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国何止是强硬了这一次！

 

　　中国代表团团长和谢振华在德班气候峰会上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痛斥，确实让人感到痛快。只是这并不是中国唯一一次的强硬，虽然中国腐败严重，但是这种对外强硬的官员和将军仍然有许多许多，去年香格里拉峰会上，中国女将军姚云竹对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严厉驳斥，同样让人感到十分痛快。这种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中国官场和媒体界奉行“对抗没有出路”的汉奸宗旨，对此不提倡不报导，致使大家不知道而已。

　　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历朝历代招致亡国灭种的对外软弱，都是政府的软弱，而无论是在将军还是在文官当中，践行“文死谏，武死战”的慷慨悲歌之士从来就不缺乏。甲午战争以来的许多日军作战日志中都明确记载着，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与其军阶而高低是成反比的，军衔越高的军人战斗力越差，军阶越低的军人战斗力越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军阶而越高的军人受政府影响越大，就越是软弱怕死，而距离政府越远的军人就越是不怕死。

　　与西方政府相比较，历史上中国政府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每当国难当头时，政府不仅不是抗战的正能量，反倒是抗战的负能量。西方政府无论好坏，在对外战争中则一般都是正能量，帮助侵略者镇压本国抗战力量的往往比较少见。历史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国难当头时往往会成为负能量，主要是支撑政府的两大力量是汉奸势力及其孪生兄弟“五毛党”。汉奸势力总是勾引外敌造成政府没有力量对外作战，“五毛党”又把百姓推向政府对立面造成政府不敢对外作战，所以在外敌面前总是软弱妥协，最终亡国。这也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重提“造反有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主席在文革中重提“造反有理”，绝不仅仅是限于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这个层面，而主要是探索如何解决未来中国变质的问题。文革中毛主席曾经问过许世友，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貌似天不怕地不怕的许世友欺骗主席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进京。在此我们不去理会许世友的是是非非，在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主席重提“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并且把这个口号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血之中，所需要的就是许世友这个回答。

　　毛主席看得很远很准确，只要中国的官员和将军，特别是中国的广大民众，如果都能够形成这种对内敢造反、对外敢作战的大无畏精神，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变色，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次遭到侵略。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治军严格的毛主席才会在一个一般人认为最严格的方面，对官兵从不加以追究，这就是对外来入侵者擅自开枪。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来犯，击落入侵敌机，击沉入侵军舰等，几乎很少有请示上级等候命令再开枪的，几乎都是警告以后对方不听，就立刻击毙击落击沉，多一句话都没有。七十年代一个营级干部孙玉国为了一个巴掌大的珍宝岛，率领战士消灭了前来巡逻的苏联边防军，就是一个典型战例。

　　所以在那个年代，是绝不可能出现王伟烈士这种悲剧的。2001年，当看到王伟被入侵的美国侦察机撞落牺牲时，王伟的僚机的导弹雷达就锁定了美国侦察机，连续不停的反复请求地面指挥中心，要求击落美国侦察机，可是地面指挥中心始终没有任何回答。僚机在油箱即将耗尽的情况下只能被迫返航。而最让中国军人羞辱的是，受伤的美国侦察机居然跟随着僚机降落在了海南军用机场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不仅是让中国军人感到羞辱，而是让整个共和国和13亿中国人民感到羞辱不堪，那简直就是中国人的一场噩梦。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王伟的僚机当时就会将美军侦察机击落或者俘获，绝不可能让其跟随自己大腰大摆地降落在自己的机场上。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和现在的一个重要差别。

　　可以说，谢振华团长和姚云竹将军如果不是被美国官员对中国侮辱和损害所激怒，一怒之下而没有请示，也就不会展示出中国人民的凛然正气，中国也就只能成为那种场合中美国人眼里可以随意欺侮的小瘪三。这就是中国政府在维护民族利益上由软弱造成的负能量。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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