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关键是由谁来约束，权力笼子的钥匙掌握在谁的手中？

——为《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一文所做的按语

        中国右派对左派最常见的指责，就是指责左派反对约束权力，反对约束官僚。而这个指责又是最为荒唐可笑的。当今中国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权力约束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有谁来约束，权力笼子的钥匙由谁来掌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恰恰是当今中国最复杂的问题。

　　当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于有三种力量的相互斗争。这就是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和人民大众。作为执政的官僚集团，不想要任何外部约束，只需要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约束，也就是所谓党内民主。作为资本集团是要建立资本对权力的约束，也就是西方国家的资本民主。作为人民大众，需要建立对权力的民众约束，也就是大众民主。目前这三种政治力量处于犬牙交错的相互斗争之中。

　　一方面，在对待权力约束问题上，代表资本集团的右派和代表人民群众的左派，都认为应该对权力进行约束，对官僚集团进行约束。就这一点而言，左派和右派的认识是共同的，都认为应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在由谁来约束的问题上，这由谁来掌管笼子钥匙的问题上，左派和右派又形成了不共戴天的矛盾。左派认为应该由人民群众的约束，建立大众民主，把笼子的钥匙交给人民大众；右派则认为，应该有资本集团来约束，建立西方式的资本民主，把笼子的钥匙交给资本集团。

　　而中国官僚集团恰恰利用了左派和右派的这个矛盾，把左派和右派之间由谁来约束的矛盾，偷偷换成了要不要约束的矛盾。由于中国的右派既代表国内资本集团又代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变成了买办和汉奸势力，把民主约束的问题和颠覆中国的问题混在了一起，所以只要右派呼吁建立权力约束机制，在客观上就形成了敌对势力和汉奸势力的颠覆活动。人们为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就要同敌对势力和汉奸势力作斗争，如此以来就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对官僚专制的保护，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代表人民群众的左派是反对约束权力，反对约束官僚。这就是中国极右汉奸势力和一般右翼势力，既反对中国政府又反对中国左派，往往把左派骂做是官僚集团走狗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大众民主问题上，中国官僚集团和中国资本集团又是完全一致的，都把大众民主视为是洪水猛兽，看作是历史浩劫。这就决定了在权力约束问题上彼此之间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在对待人民大众的问题上，在对待大众民主的问题上，彼此之间又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容的资产阶级那样：“虽然他们在竞争中表现出彼此是虚伪的兄弟，但是面对工人阶级他们却是真正的共济会团体”。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反毛反共反华的著名汉奸右翼人士，能够登堂入室行走于高层之间，甚至成为决策层核心成员，而那些冒死捍卫共产党的左翼人士反而遭受残酷打压的根本原因了。

　　总之，当今世界进入了民主时代，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却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官僚集团要建立权力主导的党内民主，国内外右翼势力要建立资本主导的资本民主，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要建立人民主导的大众民主，这三种民主制度的选择，就是当今中国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而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否定和排斥大众民主的主要手段，就是妖魔化探索大众民主制度的文化大革命，只要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彻底否定了大众民主，这就是我们呼吁和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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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我们纪念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使百余年被西方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历史上第一次翻身当了主人，同时还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并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孕育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伟大的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分别奠定了新经济时代的文化和技术基础;新技术革命又经过二十多年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以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把人类社会推入了人本主义的崭新时代，这是比农业社会取代蒙昧社会、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更加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变。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与现有的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集团政治形成了尖锐冲突，在客观上需要新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这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形成的大众政治制度。如果说目前世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由传统经济时代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变，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由大众经济取代资本经济、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历史大潮，则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强有力的历史验证，并且会在客观上推动这一理论更加发扬光大，成为21世纪大众政治制度发展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同时也是并且将越来越是世界人民的毛泽东，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整个世界都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

       世界正在进入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却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历史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即将展开的以精英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推向内乱和解体的道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家产，殖民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毁掉了家园，那么精英化的集团政治改革，有可能会把中国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概念，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解体的东方大国，只是解体后的状况会更加糟糕。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国家，由于完好保留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共同的文化资源，彼此能够和平共处，人民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动荡。而中国解体一旦发生，已经崩溃的道德体系和濒临崩溃的生态环境，以及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将使整个社会立刻陷入可怕的生存危机和无休止的内乱之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人民都会付出极其惨重的巨大代价。之所以说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抢劫式的私有化改革和权力买卖的市场化改革，将社会完全撕裂为彼此仇恨的贫富两个极端和没有丝毫价值认同感的无数碎片，彻底摧毁了国家统一的社会伦理基础，所有社会群体包括依赖国家机器发了大财的权贵集团，都对国家失去了基本认同感。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当初国共两党杀得血流成河，但是至少在中华民族利益上彼此是认同的，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彼此也是认同的，可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在国家、民族、公理、正义等维系社会的基本问题上失去了认同感，甚至连彼此对话的语言认同感都失去了。失去基本认同感的国家比肥皂泡还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化为乌有，当初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区区上千日军能够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无一不是各种社会力量丧失了国家认同感的结果。当代表国家的官僚权贵达到邪恶顶端时，任何入侵者都将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至少会给老百姓一个希望，哪怕是纯粹空幻的希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危难时刻更加糟糕的是，在抢劫式私有化把社会撕裂为碎片的同时，经济殖民化发展又把国际垄断资本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并与地方官僚买办势力融为一体，一旦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到位，这些外资马上就会浮出政治水面，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分裂中国的在华势力，再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那种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并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形成对立，这种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矛盾现象同样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私有化改革属于印地安式改革，如同当初武力占领美洲的白人一样，强行宣布自己是全部财产的主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白人几乎把原来的主人印地安人全部杀光，中国则是把原来的工厂主人工人全部赶走，宣布财产已被“管理层收购”，即所谓MBO。当全部中小企业都被“管理层收购”以后(之所以是打引号的收购，因为收购者并不支付一分钱)，整个国家资源便成为收购对象，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收购不再限于管理层，而是联合外资共同收购，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从外资那里获取巨额回扣。这种把整个国家资源和以往创造的全部产品迅速变现的私有化改革，虽然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庞大无比的富豪群体，并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伦理障碍：中国富豪群体获得的巨额惊人财富没有任何合法性依据，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无法找到占有这些财富的伦理依据。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最野蛮抢劫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没有过的“非法占有现象”。以往各个社会无论其贫富分化多么严重，无论其财富掠夺方式多么残酷，但是至少都符合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伦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在没有提出新的政治伦理之前，这种财富占有方式就是神圣的合理的，任何侵犯行为都没有合法性依据，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理直气壮的道德基础。而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无论是扒房子圈地，还是抢劫企业出卖资源，所凭借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这种流氓土匪山大王的伦理法则，无论是站在古老东方文明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立场上，都与国家的政治伦理格格不入。这就使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尴尬境地，获取的惊人财富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光环，把自己推上社会羡慕的荣誉顶峰，反倒背上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成为社会讨伐的目标，成为社会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社会的诅咒中滑向由仇恨构成的恐怖地狱。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财富集团同时也是荣誉集团，像目前这种财富集团却成为邪恶集团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利益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丧失了任何精神家园的流浪野狗，无论按照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的政治伦理来衡量，他们都是一群天良丧尽、人伦尽失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罪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已经在地狱安家的邪教组织。中国利益集团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和犯罪性质，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去维护和扩大民族利益，如同当初德国纳粹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那样，而是一定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解体。尽管目前他们还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继续掠夺，但是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调和的历史敌对性质，一旦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文革决定了这种政治基因随时都会复活)，等待他们的将是毁灭性灾难。毛泽东生前曾说，文革不是一次，以后还要进行许多次。虽然中国利益集团对毛泽东本人全盘否定，但是对于毛泽东的预言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3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反对所谓极左，就是担心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再次爆发文革。集官僚、买办和汉奸于一身的民主社会主义，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就能逃避历史清算。而这个集团的主流却十分清楚，只要共产党一消失，中国民众的革命清算立刻就会火山般爆发，并且这种清算会遍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对他们来讲，不管共产党继续存在与否，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华民族还存在，就无法逃避最终被清算的命运，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中国分裂，中华民族解体，所有罪行都会随着中华民族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改革三十年来，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台独、藏独和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加上利益集团这股最大的内部分裂势力，终于让百余年一直图谋肢解中国的西方势力，第二次找到了之配合的国内政治力量。曾占据了中国历史三分之一时间的内乱分裂的巨大魔兽，正煽动着令人颤栗恐怖的黑色翅膀，悄悄飞临中国上空。那个老人终于可以安息了，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说过“我死了，某某(指子女)他们也活不成”，为了让子女在自己死后能够活下去，就只有让中华民族活不下去。这是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要做慈祥的父亲，就只能做民族的罪人，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肢解中国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摧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精英分权的集团政治体制，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为西方国家肢解瓜分中国创造制度基础。或许现在许多人还意识不到以精英民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悲剧命运，如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人们意识不到私有化改革的悲剧命运一样。如果最初人们就知道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就是人们重新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就是上千万妇女沦为娼妓，就是下岗工人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去当舞女，就是妻女亲娘含着眼泪把父兄儿子送进不见尸骨的黑煤窑，就是每年数百万人因看不起病死在医院外面……，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欢呼这种改革。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质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发展过程：当人们能够改变悲剧命运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悲剧结局;当人们意识到悲剧结局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已经失去了改变悲剧命运的机会。中国改革精英独有的邪恶品质，更是加重了中国百姓的悲剧命运。主导中国改革的精英集团一直都是依靠谣言和诈骗推动改革，他们直到现在仍然炫耀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过程，先不说到哪里去，一路也都瞒着你，等到了地方把你卖掉你再知道已经晚了。所谓“打左灯向右拐”“目标天津谎称是廊坊”等，都是他们不断炫耀的欺诈伎俩，善良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骗得浑身精光失去一切的。中国人民已经被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拐卖过一次，绝不能再被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次拐卖;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失去的只是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那么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让老百姓失去国家本身;失去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可以恢复，一旦失去国家本身将意味着彻底毁灭。

       经济殖民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精英民主化，将使中华民族立刻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通过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使国家陷入内乱、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要么通过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许多右派和中间知识分子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纯粹废话。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任何政治体制都讲民主，只是民主的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集权政治的民主，是只限于权利集团内部的民主，是只有政治精英享有的民主，其他集团和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集团政治的民主，则是权利、资本和知识三大精英集团之间以及他们集团内部的民主，属于精英民主，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只有大众政治的民主，才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中国的资本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为了从权利集团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权利集团内部也为了利益瓜分更加均衡，便努力编造了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比单个集团控制社会更加优越的谎言，什么多党制衡优于一党专制、民主分权优于集权专制等都属于此类谎言。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和现实一比较就会发现完全是谎言，他们所谓的民主分权，是把广大民众完全排除在外的一种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赃游戏，不仅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各个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在客观上部分地反映民意，反倒是三大集团联合起来形成铁三角，共同欺压老百姓，使老百姓陷入更加绝望的悲惨境地。权利集团借助资本集团的市场力量买卖权力，把公权变现为私产;资本集团借助权力集团的政权力量强取豪夺，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知识精英集团为官求财的奴才本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成为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豢养的宠物，唯一的功能就是如何讨好主人，获取一块更大的带肉骨头。如果说集权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只是遭受一个集团的掠夺，那么铁三角式的集团政治将使老百姓同时遭受三个集团的掠夺，如果说强奸是一种罪恶的话，轮奸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不能因为强奸是犯罪，就用轮奸这种更大的犯罪来取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卑鄙就在于他们打着反对强奸的口号，大肆宣传轮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可以说，在反对人民行使大民主的问题上，中国三大精英集团不仅立场完全一致，甚至不共戴天的仇恨程度都大致相同，他们是在排除大众民主的前提下反对集权专制，如果在集权专制和大众民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专制。其实，他们所谓的集权专制本身就是在否定和镇压大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30年来他们一直把文革中的大民主妖魔化为“空前的历史浩劫”。可见，中国精英集团所谓的集权和民主不过是他们“放牧百姓”的不同方法，无论放牧方法怎样改革，放牧者都不能和猪马牛羊享有同等民主权利，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实行民主改革的实质。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走仅仅实行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道路，也不能走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道路，只能走实行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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