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五次表态

        近来，安倍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再武装的行动没有得到彻底修正，这使得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衍生出多种形式。
战后日本社会的变革令日本军国主义失去了繁衍的土壤，作为日本的邻国要警惕的并不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是军国主义新形态在日本的诞生。
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如何表态的？且看下文：

　习近平五次表态第一次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邦交正常化40年来，各领域合作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的发展。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日方应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第二次

　　 2013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会议开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简短交谈。

　　○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三次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

　　○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四次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

　　○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我们愿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共识。双方要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

　　第五次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惨痛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作出重要政治决断，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对任何企图歪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中国人民和亚洲受害国人民不答应，相信有正义和良知的日本人民也不会答应。

　　背景链接（一）渊 源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雏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黑龙会”、“犹存社”等民间团体所推动的右翼运动，但其真正对日本政治形成影响力要到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正是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形成的。受到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下层民众的生活日趋恶化，对现实的失望使得军队内部的青年将校和作为军队外围组织的“在乡军人团”急剧向法西斯主义靠拢，法西斯主义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向日本的政界和军界逐渐渗透。

　　日本军国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如今的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通过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所争取来的，这是经过鲜血检证的铁一般的教训。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5年5月9日，向出席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各国首脑表示：“俄罗斯要对与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国家的代表表示感谢。”
　（二）“复活”？

　　2014年9月日本的德间书店出版了仓山满所撰写的《军国主义才能救日本》一书。该书公然宣称：“放弃军国主义不会给日本带来和平，只有‘正确的’军国主义才能唤醒日本”。这一论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视“修宪、强军”为己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种种言行。　　比如，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一次讲话中真情流露：“日本和平宪法存在局限，日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为了把日本打造成一个‘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想叫我右翼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

　　尽管如此，也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战前的军国主义将在安倍手中得到复活。因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必要条件的军部政治在当前的日本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66条已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须是文职人员”。针对文职人员的界定，日本政府在1973年又进一步作出说明：“旧帝国陆海军军人出身者深受军国主义熏染，因此不符合文职人员的条件。”不仅如此，战后日本的军事职能部门也确立了由文官控制武官的“文官统制”原则。

　　日本武官地位在战后部分恢复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安倍晋三。2015年3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根据这一修正案，自卫官将和文职部门防卫官僚以同等立场辅佐防卫大臣，这实际上宣告防卫省将废除过去由文官控制武官的“文官统制”规定。

　　但由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废除，日本仍很难出现同战前一样能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强势军部。并且战后的民主化改革使得民主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以反民主为最主要诉求的法西斯独裁在当下日本已经失去了赖以大量繁衍的土壤，因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终究无力回魂。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只是近代军国主义形态的一种而已。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回天无力，并不绝对意味着军国主义本身不能披上一层新的画皮在日本复活。只要安倍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再武装的行动得不到彻底修正，日本将难以说服邻国解除对这一问题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