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中国——凤凰涅槃的崛起前夜（一）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又是一场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波澜壮阔的伟大序幕，由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引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前台。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第三次历史飞跃和伟大转变，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将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当今世界发展的人本化、一体化、信息化、虚拟化趋势，就是推动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重要历史因素。而人类社会实现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过程，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崛起，东西方文化的转变，世界历史的飞跃，21世纪所有这些伟大历史事件能汇聚叠加在一起，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虽然由当初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到其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再到今天凤凰涅槃的崛起前夜，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过程，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实现的。但是这一伟大转变过程的历史起点，却是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把中国推上世界政治文化前台的文化拓展运动，而绝不像一般教科书宣传的那样，是什么迎接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文化接受运动。从那时起到现在的90年，恰恰包含了三个完整的历史阶段：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1979年到2009年的彻底清算革命。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让中国人民见证了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理想与欲望、人与兽之间截然相反的两个文化极端。从而，历史才把执掌21世纪世界政治文化龙头的大任，放到了中华民族的肩上。通过对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简单比较，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逐渐走上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脉络。

　　一、告别全盘西化的亡国之路，提出了民族自救的世界级任务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华民族总是在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候绝处逢生。五四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候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而造成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历史惨祸的，不仅不像改革教谣言散布的那样，是什么闭关锁国、僵化保守，而恰恰是全盘西化，彻底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从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改革开放最彻底的国家，是迄今为止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彻底改革开放。先是30年洋务运动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用主权换和平，用资源换技术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外资潮水般涌入中国，与官僚资本一起瓜分控制了中国经济资源和经济命脉，把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迅速变成了惊人财富。从1861年领导改革开放的总理衙门成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其间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成就，远远超过后来1979年到2009年间的经济成就，GDP总量世界第一，海军规模亚洲第一，仅四大水师之一的北洋水师战斗力就曾超过日本海军。经过洋务运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肥大的国家，肥大得让所有西方列强都垂涎欲滴，首先是弹丸小国日本按捺不住强烈食欲，于1895年派出10多艘军舰，一战全歼北洋水师，从中国获得了超过日本4年财政收入的战争赔款，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十分轻松地落入了日本手中，中国老百姓甚至没有享受到其中一分钱的经济成果。甲午战败及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被日本人占有，标志着当初建立在镇压太平天国人民革命基础上的洋务运动已彻底失败，所谓改革开放已把中国送上了亡国不归路。

　　洋务运动造成亡国大祸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买办集团腐蚀掉了国家力量。他们打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旗号，让天下资源尽数落入官人和洋人手中，联手洋人架空朝廷，官权泛滥，腐败透顶，朝无廉洁官员，军无爱国将领，国家肥大得没有了一块骨头，根本经受不起任何折腾。就以甲午海战为例，当时如果没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向日本舰队提供燃料等物资，日本舰队根本无法同北洋水师抗衡。二是汉奸集团腐蚀掉了民众力量。他们把西方文化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注入中国社会，把中国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用动物本能代替道德法则，把全国民众撕裂成为无数碎片，变成了只有生物本能反应的一盘散沙，在外敌入侵面前，要么选择本能顺从，要么选择理性爱国，所谓理性爱国，说白了就是充当汉奸。甲午战败表明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临头，买办集团主导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一条死路，在改革开放中孳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对立，无论任何国家入侵中国，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入侵者立场上，这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能轻松打败中国的根本原因。在此需要弄清的是，在洋务运动中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把中国推上亡国死路，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所未有，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失误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和中国同时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与中国改革路线完全相反，采取了“王政复古”的强国战略：一是在国家层面铲除买办集团，通过效忠天皇来加强中央集权;二是在民间层面铲除“汉奸势力”，通过宣扬武士道来推广爱国主义牺牲精神。正是通过与中国完全相反的改革路线，一个弱小落后的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改革路线，给两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相反命运：弱小的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庞大的中国成为世界最肥大的国家。

　　这个反差如此巨大的活生生的事实，无论是表面上领导改革开放的朝廷政府，还是实际上支配改革开放的洋务派改革精英，抑或是稍微关心时政的一般百姓，无一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甲午战败后，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财富被日本人尽数掠去，西方各国纷纷公开向中国派驻军队，买办集团更是甩开朝廷政府公开与洋人瓜分中国资源，西方列强通过贿赂李鸿章等改革精英，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和中国领土，越来越大规模分割中国主权，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只剩下政治统一的国家空壳。此时，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大祸的唯一选择，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铲除买办集团，也就是后来五四运动提出的“内惩国贼，外争主权”。这一点，连亿万普通百姓都看得十分清楚。可是，当时主导中国改革开放舆论的西方列强，却通过中国改革精英大肆散布祸国殃民的历史谎言，认为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问题完全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把改革矛头指向了将中国变成西方殖民地的最后一个环节：消灭中央集权。于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头上，战乱和屠杀成为其后几十年一直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死亡阴云。男人随时会被屠杀，女人随时会被强奸，成为宪政改革带给中国人民的基本命运。那些伪自由派、美国鹦鹉等极端右翼卖国势力，总是利用人们的单纯说什么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宪政，才能建成强大和谐的国家，这就如同说只有像狼群生活那样没有栅栏，羊群才能避免被狼群猎杀一样荒谬。历史上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最大规模屠杀，屠杀八千万印第安人，屠杀几乎同样数量的非洲黑人，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无一不是发生在欧美宪政时期。宪政民主不过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屠杀有色人种的一种组织方式，如同没有栅栏是狼群猎杀羊群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如果以此为根据要求羊群拆除栅栏保护，无疑是对羊群的谋杀。当时中华民族就成为西方狼群的猎杀对象。

　　如果说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是对中国的催肥过程，那么接下来八国联军建立刺刀宪政的政治改革就是对中国的宰杀过程。看到中国甲午战败后被日本一次性就掠去了相当于4年多的财政收入，西方列强眼馋嫉妒得几乎要疯了，比西门庆看到潘金莲被武大郎拥有还要更加愤愤不平，于是，所有西方列强如同狼群般地一起扑向了中国。西方列强甚至不通过中国政府随便建立自己的特权，不仅西方资本、西方商人、西方教士等可以随意进出中国，享有各种法外特权，甚至连西方军队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完全如同年老色衰的婊子般被抛在一边，最多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西方列强搂着中国买办集团忘我狂欢的激情放肆，严重刺伤了晚清王朝的国家自尊，曾经声称情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都已感觉到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她想到了民众，想利用义和团恢复大清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民众在民族大义面前，也毅然放下了屡屡遭受清王朝屠杀镇压的阶级仇恨，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抗战大旗，继被全部屠杀的太平天国之后，再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在民众抗战热潮的鼓舞下，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之辈毅然向全体西方列强宣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向全体西方列强宣战(第二次是抗美援朝打败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一战而雪百年耻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官权的王权与民权直接结合。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后，那些声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洋务派买办集团，如同后来叶利钦搞独联体架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样，联合11个省搞“东南互保”，甩开中央政府直接与西方列强签署投降协议，公开与西方列强结成同盟，带走了大清王朝几乎所有的军队。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十分奇特的不均衡战略对峙：一边是一无所有的王权和同样一无所有的民权相结合，一个老太太率领着一帮手无寸铁的农民向全世界列强宣战;另一方面是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军事和领土的官权与世界列强组成的洋权相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刚一对外宣战，控制这个国家绝大部分资源和军队的精英集团，就整体倒向敌人并与本国人民为敌，还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不用出手便已定胜负，况且慈禧太后只不过是把义和团作为同买办集团和西方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根本就没指望义和团能够取得抗战胜利。所以战争一打响，慈禧太后便匆忙踏上了茫茫千里的逃亡之路，把成千上万群龙无首的义和团民众丢给了八国联军尽情屠杀。可叹义和团再次重演了太平天国的惨烈场景：被全体屠杀，无一幸免!

　　所不同的只是，太平天国是被领导改革开放的洋务派领袖屠杀掉的，义和团是被改革开放引进的西方列强屠杀掉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几乎都是对太平天国实行大屠杀的刽子手，特别是曾国藩实行的“南京大屠杀”，被屠杀者超过百万民众，远远超过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当看到80年代翻案风席卷中国大地，曾国藩被平反昭雪进入全国书店和课堂时，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唯一被多次频繁屠杀的民族，为什么所有外国军队只要一踏上中国土地，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大屠杀。从现代中国文化精英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中，人们自然就会得到答案。歌颂大屠杀的刽子手和咒骂被屠杀的人民，是中国文化界独有的黑暗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歌颂对本国人民大屠杀和咒骂被屠杀人民的知识阶层，唯独只有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歌颂除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外的几乎所有屠杀本国人民的刽子手，之所以没有歌颂日军“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是被美国领导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否则，松井石根肯定也和曾国藩一样进入了中国大学课堂。可见，大屠杀的真正凶手并不仅仅是松井石根和曾国藩那些下令屠杀的人，同样应该包括那些歌颂大屠杀的人。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凡是歌颂对本国人民大屠杀的人，都会无一例外地被绳之以法，即使在那些法度废弛的国家，也会被老百姓严厉惩处。只有中国，知识精英在肆无忌惮地歌颂八国联军的大屠杀，在肆无忌惮地咒骂因反抗外来侵略被屠杀的义和团。上个世纪80年代歌颂曾国藩与80年代末的历史悲剧绝不仅仅是历史巧合，目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伪自由主义对八国联军大屠杀的无耻歌颂和对义和团的恶毒咒骂，同样在预示着新的历史大屠杀在不断迫近，只要中国还没有像以色列那样，把歌颂八国联军大屠杀和咒骂义和团的暴徒绳之以法，第三次“南京大屠杀”就不可避免。

　　在镇压义和团和京津大屠杀的血泊中，八国联军用刺刀迅速建立起了中国的宪政制度。对外宣战后便匆忙西逃的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被迫发布了钦定宪政大纲，向西方列强保证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这才换取了返回北京维持傀儡政权的暮年命运。与洋务运动历经34年的经济改革相比，西方列强显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更加迫切，只不过短短5年时间便用大屠杀的方法，急不可耐地把中国推上了宪政道路。估计现代许多西方政治家都十分熟悉这一过程，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就曾多次采用威胁口吻警告中国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否则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在八国联军京津大屠杀和刺刀逼迫下建立起来的宪政中国，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而更像是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对于一心想独吞中国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听命于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严重妨碍了日本人的侵华战略，于是便支持革命党人推翻了大清王朝，把中国变成了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那种封建割据状态，为下一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大清王朝这个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被推翻后，西方列强开始随心所欲地打造中国的宪政模式。一时间，中国变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万国博览会”，什么法国的共和制，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等等，几乎所有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在中国试了个遍，仅民国初年就举行过两次全国大选，走马灯式的连续换了32个总理。结果却是中国越来越弱，越来越乱，越来越分裂，越来越成为西方殖民地，最后完全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历史绝境。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是在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和八国联军的政治改革已把中国推入历史绝境，中国已被全盘西化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爆发的。在被西化到几乎亡国条件下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绝不再可能是接受西方文化的运动，无论是什么“西方先生”都不再可能被接受，而只能是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运动。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五四运动之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整个西方世界推入到战争的血泊之中，彻底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血淋淋的兽性本质，再对照西方列强为瓜分中国制造的封建军阀割据战争，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青年彻底看清了全盘西化的亡国性质，坚决打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旗帜，开辟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时代。虽然反帝反封建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救亡旗帜，但是反帝反封建却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任务，当时不仅中国，包括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而当时同时提出反对国际民族压迫和国内阶级压迫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就担负起了世界级的历史任务。从那时起到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其间3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独立发展道路，正是中国独立发展道路的普遍示范效应，才推动了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往人们总是错误地把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结果。其实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胜利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并不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主要是对有色人种的掠夺、征服和杀戮，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表现为对白种人的殖民化。所以苏联东欧这些国家也就没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工人无祖国便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什么历史贡献，有历史贡献的主要是中国。

　　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

　　如果说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30年，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30年，那么1949年到1979年则是中国人民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推动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由西向东转移，进而一度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30年。在这第二个30年里，中国主要有3件事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以往世界政治斗争固有的历史逻辑。这3件事情就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平改造的经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这3件事情都与当初的五四运动有关，或者说是对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和平改造。采用和平方式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同时解放出来——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物质解放和剥削阶级的精神解放，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的伟大历史创举，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历史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和阶级交替，无论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暴力始终是旧制度的送别者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对生产资料进行暴力剥夺，对旧的阶级进行暴力镇压，对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战犯进行暴力惩罚，一直是社会革命不变的主题，几乎所有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唯独中国开创了和平改造的历史道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剥削阶级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把皇帝和国民党战犯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把日本战犯和平改造成为和平人士和友好使者。所有这些，都为探索人类社会新的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一下世界发展史就会发现，50年代中国和平改造运动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暴力斗争转向了和平斗争。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在客观上成为世界政治斗争方式转变的历史转折点。有时候，观察和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对世界影响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对比一下该历史事件发生前后世界发展方式的变化，如果该事件发生后世界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重大变化，就是该事件的重大历史作用。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就对世界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标志性作用。

　　长期以来教科书上有一种传统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和平改造能够成功，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有关系。其实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并不会减少和平改造的艰巨性，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物和改造者的工人阶级同样也不成熟。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无论从革命进程来看还是从领袖人物来看都十分明显。中国革命的基本进程是农民进城解放工人，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是工人下乡解放农民。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不成熟的标志，就是都不能从阶级内部产生各自合格的领袖。民主革命时期有个向忠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个王洪文。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被捕后立刻叛变。相比之下，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反倒十分坚强。对比一下李大钊和向忠发，张春桥和王洪文被捕后截然相反的不同表现，就会明显看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当时与向忠发一起被捕的妓女都没有交代向忠发是共产党，而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刻下跪交代了一切。如此表现连对手蒋介石都感到齿冷，不屑利用，当即下令枪毙了向忠发。事后周恩来也讲：向忠发的品格还不如一个妓女。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反倒造就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更加具有世界普遍性影响，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国家，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工人阶级不成熟的世界，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变革道路更具有普遍价值。中国变革所具有的世界普遍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前，全盘西化把中国弄到了差点儿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而使中国具有了对外来文化的历史免疫力，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很少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中国能够对世界文化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和平改造旧制度旧阶级的成功，在对世界发展道路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给中国人民自己留下了十分痛苦的政治后遗症。这就是反动阶级没有任何历史恐惧感，一旦复辟便对人民无所顾忌地进行无边报复和全面清算，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历史现象。80年代末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历史反复，但是除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过对人民的大规模报复和全面清算，唯独中国剥夺了人民的罢工自由、四大自由和福利制度。那些贪官污吏、流氓恶霸以及伪自由派等极端右翼势力，对付人民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残害人民的基本心理。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再回来，他们也没有大虐，充其量也就是再接受一次和平改造。如果到时候摇身一变混得好，还有可能成为各级领导者或者名流贤达，所以今天无论怎么作恶都没有关系。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就倒了历史大霉，没有历史恐惧感的精英群体是最野蛮最疯狂的野兽群体，他们加诸在老百姓身上的罪恶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总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那些残害百姓的作恶者唯一感到惧怕的就是等待他们的暴力惩罚，此外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所以连慈悲为怀的佛教都用轮回报应来恐吓作恶者，基督教更是用极端恐怖极端暴力的可怕地狱来警告作恶者。由于残害人民的作恶者最惧怕暴力，所以他们就竭力妖魔化暴力和竭力歌颂制度。因为制度问题永远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抽象问题，永远是一个可以由作恶者随便解释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老百姓永远弄不明白的问题。所有问题只要一归结到制度上，作恶者立刻就会彻底解脱出来，无论双手沾满多少鲜血，都会立刻变得十分轻松干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会如此无耻地忽悠老百姓。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会如此天真地听信这种无耻忽悠。只有中国，只有中国会产生如此无耻的知识精英和如此天真的老百姓。

　　这就是中国和平改造的副产品和后遗症。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后，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发展，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直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给社会主义下过的唯一定义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指出摆脱“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到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课题。因为以往社会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特定阶级特定集团的自由和民主;封建社会的自由民主，是当权者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是有钱人的自由民主;其共同特点，就是都把老百姓排除在外。封建社会以官为本，实行的是权力一花独放，官府一家独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为本，实行的是金钱一花独放，老板一家独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胜利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办法，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共产党一家独鸣，并且全世界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和共产党一家独鸣，是不容怀疑的天经地义。当时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各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疯狂攻击，以及文革结束后中国打着“拨乱反正”旗号全面恢复苏联体制，就反映了当时苏联东欧共产党和中共党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难以调和的政治分歧。从那时起，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毛泽东便开始和他的国内外同事分道扬镳，走上了党内越来越孤独的道路。在阶级社会中，坚持人民利益的政治家永远都是孤独的，坚持人民利益的人民领袖则更加孤独，因为人民领袖唯一拥有的就是人民，而人民又被庞大的官僚机器隔离在高墙大院之外。在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在用毕生精力同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作斗争，而其他所有国内外领导人都顺应了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成为这架庞大官僚机器的政治傀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仅是一个人民的自由民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问题。封建社会的发展是由权力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竞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来自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后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通过恢复剥削和压迫来获得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又受着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约束，难以彻底恢复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结果就是发展动力越来越弱小，发展越来越缓慢，社会越来越僵化，人民越来越不满，直到最后被人民所推翻。显然，社会主义要想长远发展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必须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不如说是坚持人民利益的毛泽东独自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竞赛和整个社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应该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第一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第二次是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世界数百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第三次。只是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失败了。失败不仅仅是来自国际共产主义社会的反对，主要是来自中共内部的反对，特别是刘少奇在理论上和邓小平在实践上的反对。

　　虽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刘邓等人是根本一致的，但是在党群关系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讲，实行人民民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还是单方面保持党对人民群众的绝对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人民利益的毛泽东，与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刘邓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党群关系上中国官僚集团的政治宣言。其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依靠群众监督，而是依靠自身修养。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才会既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又能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民主运动。只是由于这场人民民主运动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它的迅速失败。一是共产党内“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传统势力相当强大，强大到能够把除毛泽东之外的任何反对力量毫不费力地碾成粉末；二是当时的传播手段决定了参与鸣放的不是人民群众，而大都是敌视人民利益，敌视人民革命的知识精英，他们迅速把矛盾推向极端，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党内反对派以此为根据向毛泽东摊牌，一下子把毛泽东逼入了政治死角，逼使毛泽东被迫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变成了反右的政治运动，其政治对手乘机实行反右扩大化，一夜之间把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更严厉打击了知识分子，可谓名副其实的一箭双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失败，是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到的第一次巨大失败，并且失败得一塌糊涂。而在党内一直没有什么威望的刘少奇大获全胜，大家很少注意到的邓××更是一战成名，二人双双成为中国官僚集团公认的政治领袖，中国刚刚建成的社会主义摩天轮缓缓开始了历史倒转。

　　虽然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失败了，但是采用文化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方法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大家不妨对照一下50年代前后的美国，就可以看出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对世界的影响。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典型代表，可是在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前，美国对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政治迫害和恐怖手段，连美国自己后来都承认不亚于法西斯纳粹，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有力证明。只是在50年代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才走上了用文化手段解决意识形态争论的发展道路。所以，虽然按照西方文化“只向胜利者致敬”的规则来衡量，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确是失败了，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本身，标志着中国已开始接近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然格局，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失败，让人想起了流传民间的那个佛魔对话——

　　魔对佛说：你在，我没有办法。等你不在了，你的护法不在了，我让我的徒子徒孙全部穿上袈裟，不愁佛法不灭。

　　佛听后潸然泪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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