭门，再在门口堆上沙袋。准备工作完成，吕敏随着众人开始向外撤退。
蘑菇云升起之后　　蘑菇云升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拍手欢呼起来。吕敏一边高兴，一边担忧：仪器会不会又失灵?测量数据还有没有?爆炸当天有核污染，他不能进去。到了第二天，众人换上了防护服，戴上了面具，准备进入场区取数据回收。穿上防护服之后，众人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只能在身上贴数字以示区别，吕敏领到的数字是“5”。
核爆使周围的环境变得面目全非。放置原子弹的铁塔基本都被汽化了，只剩下最后几节软了倒在地上。到处都蒙着一层灰，连路牌也看不见了。到了目的地，吕敏将沙袋取走，打开密闭门，从照相机里取出胶卷，藏到铅罐里。回到帐篷，他马上钻进被子里，将胶卷放在显影罐里洗片子，一看是有信号的，心放下来一大半。之前天天出问题的示波器，在正式试验时全部运作正常。随后，他进行了简单的判读，邓稼先问他：“大概什么数?”吕敏说：“比原来你告诉我的数值要小一点。”邓稼先很高兴：“那就对了，他们调低了数值，没有告诉你们。”
1966年，吕敏所在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整体搬迁到新疆红山。那里的条件比原先更恶劣，除了山石，便是孤零零的几棵老榆树和白杨树。他的两个孩子都在红山长大。环境艰苦，食物很少，鸡蛋一年只进来卖一次，还要定量，冬天便靠吃黄豆、粉丝、土豆度日。家属们开始养鸡下蛋，改善生活。吕敏的女儿最早学会的活便是拿着两把刀在砧板上剁菜喂鸡。
1983年，吕敏得了急性乙肝，情况危急，被送回了北京。病情好转后，他提出要回去，医生不让，说新疆的路太颠，会把肝颠坏的。在北京的医院里，他仍牵挂着核试验场，他在病床上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梦魂西去北山下，心神又到爆室旁。”
吕敏的父亲是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采访中吕敏给我们谈起这样一段往事：“当时，钱三强点名要我们几个筹备研究所。他在人大常委会开会时，碰到我父亲，说：我把吕敏搞到新疆去了，这么多年回不来。挺抱歉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了，就给钱三强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我也不后悔，尽管50来岁就生了那么场大病，但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也是不容易的。”
“给国家干点事，干点有用实际的事”，正是这种朴实又深切的报国之情，使他们在罗布泊走过几十年无怨无悔的人生旅程。
今年，吕敏83岁了。北京的家里有些杂乱，书桌上堆满了书本和材料，正当中空出一块，放着一个药盒，数一下，里面共17种药，疗效从保肝到润肺，每日三顿。他以科学家的严谨，按照服药的顺序将它们从右到左码好，这样便不会忘记服用。对于核领域的年轻人，他的嘱托是“好好干”。“核武器危险，可是没有它又不行。国家弱的时候，我们尚且做出了原子弹。现在条件好了，就更要好好地做下去。”他说。
青春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试验中，除了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两弹元勋，还有一大批参试人员默默地付出。出于保密需要，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为核爆成功发挥了多大作用。那时有多少人为我国的原子弹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又有多少人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受条件所限，具体数字已无从知晓，但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
日前，本报记者获得了一些目前仍健在的原子弹参试人员信息，立即奔赴青海西宁、河南郑州、江苏常州等地看望这些老人。他们分别是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刘兆民(80岁)、杜学友(80岁)、罗惠英(74岁，现居上海)，罗布泊马兰基地的八千里巡逻队副队长王万喜(73岁)，阳平里气象站站长王国元(76岁)。50年时光飞逝，但老人们心中的自豪感丝毫未减。
即便环境艰难得无法想象，却从未动摇过那一代人的决心。就像杜学友老人说的，那时的年轻人有闯劲，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怕死，敢于攻坚克难，人人都拥有一颗奉献之心，为祖国争光是所有人的心愿。
罗布泊：八千里路云和月　　180天，4150公里，不带通讯器材，衣食住自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前，为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7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8300里，在半年中人均磨烂12双鞋。他们曾多次断水断粮，但每一次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1964年4月，核试验基地指示王万喜所在的警卫营四连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一支精悍的“打猎队”：队长何仕武，副队长王万喜，队员王俊杰、司喜忠、丁铁汉、潘友功，卫生员王国珍。当时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周围，有大片情况未知的地域，核爆前必须有部队先行来到这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巡逻，一块一块梳理：把老百姓请出来，把流窜人员赶出去，把可疑坏人抓回来。名为“打猎队”，实是为了确保核试验区安全的巡逻队。
皆有极强单兵作战能力　　为何被选中的是警卫四连?王万喜说，当时的一、二、三连都是内地整建制搬到新疆，只有四连是新组成的连队，被选中的七人常年担任高度分散执勤任务，具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比如跑60公里山路腿不软的“飞毛腿”司喜忠、脚上老茧太厚以至于光脚巡逻都不起泡的“铁脚板”丁铁汉、不怕干渴颇能负重的“骆驼”潘友功，还有“神枪手”王俊杰。
1964年4月12日清晨，巡逻队离开马兰驻地，一路向东。13日，小队来到铁板河，在河边的土丘上挖了一个存放粮食等物品的土坑，掩盖好之后清除脚印以防破坏。
15日，小队带上半个月的生活用品，正式开启了“天当房，地当床，披着星星和月亮;风梳头发沙擦粉，八千里路用步量”的巡逻。战士们全副武装，每人背着被子、毛毯、雨衣、水壶、冲锋枪、手榴弹、行军锨镐、指南针、军用地图，还有粮袋和简易炊具，平均负重近40公斤。他们保持三角队形，交叉前进。
半瓶醋三支葡萄糖救急　　在王万喜的印象里，最危险的一次巡逻在楼兰古城。1964年8月，地图上的楼兰古城距孔雀河只有30公里，小队决定轻装前往，当晚赶回，每人只带两壶水，一袋压缩饼干。可没想到实地非常难走，耽误了行军时间。
抵达楼兰古城已至下午，带的水已喝光，此时山西籍潘友功带的半瓶醋起到了作用，每人抿一口。体力透支严重的战士们还想吃饼干，可饼干在嘴里像锯末一样就是咽不下去，一呼吸饼干末全吹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卫生员拿出身上仅剩的三支应急葡萄糖，四个团员每两人喝一支，三个党员共喝一支。大家坚持前行，到河边的最后3公里路花了3个小时，他们一头扎进河水，平时苦涩得让人拉肚子的水竟如此香甜。
原子弹铁塔下的最后一夜　　8月下旬，巡逻队又加入四名新兵。10月14日，巡逻小队接到了新的任务：15日晚上为爆心的铁塔站岗。他们来到托举原子弹的高耸铁塔下，在指定的9个哨位，对铁塔东、南方向进行昼夜不停的巡逻，队长何仕武和副队长王万喜负责查哨。背着铁塔，老战士在较偏远哨位站哨，新战士在较中间站哨。面对戈壁滩的深夜，新战士很紧张，王万喜就和队长在新人的哨位上画个圈，交代不许离开圆圈。即使刮大风站不稳，新战士也要坐在圆圈内，以致圈内的土地被磨出了一片白印。
前半夜满天星斗，哨兵们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紧握钢枪，心情激荡;后半夜西北风呼啸而至，风沙迷眼，绿豆粒大的沙石打在身上，哗哗作响。但他们依然感到这是祖国对他们的信任，是上级对他们胜利完成八千里巡逻任务最高的奖赏。
第二天中午12时，王万喜接到了撤场离哨的命令。回到观察点，在观察员提示观看时，蘑菇云从地面升起，越扩散越大，那场面叹为观止……
金银滩：全尺寸爆轰试验　　1958年，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正式批准创建。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在这块117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区内，攻克了原子弹、氢弹的技术难关，成功进行16次大型模拟核试验，实现武器化过程。1995年，该基地全面退役，被移交给当地政府。如今，它已成为西海镇，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通过刘兆民、杜学友、罗惠英三位老人的回忆，记者仿佛走进了那艰苦与辉煌的岁月。
普通铝锅融化炸药　　位于青海湖东岸的金银滩草原，因开满黄色的金露梅和白色的银露梅得名，“西部歌王”王洛宾所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在此处。1957年，一架飞机在金银滩上空盘旋好几圈后，掉头向东飞去。机上的专家思考许久，做出了一个改变这块草原命运的决定。他们是为寻找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而来的。
由于核武器研制是一项危险性大、放射性高、技术性强并严格保密的工作，因此一定要选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进行。处在祖国大西北的金银滩草原，令专家眼前一亮：这里距内地较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境也不近;它四面被祁连山余脉包围，外人难以进入，中间地势平坦适合建厂，地域广阔便于疏散;对物资供应而言，和西宁市100多公里的距离还算便捷。因此，这里完全可以担当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批准了核武器工程选址报告——定在金银滩。
1963年初，年仅29岁的刘兆民从北京来到青海基地二分厂，成为第一批抵达金银滩的科研人员之一。那时，他连帐篷都没得住，只能睡“干打垒”。“干打垒”是一种半地下建筑，地下的坑有1米多深，坑的四周堆起土坯。那时，每个垒可以放三张床，住三个人。“现在觉得跟住羊圈一样。”刘兆民说。
当时，为了应对那里的恶劣环境，参试人员均配发棉帽、棉大衣、棉鞋和床毡子，简称“防寒四大件”。刘兆民说，“干打垒”四面透风，他睡觉前怕冻着从来不脱棉衣，棉帽子也戴着，等到被窝捂暖和了，再把棉裤脱掉。
睡不好，还吃不饱。刘兆民那时每天只能领到8两粮食，对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来说简直杯水车薪。刘兆民和同伴们坚持进行炸药的压装和铸装工作，他们用普通铝锅融化炸药，手工搅拌炸药，将黄板纸做成各种形状代替金属模具，制造出一个个筒状、球状、半球状的炸药部件。
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　　在当时，原子弹研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基地所有工作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基地还有很多掩护名，比如“青海矿区”等。为此，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金银滩》不得不停映，金银滩也从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直到现在，刘兆民依然可以背出基地最基本的保密三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绝不能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刘兆民甚至不知道这是基地研制的，直到后来文工团来慰问演出，他才从演员的加工、安装、运输的动作中，猜到自己的工作和原子弹有关。
据他介绍，基地内分厂、车间、产品、实验任务等一律使用代号，车间门口有警卫站岗，工作人员必须出示专门证件才能进入工作。而且，不允许到别人的岗位“串岗”，串岗不是劳动纪律问题，而是直接涉密。他在基地工作了30多年，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因为在基地退役之前，绝不允许个人在基地内拍照。
不过，在海北州的基地纪念馆内，留存有一张基地的合影：4人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其中1人短发，3人扎着羊角辫，在一间厂房前，她们四人互相挽着，微笑着站成一排。馆长李成君透露，这是基地唯一一张私人合影。记者找到了其中的一位主人公——罗惠英。她原是上海第九女子中学高三学生，和同在上海读书的其他3人一起于1958年被抽调到陕西宝鸡一家保密厂，1963年调往研制基地。她们4人被分配到机关器材处，任务是根据需求列计划，到全国各地订购器材。“但对谁都不能说在什么地方工作，是干什么的。”罗惠英说。
机关政治部派人对某设备破损程度进行拍照，由于罗惠英等人初到基地，又在基建材料处，身后便是四人同住的帐篷。拍照者希望给四位来自上海的女学生留个影，照片洗出来以后就一直藏在相簿里。拍照者和她们四人，谁也没敢拿出来让第6个人知道这事。
一比一“冷试验”成功　　在那个没有升降机等专业设备的年代，无论是基地内电厂、住房的修建，还是各类模拟试验的前期准备，都少不了吊装班帮忙。每次，班长杜学友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借助卷扬机等机器，完成悬挂物的升降，甚至有时还要冒着大风徒手爬上数十米的高空。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基地六分厂一次又一次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的蘑菇云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顺利绽放。
六分厂即爆轰试验场，根据不同的试验目的和规模分别进行爆轰冲击波试验、核武器冷试验、常规武器试验等，以获取所需的各种能量和技术参数。记者来到现在的试验场，放眼望去，只有连绵的山坡和枯黄的长草。在这片200多平方米的草坡下，隐藏着一个5米多高的秘密建筑——目前已被开放成景点的秘密工号。
这个工号为一掩体，外面有一块厚达1.3米、锈迹斑斑的钢板，上面布满坑坑洼洼的小槽，是当年做爆轰试验时各种冲击波留下的痕迹。掩体内部，通风室、物理力学观测室、环境污染观测室一应俱全。钢板上还有数个方形或圆形孔洞，通过这些孔洞，掩体内的高速摄像机和观测仪就记录下爆炸瞬间的图像和数据。
“原子弹爆炸前最为关键的一次模拟试验曾在这里进行。”杜学友告诉记者。
1962年底，技术人员开始在金银滩着手准备第一次一体化试验。这是一次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主要看结果与指标是否相符。
杜学友回忆，第一次试验在1963年的冬天进行，一辆辆汽车载着科学家、工程师驶入六分厂，原子弹的主要部件装在一辆专用车里。随后，工人们就把原子弹的各个部件组装起来，经过吊装、插雷管之后，所有人安全隐蔽。点火命令发出后，控制室里的科研人员检测并记录到点火装置在炸药浇铸件内点燃的精确时刻，并通过胶片和已有数据的测算，确定向心爆炸波和点火装置均达到要求。
这次试验使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的结果获得综合验证，在此基础上，1964年6月6日，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开始。
所谓“冷试验”，是针对“热试验”来说的。原子弹由高能炸药和核部件组成，高能炸药爆炸压缩核部件，使其裂变产生能量，并将其释放出去就是“热试验”;而“冷试验”则不加入核材料，进行爆轰试验，以检测除了核材料外的部分运行是否正常。
杜学友说：“那天上午，当警报响后，所有人都不再出声，草原上安静得出奇。突然间就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和烟雾，一声巨响震疼耳膜，大家都欢呼起来。”通过后续分析，试验结果达到了预先的设想，原子弹工程胜利在望。
阳平里气象站：锁住蓝天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距离爆心最近的单位是阳平里气象站，两地相距只有5公里。最近则意味着最具代表性，他们的观测一年365天从不间断，到核试验前，平均每年观测量超过8000次。用时任站长王国元的话说，从1960年建站起，阳平里站就像定位桩一样钉在了罗布泊，任凭风吹日晒。1966年2月23日，国防部正式授予阳平里气象站“模范气象站”的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用饭勺挖土放置仪器　　1960年初，空军气象测报兵王国元接到了一纸调令，立刻从福建龙田机场赶赴新疆马兰基地。11月4日，任务明确——“在东大山以东的戈壁滩上建立一个气象站，填补那块戈壁滩上的气象空白点，为部队今后执行任务打先锋”。7日早上，王国元等4名气象兵和4名警卫战士及2名汽车司机共10人，乘坐一辆“六三车”，到核试验场区寻找一根带编号的定位桩，在那里建立阳平里气象站。
第三天傍晚，找到了建站的地方，大伙赶紧在避风较好的无名大沟东面搭帐篷，还在沟东沿比较平坦符合规范的地方安装气象仪器。戈壁滩10公分以下就是坚硬的盐碱块，要把观测仪器安装起来很难。受条件所限，没有镐，就用帐篷上的钢钎往下砸;没有锹，就用盛饭的勺子往外挖。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把百叶箱、风向杆、帐篷安装起来了。
罗布泊试验场区有史以来第一份气象资料，诞生于1960年11月12日8时。那天，王国元和战友们记下了包括温度、湿度、气压、云量云状、地面高空风向风速等数据，然后，4位气象兵在记录末尾庄严签下各自的名字。
爆前观测，吃下定心丸　　气象工作在核试验任务中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由于气象因素导致计划临时更改，不论是提前或推迟，即便试验成功，但相关测试势必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将无法弥补。
“无风不行，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集中降落在某一个地区。工作人员全在爆心西边，所以不能刮东风，只能刮西风，西风也不能太大，太大会刮到人口稠密地区。地面风速小，高空风速大，这样最有利于放射性尘埃扩散。而且要求蓝天无云，能见度极好，方便摄影留图作分析。”王国元一口气说出了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几项基本要求。
10月12日，大风又来了，王国元和战友们此时的工作更加忙碌，预报人员期待用这些观测数据找到坏天气的“尾巴”，观测从一小时一次变为半小时一次，高空气球施放间隔从8小时缩短至1小时。16日上午9时，王国元带着两个观测员、一个司机来到安放原子弹的塔下，开始核试验前最后一次观测。结果非常完美：气温适中，风速4米/秒以下，天色蔚蓝，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10时，王国元撤离爆心。到达爆心西边80公里外的撤离点后，已连续苦战三天三夜的气象兵们一下车就进入了梦乡。
“零时”到来后，王国元被战友叫醒，看着远方的爆炸，他跳了起来。“4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王国元和战友们一起泼沙子庆祝。
记录　　一次跨越数年的采访，一叠几十万字的日记，一篇未能发出的长篇通讯。稿件以出刊前大样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最上方记载着成稿日期：1981年12月31日。标题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
作者郑重，《文汇报》老报人，今年80岁了，满头银发。他小心翼翼地从信封中抽出大样纸，上了年头的纸张虽然泛黄发脆，但并无折角和破损，连空白处的修改意见都历历在目——这些都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将军亲笔写下的修改意见。1982年年初，郑重揣着大样，亲自前往张爱萍的办公室交给他审稿，将军仔细看过稿件，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但最终要求压下不发。
理由是“保密”。张爱萍说：“文中涉及的一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但懂行者便能从中推算出我国原子弹的数据。”
稿件虽然未能见报，但将军仍然给郑重送去了2幅字，内容是以运载火箭为题的诗，诗是将军自己赋的，又亲自泼墨书写，赠予记者，以表感激。
1981年，郑重决心对“两弹一星”工程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他通过朋友联系到国防科工委，获得允诺，并在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办公室主任周吉一的牵线下，开始正式采访。
他在日记中记下采访的内容和心得。几十万字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了他对“保密”的担忧：“我是最害怕保密之类的规定。我们将来的工作都要公开的，这样严格的保密要求，被采访的人不会和我们谈，我能采访到的东西，也不会让我们随便写。”“自采访以来，可以说所有被采访的人，只谈技术，不谈自己具体做了哪些事。没有细节，人物又如何能突出呢?”
尽管采访不易，又遭遇了“毙稿”，但郑重始终没有舍弃这一领域。从1981年到1985年，他辗转前往北京、四川，采访了上百名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头一年，我是和同事水谓亭一块儿采访的。后来，他渐渐脱身，转去做其它工作了，但我仍然把这件事坚持做了下去。”郑重说。当邓稼先身患癌症住院时，郑重也前往病房采访，并在1986年发表了关于邓老的报告文学《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
他记得邓稼先曾为他推荐过《现在可以说了》，那是一本如实报告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经过的书。邓老对郑重说：“你耐心等待，等待‘现在可以说了’。”
如今，能说出来的那一天终于到了。这一叠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日记，记载了当事人对原子弹工程始末的讲述，生动还原了那段令国人骄傲的往事。限于篇幅，我们只择取了对最重要的几位人物的访谈：中国核物理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核武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第二工业机械部副部长李觉，化工与核能专家、中科院院士姜圣阶和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事实上，还有更多没有展现出来的篇幅，记录着在原子弹工程中贡献一生的科研人员，尽管默默无闻，却仍然不失伟大。
1981年1月23日于北京某研究所　　今天安排我们访问王淦昌，激动得心跳加快。在物理学界，他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啊。
1978年9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庐山举行年会，我就认识了他。他的个子不高，方方的面孔，白晰的皮肤，微微有秃顶，使得本来柔软的头发更稀疏了。他无论出现在哪里，总有一群青年人围着他，有的喊他“王老师”，有的喊他“王先生”，不断向他提出问题，他又总是慢言细语地和青年人交谈。我随着他和一些青年爬过五老峰，看过人字瀑，一路上都是在求学问道。
王淦昌是一位不会寒暄的科学家，一见面他就自豪地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我们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王淦昌和我们谈了他生命经历中的几个片段：
1956年，我奉命去苏联，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就在莫斯科近郊。在这个研究所，我们首先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斥夸克的反粒子。1960年底，我们回来后,就在这个所等待安排工作。
据我所知，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王淦昌担任副所长，回来后就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隐姓埋名，似乎在科学界的视线中消失了。
王淦昌给我讲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段经历，是留学德国的事。
他说：我在德国留学时，正是近代物理大发现的时候，学术空气特别活跃，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用放射性钋所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他们把这种辐射称之为γ辐射。我就向导师梅特涅提出，玻特是用计数器做的探测器，如果把实验改变一下，用云雾室来做实验，或许能弄清楚这种射线的性质。但老师要我做一个栽树的人，不要做摘果子的人，要栽一棵自己的树。我当时也感到老师说得对，要想当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不能重复别人的实验。但在1932年，另一位科学家查德威克用云雾室、高压电离室和计数器独立进行了这项试验，证实这种贯穿辐射是中性粒子流，这种粒子流就是中子。193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给了中子发现者查德威克。
我说：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应该发给你的。
王淦昌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说，我虽然想到了云雾室实验，如果真的做了这项实验，能不能敏锐地发现中子，这就很难了。
我们被这些故事吸引着，还没有请他谈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他的话题一转，说：你们是从上海来，上海应该有反应堆，我们已经给他们设计了，上面不给钱，反应堆就没有搞起来。交通大学有反应堆专业，但学生没有地方实习，怎能提高教学质量呢。我们原子弹虽然爆炸了，但研究的工作越来越落后，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大……好了，好了，谈下去人家又说我发牢骚了。不谈了，不谈了。
1981年1月28日于北京木樨地王淦昌家　　和水渭亭乘车南归，回家过年了。这次在北京游荡了数月，笔记倒是记了几本，采访了几十人，不谓没有收获，但文章一个字也没有写，如何向报社交待。思绪万千。
收拾好行装，还有空余时间，我们又去王淦昌家中。
到了王淦昌家里，就像普通干部家庭一样，朴素无陈设，王淦昌把我们让进客厅，就喊着：“妈妈，客人来了，倒茶”。不一会一位小脚老太太端了两杯茶进来，她身材不高，微胖，白净的面孔，很慈祥，开始我以为是王淦昌家的老保姆。他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太婆，叫吴月琴，是外婆给我娶的。”
谈到参加原子弹研究，王淦昌说：1961年4月，我从苏联回来不久，刘杰部长就约见，要我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并说这是周总理的意思。我当即表示愿意以身许国。刘杰还说，总理说了，王淦昌这个名字太响，要给你改一个名字，从此要隐姓埋名，可以吗?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刘杰似乎早有准备，说：那就叫“王京”吧。
他继续说：从这时开始，我就算进入原子弹研制领域了。当时的实验就在长城脚下工程兵的一个靶场，许多爆炸都是在这个靶场进行的。当时我们称这个地方为17号工地。我很留恋这个地方，在离开爆炸现场的那天，我从头上拔了根白发，悄悄放在长城的石缝里，算是纪念碑吧，以作永久地留存。这一年我已经57岁了，又是搞科学的，你们看我还有些浪漫狄克吧。
时间仓促，不允许继续谈下去，只好在兴头上打住，相约以后再谈。
1981年9月23日于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　　去二机部办公大楼，访副部长李觉。
走进李觉的办公室，只见他留着长髯，穿一双草鞋式布制凉鞋，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说话响亮，山东口音更能显示出他那股军人豪情。
一开始他就说：听说你们爱听故事，我可没有什么故事，会使你们失望的。接着他又说：我们许多保密性的东西都给你们看了，可要保密啊。我们说：我们可不知道哪些是秘密，什么都看不懂。他说：好，好，不知道不怪，将来你们的文章泄密了，我们也不会怪你们。你们大胆地写好啦。看来，他对我们的写作还是抱有希望的。
我说：就讲讲没有故事的故事吧。
李觉说：我从西藏来到北京，开始说是给我检查身体，让我养病休息。休息了几天之后，副总参谋长陈赓说要为我开欢送会。他要我去二机部找宋任穷，我还没有离开医院，宋任穷就来了，对我说：“要你去搞原子弹!”原来二机部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要我当所长。当时只有我一个光杆局长，后来又调来吴际霖、郭英会两位副局长。
机构成立了，首先是调人。吴际霖是专家，熟悉科技界的情况，由他提出名单，李觉四处要人。他说：当了多年的参谋长，联络协调还有些经验。第一个调进来的就是邓稼先。邓稼先来了之后，就到各个大学选人。从军队、地方调党政干部，成立三个部，理论部负责人彭恒武，实验部王淦昌，力学总体设计郭永怀，另外还有固体物理由程开甲负责。
第二项工作就是搞试验场地。搞原子弹的第一步就是搞爆炸实验。要搞炮(爆)轰实验，就要有场地。后来了解到工程兵有个靶场，在长城脚下。
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建设青海基地，当时的思路就是大西北、青海、甘肃、四川。最后选中青海金银滩。一些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称这里像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也是在深山峻岭中。
第四件事，我亲自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时对原子弹的杀伤力心中无数，第一颗原子弹主要是检查它的杀伤力。
1981年12月2日于北京三里河姜圣阶家　　姜圣阶是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副厂长、总工程师，是搞原子弹原材料的，如今也是二机部副部长。他们要从铀矿原材料中提炼出U-235，搞内球组合件，是原子弹的核心部件。第一颗原子弹用的就是U-235，第一颗氢弹用的也是U-235。
姜圣阶的思想很敞快，一开始就给我讲原子弹核心部件的铸造问题，他谈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保密的地方。我们听不懂，虽然讲得很细，但我们没法记下来。
姜圣阶说，我们搞的是U-235和U-238，不能出问题，工人说：“搞不好，我们的命就没有了。”真的是，我们天天都在和死神作战。
我问他：你有着这样多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阶段?
姜圣阶说：搞化工的，总是在和跑、冒、滴、漏打交道，搞核材料生产，这个矛盾更为突出，搞不好放射物质就跑出来。文化大革命时有些乱套。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以蹲点的名义被下放到A工程。A工程进入热料试车以后，突然发现第二混合澄清槽物料大量流失，生产不出产品的紧急情况。工人们当面批判我：你们资产阶级权威划“禁区”的设备室，我们今天就要进去。同志们高喊：“射线可以损伤我们的身体，但丝毫损伤不了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毫不犹豫冲了进去，我呆了一下，也随即跟着冲了进去。
后来，老工人周芪功将元件送上水井，消灭了这场灾难性的大祸。
事后，我感到惭愧：虽然和工人是一前一后冲了进去，但这反映了思想上的差距。
我问：当时的想法是真实的吗?
姜圣阶说：是真实的。
我问：现在有些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认为都是违心的，你现在是否也这样认为?
姜圣阶说：“我没有这种小人心理，我是真实的。”他又说：自这以后，我就不坐小汽车，坐公共汽车。跑去赶公共汽车，累得气喘吁吁，我边跑边想，还要加劲跑，越跑离毛主席路线越近，越跑和劳动人民感情越深，车上群众让座，我不坐。那时认为站着也是思想锻炼，这样就永远站在群众之中，永远和群众同甘共苦，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结束了对姜圣阶的采访，我觉得他是一个最真实的人。
1981年12月12日于北京北兵马司宾馆　　刘杰身材修长，满面红光，不胖的面孔，双目更显得炯炯有神。他现在是河南省委书记，曾担任二机部副部长，是原子弹研究、爆炸的组织者。在采访中有不少人都谈到他。
刘杰一见面就说，你在这个系统已经转了很长时间，采访了不少人吧?
我告诉他去了几个所以及在四川的九院。
他问：马兰还没有去?
我说：没去。
他说：去了这些地方，基本情况也就掌握了，马兰的条件太差。
刘杰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周总理的军事秘书要造计划，就去中科院找竺可桢。竺可桢说，这个东西要有人才，要有钱，得花很多的钱，我们现在搞不起。要搞，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
我们要发展原子弹，首先要解决原材料问题。我们掌握的地质资料不多，就组织查阅资料，从中找到两份有关铀矿的资料。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记述的辽宁海城发现有铀，一份是广西富钟县一个地方有铀。广西铀的矿藏很丰富，他们把标本带到北京，我看了矿石很高兴，就去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说，你召集找矿的技术人员，明天就向主席汇报。
第二天，我带几位地质人员到主席那里，主席和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们把铀矿石放在主席的桌子上，主席拿了铀矿石看了一阵，就问：怎么证明它是铀矿啊?地质人员拿探测器一探测，发出了“嘎嘎”响声。主席很高兴：我们发现铀矿了，我们很多铀矿还没有探测，还没发掘啊。我相信我们中国有很多铀矿。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
晚上，随刘杰吃会议饭。饭后，我又陪他到宽街散步。虽是严寒，但并不感到冷。休息一会，我们又继续谈。
刘杰继续下午的叙述：
1962年9月11日，我们经过讨论，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总理说：“我们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有领导说：“刘杰，你们太冒险了!”“你们有把握吗?”“你们不要欺骗中央!”
刘杰谈到这里，情绪有些兴奋。
原子弹爆炸时间确定在1964年10月16日。在爆炸前的一刻钟，还有人问我：“究竟怎样?”我说：“可能有万分之一的问题。”总理和我们都守在电话机旁。章汉周在听电话：“响了!”总理立刻接过电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说：“看到了烟云，的确是核爆炸。”总理马上报告主席，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回答。主席说：“再检查一下，外国人不相信怎么办?”
这天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个消息，参加会议的人又唱又跳，总理特别高兴，他说：“你们别把地板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